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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刚:民法人格权理论的宪法学分析

更新时间:2020-07-21 14:52:28
作者: 刘志刚  
摘要 : 人格一词具有不同的内涵,它本质上是不同时期人格制度对人们思想产生涵摄影响之后的平面化反映。作为民事主体之人格向宪法人格权的转化对民法主体人格制度具有反致性影响,对民法人格权制度的发展以及确保民法和宪法、公法之间的衔接具有重要价值。权利能力不仅从罗马法人格制度中分离出了相对独立的民法人格权,而且推动了宪法人格权的产生及其在民法场域的回归。民法人格权的性质定位对民事立法具有重要的影响。宪法人格权在我国民法中的实现有三个途径:民事立法、合宪性解释、一般人格权。

  

   人格权在各国的生成路径不甚相同,学界对人格权的内涵、性质以及民法人格权与宪法人格权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存在许多理解上的歧义,这对我国当前的民事立法及民事审判工作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在本文中,笔者拟从宪法学的视角对民法人格权理论展开分析论证,以求能够固本清源,推动人格权理论在民法和宪法两大场域的并行发展以及彼此间的动线流畅。

  

   一、作为民事主体之“人格”向宪法人格权转变的民法价值

   (一)古罗马法中的“主体”性人格制度及其功能

   民法学界对“人格”内涵的理解不甚相同。国内多数民法学者认为,人格作为抽象的法律概念,主要在三种意义上使用,即权利主体、民事权利能力、受法律保护的利益等。笔者认为,“人格”一词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内涵不甚相同,对人格内涵的多元化理解实际上是不同时期人格制度对人们思想产生涵摄影响之后的平面化反映。从人格制度纵向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在身份化、理性化以及普遍化等不同的发展阶段,法律上的人的范围是不断变化的,这不仅反映出人格制度的代际变化,而且也凸显了人格制度由野蛮、专横到文明、人道的演化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段,法律赋予人格制度的功能是不一样的,这决定了其在不同时空场景下迥然相异的面相。

   在古罗马时期,由于其特有的政治经济制度,自然人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等各个方面所处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但是,商品经济关系的发展却又内在地要求参加商品经济活动的主体必须相互独立、平等交换,并且有完全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商品经济内在要求的平等与当时显然不平等的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冲突。为了调和这种冲突,罗马法中设计了“人格”制度,将法律人和生物人分开,以符合平等要求的法律人,即具有“人格”的自然人,作为商品经济交换中的民事主体,事实上的不平等被法律上拟制的平等遮蔽开来,建立在社会不平等基础上的平等交易由此成为可能,罗马法中的“人格”因之在后世民法学人的视野中就具备了类同于“民事主体”的内涵。但是,必须注意到的问题是:罗马法中的人格制度尚处于感性认识阶段,和今天民法中所界定的民事主体还存在比较大的差距。就古罗马人来说,“所谓的主体资格,既是一种资格,同时也是一种实在的权利。这和现代民法将自然人等同于民事主体,将权利主体资格与实际权利的取得相分离的做法大异旨趣。”除此而外,由于罗马法中的人格是和某些特定的身份关联在一起的,而且,拥有人格的自然人所拥有的权利也并不仅限于民事权利,因而,该时期的人格制度固然包含有民事主体的意蕴,但它本质上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私法上的概念,而是一个同时兼有较强公法色彩的范畴,其在公法层面所具有的功能甚至超过了其在私法上的作用。

   在古罗马法中,拥有某种特定的身份是其获得法律上人格的前提,反之,拥有法律上的人格是其享有和行使某种权利的基础。决定人格具备与否的身份包括自由、市民以及家族等三种。同时拥有前述三种身份者将拥有完整意义上的人格,可以享有并行使法律所规定的诸种权利。反之,欠缺某种身份将导致人格的减等乃至丧失,无法或者不能完全享有和行使法律所赋予的权利。由于身份、人格以及实施法律行为、享有法律权利之间所存在的这种逻辑上的对应关系,人格不仅取得了作为民法中实施民事行为之前提的民事主体的地位,而且在事实上被当作标记自然人身份的工具。古罗马统治者力求能够通过法律上的“人格”制度,将法律舞台上的“人”标记出来,并根据现实中的人的身份差异将其选择性地分配给相关的个体。该种制度固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商品经济所内在要求的法律上的平等和奴隶制社会中人之现实地位不平等之间的冲突,但却也在事实上承担了区分自然人身份的功能。有学者指出,罗马法中人格制度的基本价值就“在于区分自然人不同的社会地位”,它在本质上其实“是一种一些人压迫另一些人的法律技术工具”。如此一来,该制度似乎就具有了某种反人类的色彩。

   (二)“主体”性人格制度向具有“理性”的自然人的转变及其民法价值

   欧洲进入中世纪以后,随着封建身份等级制度的确立,罗马法中那种承载着身份切割功能的人格制度丧失了继续存在下去的必要,逐渐趋向于消亡。与罗马法时代相比,中世纪时期不再将人格作为(民事)主体的资格,而是将人格和人等同。但是,受制于当时的封建等级制度,人的私法地位不甚相同,性别、身份、所属群体、宗教归属等因素均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人的私法地位,一定财产利益的取得和某种特定的身份之间存在着较强的逻辑对应关系,平等的法律人格无法形成。这一点和实行商品经济的古罗马显然是不一样的。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表征平等地位的主体人格理念在中世纪的彻底丧失。由于基督教神学思想的影响,承载主体地位平等精神的人格理念在人们的思想观念层面依然存在。而且,由于基督教在中世纪欧洲所占据的主导地位,该种观念统合了大多数欧洲人的思想,由此为近现代人格理念在欧洲的生成培育了一个共同的文化基础。基督教通过对其教义的广泛宣传,不仅确立了作为中世纪以后西欧人类观哲学基础的人类尊严思想,而且由此孕育出了近代社会的人格概念。令人遗憾的是,承载着人类尊严思想的人格概念在中世纪那种以身份制为典型表征的封建社会秩序中很难实现由哲学理念向现实法律制度的转变,作为近代人格概念之理论前端的人类尊严思想自然也就无法在法律制度层面实现和人格概念的结构性关联,只能从宗教和道德意义上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一定程度的统合性影响。立基于此,自中世纪后半期一直到近代法律制度产生之前,人格概念固然经常被人们提及,但它主要是一个哲学层面的范畴,而不是一个法律概念,人格与民事主体之间的结构性关联更多地存在于人们的学理思维层面,而不是制度层面。在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受启蒙运动和近代自然法学说的影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因应变化了的政治、经济环境,开始从制度层面反思人格概念。该时期人们意念中的“人格”不再像古罗马时期那样和某种特定的身份关联在一起,人格的有无不再取决于人自身之外的某种要素,而是和人自身具有的某种内在素质(即“理性”)结构性关联在一起。

   自然法学派高举“理性”的旗帜,为捍卫人的尊严和自然权利摇旗呐喊,不仅引领和推动了当时的政治变革,而且对变革之后的国家立法产生了深层次的影响。对于立法者来说,它有义务通过自己的立法活动将具有理性的、可以自己负责的人与旧制度下的诸种身份剥离开来,把公民从传统社会那种由诸种身份属性塑造出的权威中解放出来,赋予所有具有理性的公民以平等的权利。由于人普遍地具有理性,因此每个人都平等地拥有人格。值得注意的是,新时期的“人格”已经不再是一个规定于公私杂陈的法律中的、表征主体概念的法律术语,而是一个分别规定在宪法以及受其影响的民法等法律部门中的法律范畴。而且,西方国家早期的宪法和法律均未直接规定“人格”一词,其先前所承载的“主体”概念被一个新的范畴——“人”承接了下来。这一点,在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第1条、第2条和1804年《法国民法典》第8条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与以往时期相比,先前罗马法中兼具公、私法双重属性的“人格”在新的历史时期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不仅获致“人格”的条件由某种特定的身份转换成了自然的人,而且承载“人格”的载体开始出现了二元分离,由宪法和民法分别加以规定。该种转变和分离的民法意义是非常深远的,其原因在于:宪法权利指向的义务主体是包括立法机关在内的国家公权机关,既然作为权利主体的人彼此之间是平等的,而且他们进行政治结合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他们所拥有的那些自然的、且为宪法所确认的基本权利,那么,国家就不能在民法典中确立与此相违背的民事主体制度,类同于古罗马时期那样的、与某些特定的身份关联在一起的“主体”人格制度就没有在民法中产生的可能性。由此,不仅民事主体的范围得以结构性的拓展,他们所为之民事行为的纯粹性也将得以大幅度地提高,民法调整的空间由此将出现明显的扩充,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将在更为广阔的场景下展开。

   (三)宪法人格权的产生及其相较于民法人格权制度的价值

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尽管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以及《法国民法典》中所规定的承载权利的主体是不附加外在条件的“人”,但是,由于启蒙主义者和古典自然法学派所宣扬的“理性主义”的影响,作为主体的“人”必须是拥有“理性”的人,因此,那些不具有“独立理性”的“消极公民”“妇女”以及“处于依附地位的人”是不能归入《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中所规定的“人”的范围之列的,他们不能享有法国宪法所规定的权利,进而也不能作为民法中的权利主体。这种基于对“理性”的尊崇而导致的“人”的范围上的局限性不仅是法国宪法上的一个缺憾,而且对该时期旨在扩展民事主体范围的民事立法也产生了消极影响。幸运的是,启蒙主义者和古典自然法学派所奉行的“理性主义”立场在卢梭、康德那里遭到了批判,由此推动了宪法上以人格尊严为核心的人格权的出现。在卢梭和康德的哲学理念中,衡量人们是否具有人格的标准不是“理性”,而是“意志”。人格不仅和具有“理性”的人之间存在逻辑上的关联性,它同时也和不具有“理性”的普通人关联在一起。影响人格存在与否的决定性因素不是“理性”,而是“意志”。作为一个自然存在的人,他可能并不具有“理性”,但他肯定有“意志”,而具有“意志”的人都具有人格。德国学者汉斯·哈腾鲍尔(Hans Hattenbouer)对内蕴于康德哲学思想中的人格观进行了精辟的阐释。哈腾鲍尔认为,既然人格和“理性”之间不具有逻辑上的绝对关联性,而是以人自身的存在为基础的,因此,全体社会成员实际上都拥有同样的人格。所谓法律上的平等,其本质其实就是人格的平等。显然,哈腾鲍尔已经敏锐地窥察到了康德哲学对法律上人格理论的深层面影响,其见解不可谓不深刻。但是,作为法律人,我们的视角仅仅局限于此显然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进而考察康德哲学和宪法上以人格尊严为核心的人格权之间的内在关联。事实上,康德关于人自身就是目的的哲学理念就是实证法上尊重人格尊严的哲学基础。在康德思想的浸润下,黑格尔也认为,现代法律制度的核心主旨在于:“做一个人并尊敬他人为人”。很明显,黑格尔的这一观点中包含了对人格尊严的尊重。哲学家的思想观点对于我们在立法乃至宪法中确立以人格尊严为核心的人格权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但令人遗憾的是,在19世纪欧洲国家编篡法典的运动中,人格尊严的价值并没有为该时期的立法者所重视,法典中并没有对人格尊严的具体规定。从19世纪末期开始,这种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欧洲一些国家的民法典中逐渐出现了关涉人格权益、乃至抽象人格权方面的内容。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和1907年的《瑞士民法典》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后者第28条还首次从立法层面确定了保护人格权的一般条款,形成了人格权立法保护的另外一种模式。欧洲各国民法典中对人格权益以及抽象人格权的规定,一方面拓展了人们传统上理解的民事权益的范围,另一方面在客观上也起到了限制和约束国家公权力的效果,“将政府的职能限制于承认并执行私人权利的法律领域”,由此推动了宪法上人格权的产生并进而对民法中的“主体”人格制度产生了反致性影响。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没有宪法之前,私法本身就是宪法,在有宪法以后,私法的基本观念、基本精神和基本制度成了宪法的基础和原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yangjiax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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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权》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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