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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新综合性视野和远瞻性愿景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亚投行,兼及中国乡村

更新时间:2020-07-22 05:29:16
作者: 黄宗智 (进入专栏)  

   摘要:中国长期以来一直都被困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窘境:现代西方既是其帝国主义敌人也是其发展模范。在其近现代期中,一再从完全拒绝西方转到完全模仿西方的极端。如今,近乎两个世纪之后,中国终于逐步走向了一个新的综合性视野和远瞻性愿景,既采纳源自其反帝革命过程中的优良传统也采纳其西式现代化经验中的优点来想象、推进中国的未来。但西方学术仍然多局限于其源自冷战时期中的善恶分明和对立的视野,一再将不择手段地谋求和使用权力的动机投射于中国。即便是中国自身的学术,要么由于西方政治学传统中完全聚焦于权力及其运作的论析的影响,多忽视了中国不同的,既是道德化的、也是实用性的思维方式,要么仅是官方话语的转述或阐释,不多考虑其实际运作和远瞻性愿景。我们需要更清楚地了解中国的新设想来更好地认识其最新的经济发展进路和其对世界未来的新综合性视野和深层的远瞻性愿景。

   Abstract: China has long been trapped in the dilemma of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for which the modern West is both the imperialist enemy and the model of development. Its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history has seen violent swings from outright rejection of the West to imitation of it. Now, nearly two centuries later, China is finally working its way toward a more integrative approach, drawing both on its experience of anti-imperialist revolution and of Western-style modernization, and is moving forward with a vision that would attempt to take the best from each of the hitherto either/or approaches. Much of Western scholarship and analyses, however, are still largely mired in an older Cold War Manichaean world view, with a tendency to project onto China Machiavellian schemes in the pursuit and uses of power. Even Chinese scholars themselv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political science studies that focus mainly on power and its use, have tended to overlook the distinctive Chinese mode of thinking of combining moral visions with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Or, they are limited to restating or explicating official discourse, without considering actual practice or its underlying vision. We need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ual roots of China’s new integrative perspective and vision in order to better understand its new strategy for development and its new vision for the future.

   关键词:自由主义与帝国主义;新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陆地丝绸之路“及其经济带;海洋“丝绸之路”及其经济带;新自由主义霸权

   *本文原载《学术月刊》,2020年,第7期:93-104页。

  

   Key words: liberalism and imperialism; neoliberalism and Marxism; overland silk road and economic belt; maritime silk road and economic belt; neoliberal hegemony

  

   一、探讨的问题与其历史背景

   长期以来,受害于帝国主义的国家一直都深深陷于其敌人也是其模范的困境。像许多其他的国家一样,中国对西方的反应先是拒绝后是模仿,而后再次是拒绝而后模仿,依据的既是对立而又是孪生的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一个完全拥抱资本主义,一个完全拒绝资本主义。在那样的剧烈反复的水面之下,一直还有更为深层的探寻如何能够既促进中国的(西式)现代化又不同于西方帝国主义-全球主义的道路,但在最近的十年之前,一直都未能成为中国的主导意识。即便是目前,人们也仍然多困于非此即彼的二元之间的拉锯。

   至于西方,我们则看到从重商主义到古典自由主义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而后到当前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主义的历史演变。对中国来说,那是个从鸦片战争(为的是惩罚中国焚烧走私的鸦片)到侵略和镇压,到不平等条约和强迫退让,而后到“瓜分“中国 ——多在“自由贸易”和“国际大家庭”的口号之下的历史(深受如此借口影响的认真学术研究见张馨保1964和徐中约1960;对此的详细论析见黄宗智2016b)

   亚当·斯密的经典著作,用形式化的表达来转述的话,指出:如果某地A能够以一半的成本来生产商品A,而B地则能以一半的成本来生产商品B,两地交换将会对两者都有利。多边的贸易同理。在斯密的论述中,如此的交易将会促进各地的专业化和分工,由此推进各地的经济发展。这是个针对其前的重商主义——提倡保护主义和为重商国家谋取尽可能多的金银——的批评。新的自由主义理论,部分是源于新兴资产阶级为了从国家和贵族争得更多的营利自主权而提出的理论(Smith 1976[1776];黄宗智2019b),但后来则成为帝国主义的自我辩护。两者乃是同一历史现象的两面,说明的是现代西方相对后发展国家的两面性。

   同时,我们也不可忽视基督教的慈善历史。在中国,它试图凭借传教来“拯救中国人的灵魂”,包括扶贫济困,也包括不仅是传播基督教也是传播现代知识和思想的教育工作。在历史视野下,我们也许可以将其理解为西方帝国主义的“软实力”的一个方面,也是其两面性的一个方面。

   当前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主义是从那样的历史背景兴起的,凭借的不仅是“自由”和“自由贸易”的名义,还是普世的“现代化”发展来拯救贫困的世人的理想。但我们不可忽视其帝国主义起源的另一面,其中强弱和贫富悬殊的实际,以及其侵略和殖民,逐利和剥削。当前的全球主义也是两面性的,仍然带有支配和无限逐利的另一面,虽然已是比之前要更加自由主义理想化的一面。我们已经不容易看到赤裸裸的侵略和殖民化,而是更多、更严格的自由主义法律建构和规则,更加强调自愿的贸易协议和合同。但即便如此,其霸权结构仍然是鲜明的——可以见于美国在其国境之外的800个军事基地,以及其远远超越全球所有其他国家的军事开支(Johnson 2007, Vine 2015),也可见于美元之被设定为全球通用的货币(取代了之前的黄金),以及支撑其制度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IMF组织,当然也包括其反对共产主义的“自由世界联盟”,以及源自基督教教会和非教会的克服贫困与疾病的慈善传统和现代西式教育传统。对中国来说,那些不是虚词而是两面的实际。

   中国从(2001年)参加国际贸易组织以来,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凭借其庞大和廉价的劳动力以及其稳定的政体与社会,成为了“世界的工厂”。其成效,除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之外,更可以鲜明地见于其(截止2009年)所积累的巨额1.2万到1.5万亿美元,多存于美国的国债(被金融界广泛认为乃是最稳定可靠的金融工具),达到中国自身GDP的大约25%的幅度。(MBA智库, 2020)但是,这也意味对美国政府和其全球金融体系的高度依赖。

   那是了不起的发展经验,但在2008年的“金融海啸”下,则显示了其对美国主宰的金融体系的过分依赖。在金融利率上升和美元和美国国债贬值的环境下,中国如果抛出所持有的部分美国国库卷的话,立刻便会引起其市场价值的更剧烈下跌。而美联储降低利率,或卖出更多国债来括大美元供应量的举措,则会同样直接影响其国库卷的市值。美国国库卷的贬值直接影响中国的(来自亿万农民工的血汗所积累的)国家财富,但中国除了继续持有这些美国国库卷之外,别无选择,实际上陷入了一种进退两难的“美元陷阱”dollar trap (Krugman 2009; 王达 2015: 53-54)。更有进者,一如有的中国学者所论述,美国经济如果进入长时段的通货膨胀状态,将会导致美元严重贬值。何况,鉴于美国国债已经非常巨大,如果美国政府有朝一日进入不能偿还债务的窘境的话,中国政府将会损失巨大并受制于人。(余永定2010:35-40)而这一切都系于一个对中国半敌视、半友好的美国政府,其对中国的态度最终取决于中国到底何等程度愿意接纳美国的自由民主、反共和自由贸易理念。

   对中国来说,这一切基本仍然是个怎样才能够扩大中国的自主性的问题。中国面对的常是充满敌意的美国政策,譬如,其所领导组织(并于2016年签署)的“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有意将中国排除于外。中国长期以来的根本问题一直都是:怎样才能,相对于西方帝国主义,做到独立自主——那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核心理念,追求的是一个没有帝国主义的世界,一个不受其支配的自主的中国(当然,面对西方的反共产主义以及美国的“遏制并孤立”中国的政策,一段历史时期中提倡全球的共产主义革命)。(黄宗智2019b)

   在1978年以来的改革时期,中国已经悬置了其早期的全球共产主义革命的愿望,全面转入其所学到和拥护的借助自由贸易和私营企业(“市场经济”)来推进经济发展的目标。实际上,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个后来成员,以及之前的帝国主义的受害者,中国既无可能也无意愿违反现有国际贸易规则。虽然如此,在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帝国主义支配之后,对中国来说,一个基本意向仍然是:中国该怎样纳入上述的发展道路而又探寻一条与新自由霸权主义不同的前瞻视野和道路?中国怎样才能摆脱其被帝国主义及其当前的全球主义的支配?怎样才能决定其自身的道路和命运?

也许最重要的是,中国的如今的远瞻性愿景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人们多知道,任何组织/企业的优越领导的一个至为关键的条件是,具不具备远见,能否提出一个远瞻愿景和指向一条朝那样方向进行的道路?在这个“远见”问题上,一个实例是沃尔玛公司:它摆脱了传统商业的贱买贵卖营利方式,而采纳了新型的贱买贱卖经营方式,凭借扩大销售量而不是买卖差价来促进其利润的最大化,由此革新了商业。亚马逊和阿里巴巴更进一步,将其与新信息科技结合,由此创建了划时代的新零售商业模型。在经济领域之外,我们还知道,历史上有不少特别出色领导人的实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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