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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玉红:中兴形象的构建:光武故事与宋高宗政治

更新时间:2020-07-23 23:14:43
作者: 何玉红  
是高宗中兴形象塑造的重要策略。

   靖康二年 (1128) 四月四日, 耿南仲等上表劝赵构即位, 列出诸多祥瑞, 其中称:“黄河之渡则阴未凝而冻忽合;济州之瑞则红光见而火德符。天命章章著闻, 周之武王, 汉之光武, 何以过此?”②符瑞是“天命”在此的征兆。寻找赵构祥瑞的朝臣, 却举出东汉光武称帝祥瑞的“先例”。

   在五运轮替中, 东汉以火德昌兴。③刘秀即位前, 强华奉赤伏符:“四夷云集龙斗野, 四七之际火为主”, 所谓“符瑞之应, 昭然著闻”④。赵宋亦为火德, 赵构重兴赵宋火德与刘秀振兴汉室火德的相似性, 为朝臣所看重。“济州之瑞则红光见而火德符”当如是解。

   “黄河之渡则阴未凝而冻忽合”, 实际是将光武“滹沱河冰合”与“泥马渡康王”两个故事勾连起来的叙事。这堪称中国古代帝王符瑞营造中的妙笔。

   作为赵构“受命之符”的“泥马渡康王”故事, 在南宋广为流传。①有趣的是, 在南宋“泥马渡康王”叙述中, 增加了光武“滹沱河冰合”故事的比附和解读。这是宋高宗符瑞制作中的重要一环。

   关于“滹沱河冰合”, 《后汉书·王霸传》载:

   及王郎起, 光武在蓟, 郎移檄购光武……光武即南驰至下曲阳。传闻王郎兵在后, 从者皆恐。及至滹沱河, 候吏还白河水流澌, 无船, 不可济。官属大惧。光武令霸往视之。霸恐惊众, 欲且前, 阻水, 还即诡曰:“冰坚可度。”官属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语也。”遂前。比至河, 河冰亦合, 乃令霸护度, 未毕数骑而冰解。②

   对此事, 《东观汉记》③《后汉记》④《续后汉书》⑤《宋书》⑥等有简要记载。作为“天意”的象征, 此事被纳入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的历史叙述中。⑦

   在南宋政治话语中, “滹沱河冰合”的叙述呈现出连接高宗符瑞的新路径。赵构即位前, 官属劝进称, “合春冰乃受命之始”⑧, “合春冰”开始进入高宗符瑞谱系之中。时人言赵构“渡于河而河冰合, 至磁州而神马迎, 天心眷矣”⑨。建炎二年 (1128) 十月甲寅, 高宗感叹:“向自相州渡河, 野中寒甚, 烧柴温饭, 用瓢酌水。”对此, 汪伯彦曰:“追念此时, 与光武滹沱河燎火食麦饭何异?皆中兴之象也。”?10高宗想起“相州渡河”诸事, 臣子以光武“滹沱河”故事予以解读, 出现二者的比附叙述。

   建炎四年 (1130) 八月, 綦崇礼遵朝廷之令, 编辑汉唐旧事为《进御故实》进呈高宗。其中《论王霸从光武渡滹沱河事》, 是“滹沱河冰合”与“泥马渡康王”两个故事融合叙述的完整呈现。

   《论王霸从光武渡滹沱河事》抄录上述《后汉书·王霸传》中的记载, 论曰:

   臣观光武初至河北, 会王郎之乱, 求帝甚急。方从蓟中晨夜南驰, 而郎兵在后。使滹沱之水, 或不得渡殆矣, 安能中兴汉业, 绵祀二百, 与西京之盛比隆而继美哉?当滹沱之未济也, 闻候吏之言, 众情危惧, 将有离散之忧。王霸诡以冰坚可度还报, 而众果得济。虽脱于险难, 实天相之。

   綦崇礼对“滹沱河冰合”的解读, 焦点和结论是“实天相之”。借前朝“故事”阐述其“关涉治体”的时代意义, 綦崇礼转向对现实的评述:

   窃闻陛下初以大元帅起兵相州, 将济河, 如大名, 以图入援。是时我师单寡, 敌骑充斥, 浚滑既梗, 而贼营牢固, 度不得前。忽报洹水渡河冰可济, 遂趋洹水路, 向晚, 候骑言冰已拆, 盖节近立春, 冻当解矣。官属失色, 莫知所为, 未敢以白也。黎明, 前锋报河冰复合, 众情大悦。时久雪阴晦, 及时开霁, 天日清明。陛下乘小车安度, 师徒独后乘粮车, 以冰薄不能胜, 有陷溺者。既度, 三军欢噪。

   比较“滹沱河冰合”与赵构“渡河”的叙述, 可简化为相同的情节:追兵迫近→大河当道→大河冰合→王骑渡河→河水冰解。相同的叙述模式要传达何种信息, 取决于臣下连贯古今的“解读”:

   盖天以大业付陛下, 则神之相之, 有非人力所能为者。是以中兴宋室, 同符汉光, 祚嗣之隆, 未易量也。①

   两个“渡河”故事的契合点是“天相之”。綦崇礼对光武“故事”与高宗“时事”相似性的解读, 从光武“脱于艰难, 实天相之”始, 落脚于“天以大业付陛下, 则神之相之”, 转化为高宗天命所在的符瑞, 可谓费尽心思。

   曹勋是高宗形象塑造的积极参与者, ②其对高宗的符瑞极尽渲染, 其中就称, “及东渡大河, 冰坚彻底, 渡骑未毕, 冰已流澌。此天兆中兴, 同符世祖者”③。危难之际, 圣人自有天助。康王“东渡大河”的具体情节与光武“滹沱河冰合”近乎一致。

   历史编纂是王朝正统性建设和帝王形象构建的重要工具。绍兴三年 (1133) , 汪伯彦受诏编撰《建炎中兴日历》, 其中就高宗的祥瑞称:“黄河合冻, 发光武滹沱之祥……应天顺人, 大一统自今以始矣。”作为赵构即位历程的叙述, 《建炎中兴日历》将“黄河合冻”等视作高宗“应天顺人”的“授命之符”, 进入官方史书的话语体系。时人称此为“陛下盛德之举, 岂徒纪事而已哉”④?乃帝王形象构建之策也。

   高宗形象制造中, 画家扮演着重要角色。光武“滹沱河冰合”与高宗符瑞勾连叙事中, 《中兴瑞应图》堪称典型。

   《中兴瑞应图》是高宗朝院画名家萧照之作, 乃高宗“中兴”“瑞应”的展示。图共十二幅, 其中第六、八幅为“泥马渡康王”的呈现, 即赵构出使金朝, 磁州崔府君显灵, 得以渡河脱身南下。萧照笔下, 高宗还有另一次更惊险的“渡河”, 即第十一幅图所示:

   中横大河, 高宗乘马既渡, 河冰忽解, 人凡二十一, 马十七, 一没河中, 首露水上。上自磁州北回时, 穷冬冱寒, 李固渡履冰过大河。上令扈从马先过, 独殿其后, 惟高公海一骑从行, 上才及岸, 冰作大声坼裂。回视公海, 马已陷冰中, 公海惟持马笼头得免。

   萧照画中, 高宗“渡河”乃光武“滹沱河冰合”故事的翻版。若隐去人名地名, 知晓“滹沱河冰合”故事者, 定会视作光武渡河的形象描画。对此, 时人赞曰:“冰河千里, 与雪同色, 御骥登岸, 冰遽解坼, 呼沱曷圣, 维德光宅。”①明确提示此事与光武“滹沱河冰合”故事的相似之处。

   明代林湄《题萧照光武渡河图诗》称:“刀鸣马奋势如山, 层冰踏碎神龙寒……要知骏骑自空尘, 飞腾冰上直轻身。”很明显, 林湄所见是《中兴瑞应图》第十一幅, 并将其称作《光武渡河图》。无独有偶, 明仇英曾临摹过赵伯驹的《光武渡河图》②。赵伯驹是高宗朝著名画家, 其《光武渡河图》亦为借光武滹沱河冰合隐喻高宗“渡河”之事的可能性极大。

   南宋臣僚、画家等将光武“滹沱河冰合”与高宗符瑞的勾连叙述, 颇费周章。至南宋中后期, 这一祥瑞依旧深入人心。时移世易, 在金人统治下的“滹沱河”以及“光武庙”等, 对南宋人来讲, 已经变成与“中兴”息息相关的“记忆场”。原本自然的“河”与“庙”, 成了蕴涵“中兴”意义的特殊“景观”, 受到出使金朝的南宋使者的关注和凭吊。

   高宗朝多次使金的曹勋, 途径光武庙, 触景生情:“冰亦复随人意合, 从来大度自同符。”③

   乾道六年 (1170) , 使金的范成大经滹沱河时感慨曰:“闻道河神解造冰, 曾扶阳九见中兴。如今烂被胡羶涴, 不似沧浪可濯缨。”④宋室南渡, 故土沦丧, 见证光武中兴大业的滹沱河, 遭陷“胡羶”之污染, 令人无限悲愤。

   淳熙年间使金的陈益, 过滹沱河时, 对“光武庙塑像左衽”这个细节尤为敏感。衣服左、右衽是文化认同的重要符号。光武左衽, 异于华夏传统的衣冠, 陈益感叹曰:“早知为左袵, 悔不听臧宫。”①

   嘉定四年 (1211) 十二月十七日, 贺金国正旦国信使程卓过光武庙, 遂“循例下车观瞻, 卓等炷香而行”②。所谓“循例”, 即“观瞻”“炷香”光武庙已成为南宋使者的常规活动。往返旅程中, 使者在“滹沱河”“光武庙”驻足停留, 在他们行程笔记中一遍又一遍重复着“滹沱河”“光武庙”的名字。使者眼中的滹沱河是光武故事的“物态化”呈现, 观瞻、炷香、凭吊滹沱河等成为光武故事在南宋的另一种讲述和传播方式。

   南宋亡后, 被俘北上的文天祥路经滹沱河, 大发感叹:“始信滹沱冰合事, 世间兴废不由人。”③滹沱河成了王朝兴衰的重要见证, 这是光武“滹沱河冰合”故事在南宋的悲壮余音。

   要之, 南宋之前, “滹沱河冰合”故事有明确的“主角”“时间”和“地点”。宋室南渡后, 光武“滹沱河冰合”故事被重新发现和诠释。南宋时人对“滹沱河冰合”故事的解读, 画家“光武渡河图”的制作, 使者对“滹沱河”的凭吊, 使光武故事中的一个“情节”, 转化成高宗的政治符瑞。有意思的是, 时人采取了将“泥马渡康王”与“滹沱河冰合”黏合在一起的叙述策略。关于“泥马渡康王”, 史臣曰:“故为此神道设教, 以耸动人心。”④南宋的光武“滹沱河冰合”故事的叙述和传播, 同样是“神道设教”之术, 宣示着天佑赵构的意义。

  

   偶像:惟汉光武可以为法

  

   以光武帝为政治施为的偶像, 是高宗中兴形象塑造的另一策略。

   先从宋高宗御书《汉光武纪》一事谈起。史载:

   (绍兴二年十二月) 丁酉, 右谏议大夫徐俯入对, 上面谕俯, 有合奏禀事, 不拘早晩及假, 并许入。俯尝劝上熟读《汉光武纪》, 上书以赐之曰:“卿近进言, 使朕熟看《世祖纪》, 以益中兴之治。因思读十过, 未若书一遍之为愈也。先以一卷赐卿, 虽字恶甚无足观者, 但欲知朕不废卿之言耳。”⑤

   徐俯劝高宗“熟读”“熟看”《汉光武纪》, 希望从光武朝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高宗手书《汉光武纪》并赏赐臣下, 表明其对光武“中兴”事业的向慕。君臣围绕《汉光武纪》的互动, 不惟是一场意义指向鲜明的精彩表演。说白了, 高宗读写《汉光武纪》就是做给天下人看的。此事既是具有明确目的的政治宣示, 又是高宗以光武为楷模的表露。

   再看一件与此相关的事情。高宗八十大寿, 孝宗命杨万里为奉册礼官, 不料太上皇大怒, “作色曰:‘杨某尚在这里, 如何不去?’”孝宗一头雾水, “不晓圣意”。高宗曰:“杨某殿册内比朕作晋元帝, 甚道理?”①高宗对臣下将其比作晋元帝极为不满, 这涉及其对政治仿效对象的选择问题。

   选择偶像, 是关乎帝王形象塑造的大事。效法光武, 是高宗君臣对前朝君主的比较与评判中得出的。高宗即位之初, 李纲就进言, “宜深考汉之高祖、光武, 唐之太宗所以创业中兴者”, 予以效法。②绍兴七年 (1137) 八月丁酉, 左从事郎朱松上奏:

   自昔中兴之君, 惟汉光武可以为法, 晋元帝、唐肃宗可以为戒。元帝东渡, 赏刑失中, 强臣跋扈, 晋室终以不振。肃宗虽复两都, 而急于罢兵, 是以终唐之世, 不能取河北。③

   高宗对此称赞有加:

   上悦其言, 而于光武、晋、唐之论尤所嘉叹。明日以喻辅臣, 且论元帝、肃宗之失, 而尤以元帝区区仅保江左略无规取中原之志为诮。

“诮”者, 责备与讽刺之意。通过对晋元帝的批判, 来表明高宗的志向, “当是之时, 圣志所存亦可见矣”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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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史研究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ical Studies 2017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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