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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维斌:当代中国社会风险的特点——以新冠肺炎疫情及其抗击为例

更新时间:2020-07-21 09:07:45
作者: 龚维斌 (进入专栏)  

   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中国正处于现代化加速发展阶段,各类风险无处不在。2020年春节前,新冠肺炎疫情不期而至,来势汹汹,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威胁前所未有。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组织起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抗击疫情的人民战争——整体战和阻击战。这场战役社会动员规模浩大、斗争方式独特,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不出门就是参战,不聚集就是贡献。这场战“疫”既是一次大战,也是一次大考,它全方位考验着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质量,考验着中国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疫情的爆发、扩散与防控暴露和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风险。这些社会风险既有全球化时代的共性特征,也有中国特定发展阶段、独特国情和治理体系的个性特点。

  

   一、风险扩散具有跨界性

   由于开放性、流动性和连通性增强,现代风险往往是跨界的,突破空间限制,迅速扩散蔓延。风险的跨界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跨越一国之内不同行政区域的边界,另一种是跨越国界。

   新冠肺炎爆发之初,由于认识不清、防控不及时不到位,迅速扩散开来,传染速度呈几何级增长,与武汉相邻地区的黄冈市、孝感市等地方的感染人数急剧增加,与武汉市人员往来比较多、比较密切的广东、浙江、河南等省,尤其是深圳、广州、温州等市流动人口多,感染人数也比较多。疫情传播扩散呈现地域上的圈层化特点。由于疫区巨大的人口规模、便利的交通枢纽位置、特定的人口流动高峰期,使得一定区域内的疫情迅速扩散演变成为全国范围的疫情。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均具有强大的统筹能力,要求各地树立大局观,在做好各自防疫工作的同时,根据需要相互支持。因此,总体上,国内的风险跨界没有导致跨界的争端。即使民间偶尔有以邻为壑的错误做法,也很快得到纠正。

   全球化时代,国际人口流动和社会交往十分频繁,如果发现和管控不及时,局部的风险很可能演变成为跨越国界的风险甚至全球性风险。截至2月15日,国(境)外受新冠肺炎感染病例数达到数百例,在全部受感染病例数中占比1%左右。珍妮·X.卡斯帕森、罗杰·E.卡斯帕森研究指出,在跨界风险特征中最明显的一点是,它们存在风险的社会放大或弱化的极大可能性。如果风险的来源国家和接受国家之间存在历史冲突、文化差异或正处于紧张关系等问题,即使是很小的风险“出口”的可能,都可能引发大范围的媒体报道、社会关注和公众担忧。①他们所说的跨界风险是指不同国家之间的风险关联和转移。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社会风险同样具有跨越国界的特点,引起国际社会不同的反应,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议题。

  

   二、区域化风险与内部化风险并存

   大量病例表明,新冠肺炎病毒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受感染者主要是与武汉市的病人有过直接或间接的接触。全国各地在武汉“封城”以后,纷纷启动一级应急响应,实施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使得疫情风险以行政区域为单位得到不同程度的管控。各地疫情发展状况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与武汉市人员接触的情况,二是清查和隔离潜在受感染人员的力度。由于各地往来自武汉的人数以及政府管控措施存在差异,各地疫情风险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化特点。这种区域化特点很大程度上是由各地的治理能力决定的。疫情爆发后,各地均采取了严格的防控措施,有效阻击了疫情的大面积扩散,为防疫全局做出了贡献。但是,由于感染人数多、用于传染病防治的医疗资源紧张,一些地方特别是武汉市没有能够及时采取有效防治措施,人为加剧了传染的风险,造成一段时期内受到感染的人数大幅度上升。此外,紧急收治新冠肺炎感染病人,也一度影响了人们正常的看病就医。党中央发现这一情况后,多批次从军队、全国各省(区、市)调集医护人员和应急物资支援武汉和湖北。截至2月14日24时,不包括军队派出的医疗队和队员,全国各地共派出了217支医疗队,25633名医疗队员,其中在武汉市有181支医疗队,20374名医疗队员。在其他城市,有36支医疗队,5259名医疗队员,大大超过了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医疗救援的调动规模和速度。封控措施将传染病疫情的风险控制在一定的行政区域内,阻止了局部风险向外扩散蔓延。但是,不同行政区域的初始感染人数、医疗资源和社会治理能力存在差异,有的地方医疗资源紧张,防控措施失当,使区域化风险在家庭、社区和行政区域内部扩散、加重。

   区域化风险和内部化风险相互联系,是中国独特体制下的风险传播特点。强大的行政力量干预,切断了风险传播的途径,一方面将风险控制在一定的区域内,但是,另一方面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增加区域内部风险,加大风险治理难度。

  

   三、单一风险向综合风险转化累积

   全球突发事件变化的特点之一,是突发事件本身具有更多的复合性、多变性和衍生性,带来的结果具有更强的严重性和放大效应,成为一个复杂的巨系统。②与突发事件的特点相一致的是,当今世界各类风险常常是复合、多变和衍生的,一个突发事件会引发一系列关联性风险。新冠肺炎首先引发的是公共卫生风险,是单一的健康安全风险。在疫情发展和应对过程中,又衍生出多种相关风险,例如,生活保障风险、社会信任风险、经济安全风险、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风险等。现代化越深入发展,社会的联系越紧密,相互依赖性越强,社会越脆弱,相互联系和支撑的链条中任何一个小的环节出现问题,都有可能导致整个机器停止运转,使社会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蝴蝶效应”决不是毫无根据的想象。现代化越发展,风险的综合性越强,不同的风险之间相互加强,最严重的后果是政治风险和社会风险。

  

   四、自然风险与人为风险交织叠加

   从引发风险的原因来看,主要有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两类,人为因素又有技术性和制度性两个方面的因素。根据现有研究,新冠肺炎病毒可能最初来自蝙蝠,然后由某种动物作为宿主,例如,穿山甲或果子狸,人与带有这种病毒的动物接触从而染病。尽管现在还不能准确判断新冠病毒与哪种动物有关,但是,无疑它很有可能是由动物传染给人的。这样的情况在人类历史上经常发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型冠状病毒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由自然引发的风险。

   如果不是人们的特殊饮食偏好,这种自然风险产生的可能性会大大减少。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新冠肺炎又与人们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关,是人为导致的后果。疫情刚开始时,如果能够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研判、早隔离、早治疗,疫情扩散的风险就要小得多。采取严厉防控措施后,如果物资保障、疫情排查、人员安置等做科学合理、周到细致,出现区域性、局部性无序和恐慌的可能性就会降低。各地启动一级响应后出现的各类问题,很多是应对不力造成的。例如,在抗击疫情中,领导干部常常遇到很多“两难”甚至“多难”选择,想果断决策但又情况不明,想依法办事但又法不健全或无法可依,想事急从权又担心被认为胡乱作为。一些地方没有能够及时发现、科学隔离和收治确诊和疑似感染者,人为扩大了传染风险。2月2日开始,武汉市率先开始分类施策、精准应对,决定将“四类人员”③集中收治和隔离,目的是内防扩散、外防输出。但是,在执行这一政策过程中,一些地方组织混乱,引起群众强烈不满,受到中央督察组严厉批评。自然风险与人为风险交织叠加是现代社会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现代社会风险主要是人为的治理性风险,根源于治理制度不完善、治理能力不适应。

  

   五、风险的建构性越来越明显

   根据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建构性风险的大小取决于受到客观性风险影响的感受性,这种感受性又与人们自身的知识水平、价值观念以及所处环境有关。所谓“放大”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术语,涵盖了风险信号增强和减弱的双重情况。④

   2003年抗击SARS病毒,中国政府在北京、广州等疫情严重地区实施严格的隔离防护措施,为很快战胜疫情发挥了关键作用。时隔17年,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传染性更强、潜伏期更长、多点攻击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政府采取更大规模、更加严厉的防控措施。严重威胁人们健康的疫情是一种客观存在的风险。但是,对于这种健康安全风险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类风险发生的概率、可能的危害性等的感知能力又影响着人们的心理和行为,放大或者缩小客观因素造成的风险。因此,当代社会风险在相当程度上是人们感知并相互作用的结果,具有很强的主观构建性。

   绝大多数中国人经历了抗击SARS疫情的考验,当时他们配合政府采取限制行动的措施。这种经历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奠定了有利的心理基础,面对隔离、社区封闭等管理措施,人们能够理解和配合,减少了可能的恐慌、冲突。与2003年相比,中国社会信息化水平大大提升,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更多、更便捷,对风险的感受能力在增强。同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自身安全的要求更高,对风险的承受性却在下降、减弱,一强一弱使得过去看来很小甚至可以忽略的风险,今天极有可能演化为一场风暴。

   社会风险的主观建构性增强,表现在社会舆论、社会心理对社会风险的影响越来越大。社会舆论、社会心理的影响又与社会的开放性、流动性、结构特征,以及社会记忆、社会发育程度联系在一起。当代中国社会在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乡村走向城市、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各类社会风险的建构性一定会越来越强,影响着传统意义上的客观风险。

  

   六、普通群众受到风险的影响更大

   很多研究表明,现代社会中,风险代替了财富分配成为衡量人们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换句话说,社会风险的承受能力与社会阶层地位成正相关,社会地位越高抗击风险的能力越强,反之亦然。贝克指出,风险总是以层级的或以阶级而定的方式分配的,风险是附着在阶级模式上的。财富在上层集聚,社会风险在下层集聚。⑤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最大的是普通群众,特别是工薪阶层和弱势群体。无论从健康防护的角度还是从就业、收入、生活等角度来看,他们都是最脆弱的群体。受到病毒感染后,他们个人和家庭的医疗保障条件不理想,获得政府和社会支持的能力也相对较弱。疫情开始时,奔波于各种医疗机构之间、经历漫长的等待,体验到孤立无助无奈的往往是他们。

   卡车司机反映,疫情发生期间,他们要么接不到活,要么拉货途中冒着被病毒感染的风险不说,还备受折腾和歧视,工作辛苦,赚钱很少。⑥对于普通工薪阶层、农民工、城市中低收入者来说,隔离期越长对他们的就业、收入、生活和子女教育影响越大,陷入贫困的可能性也越大。据调查,相比于正常状态,小微企业由于疫情而导致业绩变差占比达77.28%(稍微变差占39.38%,明显变差占37.90%)。其中个体工商户经营绩效变差占比更是高达84.3%。整体上看规模越小的企业业绩变差比例越高。如果疫情持续发展,有超过半数小微企业难以坚持超过三个月。⑦据中国社会学院社会学所课题组对以生产线工人为主从业人员,兼有快递员、搬运工、司机、送餐工、日结工、保安和保洁的调查,80%被调查者想上班,10.4%已经在上班。在生活费调查一栏,拥有2个月费用的占35%,不足半个月的合计占47%,表明及时复工也是防疫的重要组成部分。⑧

   在巨大灾难和重大风险面前,看起来人们是平等的,无人能够幸免,实际情况是,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对风险的承受能力是有差异的,社会中下阶层和弱势群体更容易受到伤害。

  

   七、潜在的风险可能是长期的

风险之所以成为风险一方面是客观因素所致,另一方面是人们认知能力所致。风险之所以成为现实,很多时候是因为人们无知和盲目乐观浑然不觉,或者出于某种因素的考量抱有侥幸心理隐瞒不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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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评论》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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