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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淡宁 由迪:中国的垂直民主尚贤制及其启示

更新时间:2020-07-23 16:49:47
作者: 贝淡宁 (进入专栏)   由迪  
更加难以想象的是,在一个呼吁民主政治改革的平台上当选的官员会要求削减公民的平等投票权。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不太可能看到自由民主国家对以尚贤体系替代西方选举体系这一想法的广泛支持。但如果出现以下情况,形势或许会发生变化:(1) 中国的政治制度表现过于出色,这意味着它将显著缩小贤能政治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2) 自由民主的表现过于令人失望,以至于大多数公民开始认为他们模式的理想是难以实现的。我们可以指望前者,但不能指望后者。一些不乐观的迹象表明,即使在“发达”国家,对民主的承诺也在下降,但目前的情况还不至于糟糕到危及整个自由民主体系的地步。

   也就是说,应该有选择性地借鉴中国的“垂直民主尚贤制”的经验教训。中国式的贤能政治不鼓励开放西方式多党派争夺权力的形式,而这种形式在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目前是不可能改变的。因此,自由民主国家的尚贤化改进需基于以下前提:政治制度允许结社自由,且最高决策者由人民选举产生。在此基础上,自由民主制度可以考虑如何增加一些尚贤因素。

  

   中国之外:结合民主与尚贤的几种尝试

   19 世纪的英国自由民主派思想家约翰·密尔提议赋予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选民以额外的选票,即复票制(plural voting)。密尔认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公民对待政治问题拥有更加理性的认识,也更倾向于作出对社会的公共利益和长远利益更有益的政治决断。然而,这一建议在今天已经采用基于一人一票原则的选举制国家几乎不可能实现。教育程度也许与选民的能力大致相关,但根据教育水平来为政治权利划分等级似乎很难以毫无争议的方式被广泛接受。今天,没有人愿意轻易承认自己在智力、能力,特别是品德上低人一等。因此,不平等的投票权制度需要更有力的证据和论证,来支持潜在选民因为缺乏基本能力而在选举资格上被区别对待的合理性。

   在这方面,埃琳娜·齐里奥蒂(Elena Ziliotti)曾向欧盟提出对密尔提案的创新性修改建议。齐里奥蒂认为,在欧洲议会的选举中,欧盟成员国的公民应该为代表国家和欧洲利益的政党投票。然而,典型的选民似乎不能胜任这项任务。一方面,近40 多年来,欧洲议会选举的投票率一直在下降。例如,在2014 年的选举中,只有43% 合资格的选民投票。另一方面,参与投票的人经常表现出极端主义倾向,不能客观、理性地判断有关整个国家和欧洲利益的公共事务。欧洲的选举民主制度根深蒂固,在这种环境中,纯粹的贤能政治是不现实的。那么,就可以在不破坏民主基础的情况下,将提高选民能力的机制注入整个政治体系。具体而言,选民可被要求在只有两个党派的平台上进行强制性的多项选择测试。这种做法将确保选民至少对两个备选方案的议程拥有最低程度的了解,而不是盲目地支持某一个政党。这样一来,每个欧洲公民仍然保有平等的投票机会。而对于考试,备考本身只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不会超过一般的驾照考试的备考时间;考试可以考虑在选举前一个月进行,并且,考试“不及格”的人仍有机会在选举前进行重考。

   虽然上述建议很具有创造性,但鉴于对投票权的限制曾被用来剥夺美国黑人选民的选举权,这些提议很可能会遭到非常理性的抵制。然而,即使没有这种黑暗的历史,对选举的限制也很可能被否弃。事实上,除了埃及和泰国的军事力量成功地限制了选举权以外,几乎没有任何现代民主国家自愿支持限制投票权的提案。既然如此,就只能考虑那些不限制投票权的尚贤建议。比如,为竞选公职的候选人组织自愿性的考试如何?考试内容可以由大学校长委员会来决定,并且,最好使考题在一系列与民选职务相关的问题上测验候选人。考试后可以公布结果,但考试结果不应影响到候选人的竞选资格。也就是说,考试不及格或拒绝参加考试的候选人仍有可能出现在选票上。这项提议的好处是,选民将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来衡量他们的目标候选人的素质。至少,这类考试可以过滤掉那些对政治制度如何运作缺乏基本知识的候选人。然而,这种考试方案也面临困难,比如,民粹主义候选人很可能不顾考试制度的优点而将它批评为一种坏的精英主义。换言之,他们可以通过将考试制度混同于贬义的精英主义并对之大肆批判来博取选民的好感,继而使逃避测试成为获取政治优势的新方式。因此,最令人担忧的情况是,那些最应该参加这类考试的人很可能是最抵制它的人。

   或许,尚贤改革在较低层级的政府中更为可行。澳大利亚政治理论家Mark Chou 受到了中国垂直民主尚贤制的启发,认同选民的政治知识水平与政府规模有很大关系,并鼓励在自由民主国家的不同政府层级中实践不同的治理形式以提高选民的知情程度,继而增进理性投票。基于地方和州一级的选民认知情况比联邦一级更好这一普遍现状,较低层级的尚贤改革或许更容易在保持民主选举的基础上有效地提供认知保障(epistocratic safeguards)。首先,应该设计方案提高选民对地方选举的重视。Chou 指出,有研究表明,“将地方选举的日期改为与州和全国选举同时举行,可能会将投票率提高多达30%”。这将促使人们更广泛地认识到,地方选举中选民对具体问题了如指掌,往往与更大规模的选举一样重要。其次,州一级的选举最好借助民主创新的技术成果来增加知情投票。Chou 指出,州一级的权力结构更加复杂,政治辩论和选举都需要较高水平的专业知识来推进知情判断。然而,相比于全国选举,虽然选民更熟悉州这一层面的政策问题,但他们对州一级的事务又不及对地方事务了解得更多。因此,在进入投票站之前,可以鼓励公民使用投票建议类应用程序,帮助选民锁定他们可能会支持的政治议程、政党和政治家。

   在民主基础上实践尚贤创新的又一个突出例子来自博古睿研究院(Berggruen Institute)于2010年成立的加州思远委员会(Think Long Committee)。它的任务是制定全面的方略来为它所认为失灵的加州治理体系进行修复,同时它也参与评估对加州长期发展至关重要的政策和机构。该委员会的目标是引入去政治化、无党派的长期议程,并以此矫正那些主导加州政治生活的由党派斗争、短期及特殊利益构成的政治文化。最初,该委员会与其他委员会(California Forward)一同提出了一项投票提案,旨在结束长期使加州背负巨额预算赤字的党派僵局。2011 年,该委员会发布了“加州复兴蓝图”,建议改革加州的直接民主投票倡议程序,以确保公众对此类措施进行更多的审议。在该委员会的改革项目中,政府问责公民理事会是最具创造性和影响力的成果,其成员由无党派的在加州事务上具有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的公民组成,旨在通过建立去政治化的审议机构来改善加州代议制民主与直接民主的混合模式。上述改革计划都在努力迈向一个包含问责尚贤制成分的“有识民主”(a knowledgeable democracy with elements of accountable meritocracy)。2014 年,时任加州州长的杰瑞· 布朗签署了全民投票进程的改革方案,其中包括开放对投票提案的公开审查期,以及要求向支持和反对这类倡议的运动公开前10 名捐助者的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创新或许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中国式贤能政治的理论与实践的启发。然而,贤能政治并不能成为“自由主义危机”的万灵药,因为危机本身根植于西方选举制度自身固有的弊端。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好的政策可能是坏政治,坏政策可能是好政治。这是一人一票无法自我纠正的根源,因为审议机构没有考虑到大众民主所支持的权宜之计的长期后果”。基于一人一票的选举民主,在改革过程中始终要面对广泛的政治参与对治理和决策质量所构成的挑战。总而言之,自由民主国家可以尝试在一人一票制度的基础上,特别是在次一级政府中鼓励进行吸纳尚贤因素的渐进式改革创新。在这方面,中国政治模式的分层治理形式以及鼓励混合治理形式的方法,为自由民主国家以及其他国家改良自己的政治体制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自由民主制度可以通过向包括中国的贤能政治模式在内的尚贤体系学习以改善自身的表现,并在人民的监督中支持自由民主的合法性,从而避免政权的衰败。自由民主制度所经历的衰败一直困扰着人类迄今所知的所有政治制度。谁也不愿意看到自由民主制度中优秀的部分遭到其弊端的破坏和瓦解。对于中国而言,可以从一些西方民主机制中学习,从而完善其政治体制。如果足够幸运的话,未来将迎接一个更加尚贤化的西方和一个民主更加完善的中国,每一种政治体系都将建立在自己固有的文化和传统基础上,并争相证明自己在善治方面是世界上最有效的。

  

   贝淡宁,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由迪,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

   来源:《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6期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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