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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帅波: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七年国家粮食市场研究

更新时间:2020-07-24 20:49:27
作者: 何帅波  

   摘    要:

   统购统销政策实施以后,中共中央要求各地设立国家粮食市场,允许农民进行互通有无的粮食调剂,希望借此缓解农村粮食紧张局面,同时将农民的粮食交易置于政府监管之下。不过,很多基层干部和农民对这一新生事物心存疑虑,不少国家粮食市场并未发挥出预期效果。国家粮食市场的设立为农民提供了一定限度的自由交易空间,由此导致交易价格远远高出牌价。在政府看来,这影响了统购任务的完成。所以在1957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决定关闭大部分国家粮食市场。国家粮食市场既是解决统购统销带来的问题的尝试,也是建立一种新型市场的尝试。

   关键词:国家粮食市场; 粮食交易; 统购统销; 黑市;

  

   统购统销政策实施以后,一方面,政府对粮食的掌控能力大大增强,农民生产的粮食大量被征购;另一方面,原有的粮食自由市场被取消,农村粮食交易陷于停滞。这使得城乡物资交流受到阻碍,农村出现粮食紧张的局面。为了解决统购统销带来的问题,政府决定建立国家粮食市场。这意味着在一段时间内,农民依然拥有交易粮食的政策空间。

   国家粮食市场是1954年至1957年间,由政府设立和管理,供农民直接进行粮食交易的场所。当时,作为农民之间进行粮食交易的唯一合法场所,国家粮食市场被认为是统购统销政策的重要补充。已有关于统购统销的研究对统购统销之后的粮食市场问题较少关注,人们甚至有种刻板印象:统购统销实施以后,农民之间的一切粮食交易均被禁止。近年来,毛泽东时代的自由市场政策渐为学界所关注1,但相关研究没有注意到粮食市场的特殊性,似乎将其与自由市场混为一谈。有学者虽然对这一独特的市场形式给予了注意,但只是在研究1953年以前的粮食市场时捎带提及2。迄今为止,学界还没有关于国家粮食市场的专门研究。全国范围内的国家粮食市场存在仅三年左右,开开停停,交易亦不活跃,并未发挥出预想的效果。这可能也是它没有引起学界关注的原因之一。

  

   一、国家粮食市场的建立

  

   随着大规模工业建设的开始,粮食供求矛盾凸显,市场收购已不能满足政府需要。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提出了统购统销的设想,主张“粮食基本上由国家经营”3。“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成为统购统销政策的基本内容之一(3)。

   酝酿统购统销时,政策制定者并未打算彻底取消粮食市场。在1953年10月的全国粮食会议上,中共陕西省委书记马明方认为,统购统销以后,“要防止城乡一切粮食交流均停顿,如把农民之间的自行调剂一下卡死,我们又供应不上,会把农民搞翻”4。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说:“粮食市场是否全部由我们包下?我们现在是定额征购还不是余粮征集。”5言下之意也不赞成完全取消粮食市场。陈云则表示,农民之间少量的粮食调剂可以直接进行,“如果是在集镇上,就应该到交易场所去,这个交易的场所应该摆在政府的管理监督之下”6。在政策制定者看来,统购统销实施以后,还应该允许农民之间的粮食调剂,允许粮食市场继续存在,但这个粮食市场不是自由购销时期粮食市场的缩小版,而是另起炉灶,由政府建立和管理的国家粮食市场。

   政务院发布的《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规定,农民在完成交售公粮和统购粮的任务后,可以“在国家设立的粮食市场进行交易,并可在农村间进行少量的互通有无的交易”,城市居民亦可“到国家设立的粮食市场进行相互间的调剂”7。根据《粮食市场管理暂行办法》,集镇的旅店、熟食业、复制业8等也被允许“到指定的国家粮食市场进行采购”。该办法还要求各级政府根据当地情况,制定管理国家粮食市场的补充办法或试行细则。(9)

   统购统销的实施确实达到了控制粮食的目的。1953年粮食年度9,全国实际粮食购入784.5亿斤,超过计划75.5亿斤,比上年度多收177.9亿斤10。然而伴随着统购统销的强力推行,国家粮食市场并没有建立起来,仅剩的粮食交易空间反而有被完全禁止的趋势。从农村征购数量巨大的粮食,农民又缺乏获取粮食的渠道,这势必对农民生活和整个农村经济带来冲击。1954年初,统购统销甫一实施,一系列问题即显露出来。

   首先,农民获粮无门,政府左支右绌。统购统销以后,原有的粮食集市被取消,农民粮食不足,只能转求政府,政府却又无力满足农民的粮食需求。山西省太谷县上庄乡农民韩春保的妻子生了小孩,他想买些白面给妻子吃,跑了三个村子皆空手而归11。在江苏省泗阳县八集区,有的村成立了“福利小组”,农民如需购粮,需要经小组七个委员全体签字盖章。农民挖苦说,“福利小组”成了“不利小组”。也有一些地方对农民有所让步。河北省乐亭县李家庄干部一天就给75户农民写了购粮介绍信。还有干部认为,“统购是任务,统销不是任务”,“谁来买就卖给谁,买多少给多少”。12有的地方为了鼓励农民卖粮,采取“以销助收”的做法,粮食销售大大突破计划指标。山东省1953年11月购粮1亿多斤,同月售粮2.78亿斤;12月购粮1.5亿多斤,同月售粮3.6亿斤。除了销大于购,粮食销量还一直增长。江苏省1953年8月售粮4.53亿斤,12月售粮竟达6.59亿斤。其中淮阴专区12月粮食销量比11月增长252%,徐州专区增长172%。13农民缺粮问题无法解决,与政府的关系就会紧张。农民的粮食需求无限制地得到满足,又会突破供应指标。政府迫切需要一个既能解决农民缺粮问题,又不动用计划指标的两全之策。

   其次,农村服务业用粮缺乏,整个生产链条受到影响。粮食在农村整个生产链条中处于上游,粮食的缺乏会影响其他行业,其他行业停工减产反过来又影响到粮食生产。统购统销实施以后,城乡食品业、熟食业、饭店、复制业等服务业被禁止自行采购粮食,只能由国家粮食部门供应或到国家粮食市场采购。在农民口粮尚难满足的情况下,政府自然不可能把过多的指标拨给服务业。加之各地的国家粮食市场均未设立,服务业从业者无处购粮,纷纷歇业。山西省太谷县上庄村原有三家饭铺,此时都因为缺少面粉而停业,给农民日常生活带来不便。村里的老汉们说:“活了七八十岁,没听过上庄村买不上烧饼。”14大量粉坊和豆腐坊也因缺原料而停工。据不完全统计,仅河北停业的粉坊和豆腐坊即达六万多家。红薯渣、玉米渣和豆腐渣等是猪饲料的主要来源,粉坊和豆腐坊的停业引起连锁反应———猪饲料无法供应,生猪存栏率降低,城市猪肉的供给和出口计划也难以完成。15生猪存栏的降低还导致农村积肥减少,又影响了粮食产量的增长16。

   再次,粮食交易停顿后,整个农村市场陷于僵化、停滞,城乡物资交流不畅。统购统销政策只是取消了粮食自由市场,其他大部分商品仍可自由交易。但粮食在市场中处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枢纽地位。粮食交易不仅在各类交易中比重极大,而且是其他交易的资金来源。粮食脱离了自由市场,整个农村市场就“起了一个带根本性的变化”17。据华北财委调查,华北“实行粮食统购以来,初级市场几陷于停顿。目前除忻州、运城、张家口、唐山等少数地区已经恢复外,绝大部分地区仍然异常死滞”18。除了粮食,经济作物和土副产品也是供应城市的重要物资。这些产品的种植者或生产者原本通过市场获取口粮,统购统销以后禁止粮食自由交易,他们的口粮得不到充足供应,只得少种甚至不种经济作物,而改种粮食。这些产品减收,城市相关行业难以维持,市民缺少供应,生活受到影响。乡村经济作物和土副产品不能充足供应城市,城市的工业品也无法推销到乡村。“一五”计划所需大量资金是通过工农业剪刀差积累的。统购统销以较小代价获得了农产品,这只是一个环节。另一个环节是部分工业品销售到农村,如此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循环过程。统购统销以后,农民缺钱少粮,无力购买工业品。乡村商业部门因资金周转不开,无力订货。这种状况影响了城市的工业生产,“减产的现象已不断发生”。城乡商品销售量的下降,导致政府税收显著减少。华北地区1954年2月的税收比1月减少30%,华北财委告诫:“这种情况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将会造成城乡经济严重脱节,甚至打乱国民经济计划,影响整个国家建设。”(1)

   对于统购统销带来的问题,一些地方开始尝试利用国家粮食市场这一形式加以解决。中共中央华东局认为,如果把粮食交易所19办好,鼓励农民相互调剂,“就可以大大减轻供应压力”,因而打算先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予推广”20。设立国家粮食市场在全国尚无先例,华东局遂将该意见上报中央。1954年2月6日,中共中央批转华东局的意见,并指出:“各地农村和集镇的粮食计划供应和组织粮食交易所的经验,希随时报告我们。”21

   事实上,在华东局之前,河北省邯郸专区已经开始设立国家粮食市场。1953年12月20日,中共邯郸地委召开各县负责经济工作的县委负责人和工商科长会议,研究建立国家粮食市场的办法。会后一个多月,全区就建立了72个国家粮食市场。22中共邯郸地委将这一做法报告给中共河北省委,省委又上报中共中央。山西省太谷县上庄乡也通过组织农民之间的粮食调剂,缓解了粮食紧张。中共山西省委获悉这一情况后,意识到建立国家粮食市场既能解决农村粮食问题,又不用动用政府供应指标,便将相关经验上报中共中央23。华北财委党组也就统购统销以后农村市场的停滞问题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7)。

   陈云得到这些信息以后,随即找商业部副部长姚依林谈话,表示“对粮食、油脂需要退一下———宣布统购结束,恢复农民之间的市场调剂”24。据薄一波回忆,正是中共邯郸地委、山西省委和华北局财委的报告,引起了中共中央对建立国家粮食市场问题的重视25。中共中央开始要求各地“举办由国家领导而无私商参加的粮食交易集市,以解决农民之间的互换和交易”,认为“这种措施,正合时宜,各地均应参照仿行”(10)。

   1954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限期建立国家粮食市场的指示》,要求各地在当年6月将国家粮食市场普遍建立起来26。于是,各地开始加紧推动这项工作。中共中央华东局要求:“凡有基层供销合作社的地方,一律争取于六月中旬以前建立起来,无基层合作社的地区,需建立粮食市场者,亦应争取于六月底前全部建立。”(2)

   之前,不管中央还是地方,对建立国家粮食市场只是强调试点和总结经验,现在则要求短期内普遍建立。中共中央要求各地“不必过久地搞试点工作”27。《人民日报》说得更直接:“现在已经不是讨论应不应该建立农村粮食市场的问题,而应该是进一步解决建立的时间、步骤、方法等实际工作问题了。”28

   很快,全国各地兴起建立国家粮食市场的热潮。1954年5月初,20个省共建立了12513个国家粮食市场29;6月底,全国建立的国家粮食市场约为17300个30;7月22日,达22342个(7);7月底,增至24387个(8)。

  

   二、国家粮食市场上的干部与农民

  

   虽然中央政府一再推动,各地国家粮食市场的建立过程却并不顺利。基层干部和农民心怀疑虑,国家粮食市场很难发挥预期作用。

   1954年5月底,夏收将至,中央认为建立国家粮食市场“迟了,耽误工作,少了,不起作用”,要求各地必须在6月底前普遍建立起来。但是,“许多地区的市场建立工作,还停留在试点阶段,准备等到试验工作取得成熟经验,而后再慢慢推广”31。有的地方6月底才着手推进这一工作,实际建立起来时,已是夏季统购以后(10)。

国家粮食市场建立以后,很多地方对这一工作不予重视,刚建立的市场不久即陷入涣散。在河南省商丘专区,国家粮食市场被视为解决粮食问题的临时性手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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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CPC History Studies 2020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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