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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循祥:进取性的“地方主义”与农民的自我城市化——以湖北省毛市镇面点产业为例

更新时间:2020-07-22 07:52:56
作者: 夏循祥  

   【内容提要】 全面的城市化不仅包括城市户籍人口的增加,也包括农村户籍人口在经济、日常生活和思维等三个层面与城市生活的连接,即农民的城市化。20世纪90年代前后,湖北省监利县毛市镇原先以水稻为主要产业的一群农民,从无到有地在全国各种类型的城市中创造了规模巨大的“面点经济”。从最初的零散打工、手工制作到现在的机械化、品牌化和集团化,他们的面点生意逐步提档升级,推动了以早餐制作为主的上下游产业发展,以自身的创造力推动了非正式经济向正式经济的转化。在这个同乡同业经济的发生、发展和壮大的过程中,政策与法规的规管、市场利益的驱动,以及农民对自我概念的捕获,使这群流动的农民形成了有意识的自我城市化。而当地政府、行业协会和众多个体所形成的“进取的地方主义”,为城乡一体化提供了新的思路。

   【关键词】 社会经济,同乡同业,社会关系,地方主义方法论

  

   一、地方主义方法论

   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在努力联结宏观与微观的关系①,但没有人能够完全做到这一点。本文试图避开个体主义方法论和整体主义方法论之间的张力,而从李丹(Daniel Little)所提出的“地方主义方法论”(methodological localism)②视角,来讨论毛市镇面点师从个体到群体,再到一个区域的同乡同业行为。正如哈维所言:“我强烈支持的战斗性地方主义(militant particularism)的论题,主张所有的政治(无论是哪种类型,也不管其焦点是地方、都市、区域、全国或全球)都起源于某个特定个人,在特定地方和时间的特殊政治视野的集体发展。”③本文“假设有一股草根酵素的伏流遍及所有地方和地域,虽然其利益、目标和组织形式,典型上是碎裂、多重且其强度有所差别的。这个说法下唯一有趣的问题,是战斗性的地方主义如何及何时能有足够的内在一致性,并且最终镶嵌于,或转化成为更广大的政治”。④

   李丹提出,第一,地方主义方法论与个人主义方法论都认为,个体是社会结构和因果关系的载体,即根本不存在所谓完全独立的社会力量。而且,所有的社会特性和社会作用都是通过特定时期内组成群体的个体传播的。第二,与个人主义方法论相对的是,地方主义方法论肯定社会行动者的“社会性”。在地方主义方法论中,个体被理解为社会建构的行动者,受到当前重大的社会事实的影响,例如价值体系、社会结构、广泛的社会网络等。换言之,地方主义方法论否认从社会层面到非社会性个体层面的简化论的可能性。而且,个体是由社会事实组成的,反过来社会事实是由当时人们的特征组成的。第三,地方主义方法论断言,存在着超越个体行动者或群体范围的社会建构。政治制度等(比如流动、户籍制度)对个体行为、社会进程与社会结构产生实际影响——它总是通过在这些制度以及受影响的社会中无数参与主体的结构状况来调节的。⑤

   地方主义方法论相当于一个有限定的社会本体论。李丹认为:“这种地方主义方法论方式有许多学术优势:它避免了整体论和结构主义所特有的社会‘具体化’,它放弃了社会的‘远程作用’,并且它建立了这样的认知基础,即让人们了解为何不能将强势的自然法则应用于社会现象”。⑥本文采用这一视角,主要原因有:第一,这一视角强调个体行为在地方层次的社会传播。毛市镇农民几个人的偶然的个体行为,激活了原先被束缚在土地上的社会活力,并通过经济效应示范和社会关系连带,形成群体意识和行为,随之改变一个镇农民生存的社会生态,并辐射到周边乡镇,成为一种政府、地方和个体都在努力经营的社会大环境。第二,这一视角强调个体与地方社会的相互构成之特征。大部分毛市镇农民选择以面点师为业,既有其地方社会与农民个体的特征,也有在“面点师之乡”成为社会事实之后对个体行为的塑造和改造。第三,这群农民虽然在真实的生活中尽量忽视或者拒斥户籍制度等社会建构的存在,但他们能够感知这些制度的存在和变迁,以及它们对自己的影响。这一点恰好能够说明,地方政府虽然能够围绕着这一社会事实开始转变政府职能,构建新的社会制度,但这种社会制度的新原则,只能摇摆于“农民”与“面点师”两种身份之间,并且取决于更为宏观的社会制度。

   本文的研究材料来自笔者对家乡这一同乡同业现象的持续关注。⑦毛市镇的面点经济滥觞于1990年前后。笔者1991年离开毛市镇玉石村去武汉上大学,差不多与这群面点师一起成为“城里人”。老家的诸多堂兄和他们的儿女,以及儿时的伙伴和乡邻,差不多都陆陆续续地从事这个行业。尤其是与笔者年龄相近的两个侄子夏良文、夏良武,曾长期与笔者在武汉、深圳同城“讨生活”,节假日期间也会互相走动。他们俩还曾在笔者就读的大学门口开过店。夏良武比较爱写东西并常在社交软件上发表。2011年,笔者催促他写下了《我的这20年包子生涯》。同年,笔者入职中山大学之后,断断续续对在广州营生的亲戚和同乡进行了观察与访谈,尤其是对中山大学小西门一百米外一个表亲的包子店进行了多次参与观察。2016年暑假,笔者前往成都进行短期调研。2019年,笔者通过微信对监利县面点产业管理中心的冉幼武副主任、柳州守味居老板周斌芳进行了简单的访谈。此外,笔者还通过网络、微信公众号获得一些资料。

  

   二、从无到有的面点经济

   毛市镇位于“全国水稻第一县”——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县中部,为古华容县城所在地,三国时有“放曹坡”传说。相传元末陈友谅进兵失利,北逃至此处掩埋衣甲。后人将“埋甲口”讹传为毛家口而得名。明代已成集,是为毛市。20世纪60年代,政府开凿了串联长湖、三湖、白露湖和洪湖等四大湖泊的人工河“四湖总干渠”。毛市镇多个村庄沿河而居,一字排开。毛市镇水资源丰富,低湖田面积有近3万亩,主要发展水产养殖和种植业。目前全镇辖36个村,人口数字基本维持在5.9万人左右,大部分都是受教育年限较低的劳动力。2017年全镇国土面积为135.92平方千米;2014年耕地面积达5667公顷,粮食总产量为58167吨,可利用水面为2002公顷,水产品总量为10940吨。⑧

   从笔者个人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典型的无名小镇:无工业、无矿产、无优质旅游资源、无优势特产、无交通或者区位优势。最值得说道的是因为中国书法艺术研究院原院长、已故书法大师王遐举先生出生于此而得名的“书法之乡”。直到2010年,湖北随州至湖南岳阳的高速公路及荆岳长江大桥通车后,拥有随岳高速监利出口和监利连接线穿境而过的毛市,才因为接近岳阳东高铁站而具备一些交通优势。监利县乃至邻近县市的南下客流可以不再经停省会武汉市,而是经随岳高速在岳阳东高铁站(1—2小时)往返。毛市镇到武汉市由需时4—6小时缩减至3小时以内。

   因为主要是水田,绝大部分毛市人以大米为主食,一般只在旱地零星种植冬小麦。只有很少家庭主妇会发面、揉面,偶尔食用馒头、面片(或称面疙瘩,因其不发酵,形状不规则似鸡脑袋,方言里称之为“揪鸡脑壳”)等面食。机制面条一般作为待客的早点,或者春节期间之主食。面食之外,麦子可以用来做甜面酱。过去农村人更多地以大米、黄豆、红薯等为原料进行食品加工。比较有代表性的食物有团子、苕馃子、大米发糕、糯米糍粑、豆皮子、炒米(糖)等传统食品⑨。除团子外,上述食物都可以储藏很久,是笔者老家农村的主要传统零食和夏季补充食物。小时候的记忆中,整个腊月,勤劳的家庭妇女们都在准备这些食物,而且在这些食物的准备和分享中,可以看到良好的社会关系,所以年味特别浓。毛市镇一条老街,长不过五百米,也只有数家摊档从事馒头、包子、面条、馄饨和锅盔等生意。当时由于流动受限制,几乎没有人在外地以面食技艺谋生,算得上一个与面点“无关”的乡镇。

   据《监利县志》记载,1989年到2001年,监利农民的农业税费逐年增加,大部分农民年年亏本,大量的土地撂荒⑩。根据笔者的经验与日常访谈资料,20世纪90年代之前毛市镇玉石村人均耕地面积为1.3亩左右,亩产达600—1000斤。农村家庭年均收入都在1000元以下。很多家庭年底都没有结余,还倒欠集体的公粮和水费。到了1990年前后,城乡人口流动逐渐松动之时,崔吴村、石码头等一批靠近公路的村庄,开始有一批头脑灵活的农民去到武汉等大城市做馒头、包子11,并且获得远远高于农业生产的收入。每个店面平均月收入为1万元左右。1992年春节后,毛市镇掀起了一股“拜师学做馒头”的热潮,并逐渐形成了一种全镇人民以做馒头为生的社会形势。夏良文、夏良武两兄弟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出门在武汉做包子。夏良武自述说:“1992年10月,我在武汉做包子的舅舅(崔吴村村民)因生意好,忙不过来,17岁的我第一次来到了省城武汉。我舅舅做包子的地方在江岸区球场街模范路。那时候不像现在有正规的门面,就是在菜市场一个房东的墙外面用花油布撑起一点地方,大约7、8个平方。每个月给房东300元算是房租。一块案板,一个炉子,一张有抽屉的桌子,上面一个大簸箕用白色的布包起,包子、馒头、花卷放在上面,再用一块里面有棉的白布盖上,用来保温。到了晚上,案板又成了我的床。舅舅舅妈就在地上打铺,把四周的花油布放下来。从凌晨3点到晚上九点,一天的生意就算结束了。”12

   小馒头,大天地。此行业投入少,风险小,利润高,尤其适合小本经营者创业。前些年,一个包子售价在1元钱至2元钱左右13,成本往往在3毛钱至5毛钱不等,毛利润相当高。有位面点师这样算账:“假如用100斤面粉做小馒头,需要勾兑54斤水,就可做出154斤的小馒头。若按每斤4元的价格出售,这100斤面粉就可卖出616元。除去144元的面粉钱,还有130元的房租、液化气等全部成本费用,这100斤面粉的纯利润可达342元钱,纯利润可以达到56%。”142011年,一对面点师夫妻对年收入的预期底线基本上是8—10万元,因为要拿这么多钱回家过年,才能应付家里一年的各种开支和消费。当前开店的成本越来越高,但利润也一路走高。现在,年收入为十万元被视为“生意不好”,因为年收入达二十万元以上的夫妻店越来越普遍。从微信公众号“灯光星辰”2019年的一则转让信息中我们可以略知一二:“其门店生意量(每天)1600元左右,双休日2000元左右,月纯利润25000左右,房租7500”。15虽然店主或者网络平台为了实现顺利转让而有所夸大,但每天的生意量瞒不过有经验的面点师,受让人也会在转让门店附近暗中观察几天后再做决定。因此,这个门店的真实利润至少是年收入二十万元。在农村人眼里,自己的力气和时间是用不完的,不需要成本,所以这些收入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可观的。在读书很难而且“无用”的社会氛围中,做包子就成了一个成本不高但回报非常可观且即时的选择。所以大部分毛市农村家庭包括孩子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初中毕业后出门做包子。全镇每年外出务工、经商人员约为3.5万人,其中从事面点制作的就占85%。目前笔者7位堂兄及其子女们所形成的26个农村核心家庭中,就有17个在成都、西安、武汉等地从事面点生意。其中年龄最大的一位是1954年出生的堂兄,他们夫妇和儿子媳妇合伙经营。

最初,面点师们沿用传统工艺,劳动强度大、工艺繁琐、品种单一、口感不佳,也不太符合现代卫生标准。有的人技术不稳定,做出来的馒头有黄有白,做的包子也不好看,经常遭遇失败。镇政府因此专门成立了面点专业办公室,开始围绕面点业进行产业改造和文化创造。2005年以来,两级政府主动联手上市公司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开始每年举办面点师技能大比武活动,将最新的产品、技术手把手地教给面点师们。通过培训和引导,每个行政村都树立了一个面点行业的核心人物。被誉为包子江湖中“南帝”的段正辉说:“没有安琪酵母的技术培训和指导,就没有毛市镇包子大王、包子技师们的今天。”16面点师培训暨技能大比武活动取代了社会关系的传帮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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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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