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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云汉: 突破与超越: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

更新时间:2020-07-21 17:15:38
作者: 朱云汉  
以及更包容、均衡、公平与可持续的国际经济秩序。他们主张稳步推进这个长远目标,推动渐进改革与有序转型,不希望国际秩序出现混乱或崩解。

   中国在金砖峰会采取明确立场维护现有全球多边体制,全力推进“联合国2030社会可持续发展议程”设定的目标。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良好、更宽松的外部环境做出了贡献,而这将涉及到全世界88%的人口,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产生巨大的作用。中国在这样一个新的发展时代,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第一,重新开启现代化的多元竞争时代。很多人可能意识不到,中国的发展模式和中国道路,已经被很多国家认真研究和参考。世界意识形态领域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西方的代议制民主、自由市场和自主性社会,被普遍认定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阶段,新自由主义当道,华盛顿共识成为不可更改的教条。非西方国家精英不由自主向西方社会发展模式靠拢,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发展道路选项被高度窄化的困境。

   最近十年产生了很大变化。意识形态领域逐渐打开,不再是只有一种选项。中国的经验最为突出,而中国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奋斗,从1840年以来,付出了几千万人生命的代价才争得独立自主的发展机会。当然这些经验是很难复制和模仿的。各国的发展模式只能是因地制宜、尊重国情、与时俱进。

   第二,中国的兴起重塑了全球贸易格局。过去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交换关系被颠覆了,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制造业平台,提供各种价廉物美的高科技产品与高端设备,在政治上削弱了美国式代议制迷信,在经济上打破了西方跨国公司的寡头垄断。而另一方面,中国对能源和原材料的巨大需求,抬高了初级产品的价格。许多落后国家可以享受更有利的贸易交换条件,它们的出口产品价格上升,而需要进口的工业产品与软件价格不断下跌。中国企业让几亿非洲百姓迅速跨入移动通讯时代。例如,深圳的“传音控股”在中国市场没有销售过一台手机,而在非洲市场占有率竟达到48%,它的入门机基本款只要10美元,让非洲的每一个人都买得起。中国的手机制造企业让广大的非洲人民快速跨入移动通讯时代、网络时代。如果没有中国的兴起,就没有这种可能性。

   第三,中国开启了全新的发展模式,完全超越了落后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打交道的经验。300年来,第一次一个正在兴起的超级大国不是以掠夺者、支配者或文明优越者的思维与态度来面对发展中国家,中国对这些国家提供了各种协助,促进经济合作。中国推动经济合作的主体是政府搭建的政治协商平台,以官方开发融资机构与国有企业为推动合作与发展援助的主体,并带动民营企业积极参与。中国不以资本回报最大化为唯一标准,这种发展模式是西方国家所不曾采取的,甚至是在他们的意识形态里所排斥的。

   很多发展中国家存在发展中的瓶颈,其中最大的瓶颈就是在基础设施方面,它既没有外汇、更没有足够的融资条件来突破这个瓶颈。中国具备空前庞大的工程建设能力,可以同时帮助上百个国家克服基础设施不足的瓶颈,包括港口和深水码头、电厂、铁路、公路等设施的建设,这些都是中国可以发挥能力的领域。全世界没有一个超级大国有这种能量,更不要讲有这种意愿了。这些都是中国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格局里所能发挥的巨大作用。

   中国作为很多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最大的投资来源国,尊重这些国家的国情,不灌输意识形态,不强迫这些国家削足适履,不强迫买卖武器,不输出颜色革命,这些都给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前所未有的信心。

  

   中国模式兴起打破西方对话语权的垄断

   我们要在理论上形成超越和突破,否则不足以解释或者应对新的发展趋势。这里有几个很重要的知识体系重新构建的切入点:

   第一,西方主流科学有它自己的意识形态,它不会改变立场,接受社会主义民主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些概念,这个理论构建工作中国学者责无旁贷。

   第二,美国主流社会科学所奉行的理论早就被扬弃了。中国学者应充分掌握70年代“后实证主义”的哲学理论演进趋势,汲取科学史、知识社会学、科学实存论、批判实存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等重要科学哲学相关理论的精髓。

   第三,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所凭借的历史经验有很大的局限性。主流国际关系学者只研究最近300多年以西方为核心的主权国家体系,对超过千年以上的伊斯兰教世界与东亚政治秩序,处于无知状态。对16世纪以前阿拉伯世界以及东亚世界的多个国家和民族之间如何长时间共存的问题,并没有深入的研究。

   我认为中国学者有可以发挥作用的巨大空间,无论从科学哲学理论的源头重建开始,或是大幅拓宽政治学的历史视野,或是重新构建理论与实践的有机联系,可以使中国学者在政治学领域进行超越和突破。

   我们要特别关注,中国模式的兴起打破了西方对话语权的垄断产生了哪些影响?

   (1)中国发展模式的兴起,使西方社会发展模式不再代表普世价值,西方主导的发展机构不再垄断最佳经济发展与政府治理模式的话语权。

   (2)中国模式激发了许多发展中国家重新思考如何在社会公正,可持续性发展以及帕雷托最优(Pareto  0ptimaliti)资源配置之间取得平衡。

   (3)中国发展经验揭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可以在美国式资本主义与西欧式民主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体制以外,开创第三条道路。

   (4)中国的政治模式在平衡程序、能力与结果三个环节,以及引导社会追求最佳公共选择上有其明显的功效,既开辟了构建政治体制合法化的有效机制,又能兼顾治理能力与执政绩效。

   中国模式的兴起重启了全球意识形态领域的多元竞争格局。中国发展经验强调尊重国情差异,在实践中探索最佳道路,启示了每个国家都应该因地制宜找出最适合自己的发展策略;不同发展阶段会面临不同的挑战与难题,需要与时俱进;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模式,也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而中国在实践中探索的基本思路给许多发展中国家追求自主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的参鉴。

   中国学者要有清晰自觉的实践目标,通过实践来检验知识与理论的正确性。要有知识全面的素养。纵横古今,放眼世界,不要故步自封,不要重蹈覆辙,先从深刻了解自己所处的社会和继承的历史经验入手,全面开展与不同文明体系的社会交流对话,不忘初心。要重新建立以人文涵养为根底的学术传统,要有扎实的方法论基础,批判性思考的训练;要有自主的人才培育机制,不做学术附庸。

  

  

   朱云汉,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来源:《经济导刊》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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