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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江永:全球可持续安全与中日战略选择

更新时间:2020-07-23 16:37:00
作者: 刘江永  
中国强大起来绝不称霸,而履行“济弱扶倾”的天职;日本在历史、台湾、领土问题上避免重蹈历史覆辙,中日就会迎来美好的明天。中日在处理钓鱼岛等两国之间棘手问题时,从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安全思路出发,也许可以找解决缓解或解决矛盾的根本出路和办法。

   (四)中日应多做有利于对方国泰民安的事,日本应妥善处理香港设立维护国家安全法后的中日关系。《中日和平友好》第一条规定:“缔约双方应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各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然而,针对香港国安立法,不仅日本右翼势力予以攻击,日本政府表示“关切”,自民党外交通过决议表示反对,日本共产党委员长也横加指责,称此事属于所谓“国际问题”而非“中国内政”,担心香港的人权问题。这是傲慢无礼的双重标准。日本作为友好邻邦和法治社会,应该教育国民了解中国相关法律的内容并在香港境内自觉遵守。

   须知,如果类似香港的黑暴势力在境外支持下公然搞打砸烧,暴力捣毁议会,企图颠覆政权,分裂国家,在日本是要受到法律严惩的。《日本刑法》第81条“诱发外患罪”规定:“与外国勾结诱发对日本行使武力,或已知将被行使武力而予以合作的犯罪行为,法定刑罚只有死刑。”该条死罪使用与外籍人。日本《自卫队法》第三条规定:“自卫队为捍卫我国和平与独立,保持国家安全,以针对直接侵略及间接侵略保卫我国为主要任务,可根据需要维护公共秩序。”日本的所谓“间接侵略”是指:“因外国教唆或干涉而引起的大规 模内乱、骚扰。”对此,日本自卫队在发生警力难以应对事态时,可以出动维 持治安,并可使用武器。或许正是由于有了这种立法和严厉的罚则,日本60年代以来才没有发生大规模内乱。同样,以往中国在这方面立法的缺失,也是造成1989年内地、2019年香港内乱的原因之一。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实行“一国两制”,台湾和大陆尚未统一,所以更需要补齐防止外国教唆而引发内 乱的法制短板,防止“间接侵略”发生。日本有人指出,在冲绳主张“琉球独立”并不受法律制裁。是的,因为冲绳不是日本的固有领土,1879年之前是有约500年历史的琉球国,后来被日本强行吞并,为换取清政府认可日本吞并琉球,日本外务省甚至还主动提出把宫古群岛和八重山群岛划归中国。清政府则 认为“琉球自古一国”,瓜分琉球不仁不义,未予接受。所以如今冲绳民众自发谋求“琉球独立”或“琉球复国”只要不有损社会治安,日本难以取缔。香港则完全不同。需要中国警方关注的恰恰是外国教唆、纵容、支持中国境内破坏治安的行经。

   (五)日本社会需要了解钓鱼岛列岛属于中国的事实,而避免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日关系发生经济关系紧密而安全关系对立的扭曲现象,根本原因之一在于日本在领土认知问题上的第一个纽扣扣错了。如果不正本清源,不仅中日民间感情难以根本改善,两国还潜在发生冲突的危险,并引发外交全局的对立。在美国因素的影响下,这很可能中日关系的一个死结。日本最大的自我误导主要有两个:

   第一,日本政府为证明钓鱼岛(日称“尖阁诸岛”)是日本固有领土而编 造出1895年以前钓鱼岛是“无主地”,然后把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秘密窃占钓鱼岛说成是根据“先占”原则合法占有。这就是扣错的第一个纽扣。其实,日本 官方文献在甲午战争前20年一直认定这些岛屿是中国台湾东北岛屿,而非属琉球。其证据链包括日方无法抵赖的1873年日本海军省编撰的《台湾水路志》、1874年日本海军省、外务省绘制的《清国沿海诸省》图、1892年日本海军省编撰的《支那海水路志》。日本社会只有了解这些基本史实,重新扣好这第一颗纽扣,才能理顺整体对华认知,产生平衡感。

   第二,日方所谓长期实际统治这些岛屿纯属虚构。日本1895年至1945年殖民统治台湾期间曾对钓鱼岛做过民间殖民开发,但根据1945年日本政府和昭 和天皇接受的《波茨坦公告》和《开罗宣言》,无论《马关条约》前后,日本从中国窃占的一切领土必须归还中国。因而日本对钓鱼岛的50年殖民统治归于非法无效,必须同台湾一道归还中国。1945年至1972年冲绳回归日本期间,钓鱼岛根本不在日本实际统治之下。1970年日本从美国手中收回冲绳谈判时,因美国将这些岛屿管辖权交给日本而一起中国海峡两岸反对和美国华人华侨和留学生的“保钓运动”。1972年9月,田中角荣访华时与周恩来就搁置钓鱼岛争议回复中日邦交正常化达成政治默契及共识。迄今,日本官方人员从未在岛上常驻或建立国家界标。2012年日本野田内阁“购岛”后,中方在钓鱼岛领海常态化执法巡航等,更谈不上日本有效控制这些岛屿。日本政府和媒体指责中方公务船“入侵”日本“领海”,无任何法理依据,只能严重误导日本国民对中国产生敌视或受害意识,给中日关系埋下祸根。

   (六)尝试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开展合作,有利于中日两国及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例如,在全球防疫方面,日本采取了有别于美欧的做法,防疫效果好于欧美。中日两国国情不同,难以采取完全一样的防疫措施,但防疫规则基本相同。如果中日两国能求同存异,守望相助,相互借鉴,便可以为两国及全球的共同防疫、综合防疫、合作防疫和可持续防疫做出贡献。又如,针对常态化防疫,如何在防疫中复工复产复学,在复工复产复学中防疫等,中日可以共同切磋,彼此合作,加强中日韩三国的相关交流与合作。又如,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等自然灾害造成的生态安全方面,中日两国在坚持和平发展的同时,在防灾减灾及灾后重建方面的合作潜力与需求巨大。日本政界、政府内的友好人士、民间和平力量、经济界,潜在着推动日中友好合作的巨大能量。今年是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10周年,伴随中国在未来10-20年进一步发展壮大,中日关系有可能迎来新天地。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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