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练亚坤:“愚民”与“不可使知”之间——论清末民初学人对“民可使由之”章的解释

更新时间:2020-07-21 08:12:41
作者: 练亚坤  

   【内容提要】 《论语·泰伯》篇中的“民可使由之”章在清末民初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愚民的问题上。有关此章是否愚民的讨论在戊戌变法之前就已经出现,并在20世纪初吸引了不少学者的注意,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试图为此章进行辩护。然而,这些辩护并未止息这场论争,相反,从清末至民初,围绕此章的争议已经延伸到孔子以及儒家是否愚民的问题。而学界较少关注的是,这场论争还有另外一个侧面,即由“不可使知”引出的儒家是否为宗教的问题。“愚民”和“非宗教”是近代儒家面临的两大质疑,而同时出现在围绕“民可使由之”章的论争中,透过这场论争,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近代儒家在“教化”与“宗教”问题上的双重困境。

   【关键词】 愚民,开民智,宗教,不可使知

   “民可使由之”出自《论语·泰伯》篇第九章: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

   晚清之前,尽管也有一些学者对此章提出过新的理解,但总体上来看,《论语》此章的合理性并未遭到质疑。然而晚清以降,伴随着西学的传入和儒教的式微,“民可使由之”章的合理性开始引起争议,而争议的焦点便是所谓的愚民问题。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这场肇始于清末民初的争议,一直持续了一百多年,时至今日仍然有学者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来回应这种质疑。根据赵友林的考证,百余年来参与到“民可使由之”章争论中的学者至少有数十位,其中包括康有为、梁启超、严复、郭沫若、冯友兰、李泽厚等一大批在近现代中国思想史上有影响力的学者。①本文关注的问题是,这一争议为何会在清末民初出现,并且还引起了学人的广泛关注。要想解答这一疑惑,我们首先需要回到清末民初的思想背景中去考察。

  

   一、近代“民可使由之”章争议起始考

   学界在介绍“民可使由之”章引起争议的背景时,通常都会提到包笑天的一段回忆:

   这时候,民主思想,渐入人心,虽没有打倒孔家老店那种大炮轰击,但孔子学说,已为新学家所疑问。为了《论语》上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两句,于是哗然说这是孔老夫子的愚民之术。据说这还是到中国来传教一位教士,研究了中国书后,倡此说的。②

   从这段回忆提供的信息来看,“民可使由之”章在近代被质疑并非儒学内部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与外来思想的影响有关。其中,受外来思想影响的新学家和来中国传教的传教士是这场论争的最初挑起者。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一争议是如何发生的?虽然我们已经大致知道它与新学家和传教士有关,但其中的细节尚不清楚,学界也较少关注。

   根据笔者的考证,戊戌变法之前,就已经有新学家质疑“民可使由之”章“愚民”,比如郑观应在《盛世危言·教养》中的议论,即与此有较大关联:

   暴秦崛兴,焚书坑儒,务愚黔首。明季制艺之科,专图锢蔽天下之人材。后世因之,则民之自教自养亦有所扰累矣。迨至蚩蚩失教,其不复等于禽兽者几希。为之俑者初以天下之多事,皆豪杰为之也。遂谓天下人可愚不可智,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庶我之大业可世守,故凡能开人聪明启人知识之事,悉欲抑而屏之。此三代以下,人材不世出,民生所以日促也。悲乎!③

   这里郑观应把“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与愚民问题结合了起来。不过,他的做法意在指出《论语》此章成了统治者实行愚民政策所借助的理由之一,并未直接认定《论语》此章的本意与愚民有关。由此可见,郑观应的矛头主要指向的是统治者的愚民政策,而非经典内容本身的合理性。当然,“民可使由之”章被理解为愚民政策的理论依据,本身就意味着此章可能无法完全摆脱愚民的嫌疑。另外,笔者要补充的一点是,《盛世危言》最早刊刻于1894年春,而《教养》篇在该版本中就已经出现。在此之前,虽然有不少学者对此章提出过新的解释,但总体上并没有围绕是否愚民这个问题来展开。

   传教士对推动《论语》此章与愚民问题相关联起了很大作用。1895年,林乐知在《万国公报》上发表《欧华基督教益叙》,其中有一段话这样来解读“民可使由之”章:

   古时希腊罗马之博学人,自视过高,视民太轻,每谓学问之事,乃在上者之责,非所望于愚民也。罗马盛时,有诗人叹曰,可恨者惟成群之愚民耳。即在中国,亦有此说,如所谓“民可使由,不可使知”者,皆不屑教民之意也。自基督教出,世人方知读书一事,实为人生当尽之职分,无一人可自外于教道,即无一人可自外于学问也。④

   在林乐知看来,中国经典中的“民可使由之”章与古希腊罗马博学之人的主张是一致的,都包含有不屑教民的意思。不屑教民就意味着会放弃对普通民众的教育,其实质已与愚民无异。有意思的是,林乐知在做了上述比附之后,又特别指出基督教与上述主张不同,它关注的是对每一位民众的教导。这样一来,林乐知不仅完成了对《论语》“民可使由之”章的批判,而且还塑造了基督教重视开发民智的良好形象。

   需要说明的是,林乐知对“民可使由之”章的批评不是随意的。1896年5月《万国公报》上林乐知与蔡尔康合作的《险语对下之下》再一次提到了“民可使由之”章:

   然而中国之治法,仍上世之遗风也。民皆听命于上,如子孙之不能自主也。且察其学识,实亦不足以自主。……呜呼!民气一日不振,即国威一日不张,而猥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无惑乎急公奉上者之不数见也。夫居今日而策中国,祸福断无中立之理。假使秉国之钧者,必欲墨守成法,胶执私见,任民生之日众,不思格物产以富之,任民心之日愚,不愿兴新学以教之,任民俗之日媮,民气之日薾……⑤

   这一次,林乐知明确将中国之治法归为上世之遗风,言外之意是已经不符合当时时代的要求。具体到“民”的问题上就表现为,民之不能自主和民气不振。而民气不振的原因就在于统治者坚持“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主张。事实上,在笔者引述的这段话后面林乐知还有一段小字对此进行了补充:“西人读《论语》者,皆曰孔子真圣人也,而独不服此章之训,谓民皆具爱国之心,苟不使之知,乌乎得其爱?”⑥由此来看,林乐知对此章的理解某种程度上可以代表当时部分传教士的看法,即他们对此章的内容是有疑问的,尤其是对“不可使知之”,会更倾向于把它理解为“不必使民知”或“不屑使民知”的意思。

   当然,必须要指出的是,虽然郑观应和林乐知的论述都隐约指向对“民可使由之”章的批评,但他们论述的重心通常都是指向统治者,强调统治者应该为当下民愚的现实负责,而主要不是用来质疑孔子学说本身。然而也无可否认,他们把统治者的愚民政策与孔子学说进行了某种关联,由此事实上造成了“民可使由之”章无法摆脱愚民的嫌疑。

   1896年12月,《申报》刊登了《中国教化未尝愚民辨》一文,再次涉及愚民的问题。只不过这一次提出愚民质疑的是在纽约的中国会党人士,该会党首领认为中国之所以败于日本,是因为日本已经入于教化之国,而中国的统治者还在实行愚民政策。⑦《中国教化未尝愚民辨》正是针对这一说法进行的回应。按道理来讲,统治者愚民与《论语》此章是否愚民属于两个问题,但该文敏锐地注意到存在将这两者结合考虑的现象:

   窃尝于三四年前微闻一说,谓中国不兴新法,不能启发民之聪明才智俾臻自强。此言未尝非是,顾中国其时虽未以振兴新法导民,亦并未以习学西法禁民,以外人期望之深衷而至归咎于在上者,已觉言之过当。乃更推原其蔽,妄谓中国之受病自孔子始,自孔子“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始。⑧

   这里提到的“三四年前微闻一说”,具体是指谁的说法我们不得而知,但如果结合郑观应《盛世危言》中的言论来看,就会发现两种说法比较接近。比如,同样是在《教养》篇中,郑观应重点讨论的就是“兴新法”和“开民智”的问题,他指出,欧美各国“其所教由浅而深,自简及繁,故人之灵明日启,智慧日积,而人材济济,国势以强也。是故人材众则百事兴,举凡机器、制造、轮船、火车皆巧夺天工,日新月盛,而农政、商务亦日增新法,日为推广”。⑨这显然是将兴新法、开民智等看作国家强盛的重要条件。从前面的讨论可知,郑观应同样把愚民的责任归结到统治者身上。此外,《盛世危言》初刻本刊行于1894年春,时间上也较为吻合。稍稍有些区别的是,《盛世危言》中的说法矛头主要不是指向孔子的学说,而这里则直接点明“微闻说”是把“民可使由之”章视为愚民的理论基础。

   本文无意为这里提到的说法考证确切出处。将这两种说法进行对比只是为了表明“民可使由之”章被质疑并非偶然,其背后有一种新的观念作为基础。这种观念认为,民智不够发达是制约中国振兴的重要因素,其根源则是统治者推行愚民政策。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任何可能为统治者愚民提供支撑的理论都会被质疑和批评。事实上,郑观应和林乐知等人虽然没有将主要矛头指向“民可使由之”章,但其中蕴含的批评意味已经非常明显。

   综上可知,包笑天的回忆大致是准确的,新学家和传教士的确是近代最早质疑“民可使由之”章的一批人,郑观应和林乐知就是其中的代表。“民可使由之”章被质疑愚民,实际上是伴随开民智这一新的社会思想观念出现的,而传教士的宣传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二、学人对“民可使由之”章质疑的回应

   按照《中国教化未尝愚民辨》的说法,1893年左右就有人对“民可使由之”章提出了质疑,而该文的回应却是在1896年底。在该回应之前,笔者尚未发现专门针对此问题的讨论。这一现象似乎表明,“民可使由之”章被质疑一开始并没有引起学人的特别关注。那么,《中国教化未尝愚民辨》一文又为何会对这一问题表示关注呢?

   笔者认为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质疑者的身份比较特殊。上一节我们已经提到他们是海外会党成员,而事实上该文还特别指出该会党是以叛逆清朝为志向的。其次,该会党首领特别强调的一个事实是,中国之所以败给日本是因为日本已经进入教化之国行列,而清政府还在推行愚民政策。尽管该文作者不认同清政府愚民的结论,但也并未特别反驳日本已是教化之国的说法,这从侧面反映出甲午战争后作者的微妙心态。再次,该文作者最后点明“惟谓中国无教化,且设法以愚民人,固二三千年以来所未之有也。是不可以不辩”。⑩由此来看,担忧中国被视为无教化之国,应该是作者选择回应“民可使由之”章质疑的重要原因。

   在《中国教化未尝愚民辨》的作者看来,将“民可使由之”章理解为愚民是误会了孔子的意思,这一问题已经被朱熹解释和澄清过了:

   昔朱子集《四书注》时,已虑后人必有误会圣意者。故特注之曰:“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以“能”字释“可”字,俾知此章“可”“不可”皆作“能”“不能”解。民既当由是,固当知。惟在上之人使之,则固有可、有不可。第能使之优游涵泳以徐俟其知,而不能使之急遽躐等以穿凿其知。至于学,已及时迎机而导。则中国之教化亦非终不能使人知,特有使知之功,而不能必使知之效。所谓“由之”“知之”两“之”字,皆指成效而言。其效不尽可必,故其权不尽可使耳。否则,孔子何以诏弟子“以学文”,以言温故知新可以为师哉!文可以统六艺,六艺可以统今之西学各种。即孔子今日复生,原未必谓学西学者无当于温故知新之说,而奈何以误会圣言者,厚诬圣意哉!11

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从元代开始就成为科举考试的教科书,其对四书的注解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官方和正统的解释。因此,《中国教化未尝愚民辨》的作者用朱熹的注解来反驳“民可使由之”章的质疑其实非常自然,也符合一般士人对此章的普遍认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2187.html
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0年第4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