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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诸问题

更新时间:2020-07-20 23:24:40
作者: 马勇 (进入专栏)  

   摘    要:

   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三年是晚清史上的重大事件, 但由于后来的一系列政治变化, 袁世凯“开缺”的真实原因逐渐被遮蔽, “回籍”、“养疴”的真相也越来越模糊。其实, 如果仔细排比新旧史料, 重现当年历史场景, 很容易发现传统说法具有很强的政治暗示, 属于政敌或不明真相者有意无意的歪曲、抹黑。而袁世凯及其部属、友朋后来又因为“帝制自为”等因素, 也不便为其辩诬, 将错就错, 铸就了人们所熟知的袁世凯形象。其实, 袁世凯“开缺”没有那么多阴谋, 他离开北京返回故里的故事更没有传统描述的那样扣人心弦。“养疴”期间, 袁世凯并不是被禁锢, 他一方面安心养病, 操持实业, 另一方面与朝野各界保持着必要的联系, 这也为他后来的再度出山埋下了伏笔。

   关键词:袁世凯; 开缺; 回籍; 养疴;

  

   对袁世凯而言, 1908年极为不顺, 从“位极人臣”到“开缺回籍养疴”, 奋斗了大半生, 从繁华京津退回几十年前起步的故乡。如果说这一切都是正常的情况, 估计根本没有人相信。但这件事为何发生?如何发生?怎样演进?为什么短短三年, 袁世凯重出江湖, 反而赢得了一个“非袁莫属”的美名?时移世易, 一百多年过去了, 我们可以尝试着摆脱政治困扰, 重建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的真相。

  

   开缺:可说或不可说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1908年11月14日) , “上疾大渐。酉刻, 崩于瀛台之涵元殿”1。酉刻为傍晚五至七点, “龙驭上宾”的光绪帝生于1871年8月14日, 满打满算三十八岁, “壮志未酬身先死”。然而, 更为奇特的是, 光绪帝后事还没办, 翌日“十一时闻太皇太后危笃, 又拟进懿旨命摄政王裁定军国政事, 有重要事件由摄政王面请皇太后旨行。旋检查孝贞显皇后旧典。二时闻太皇太后换衣, 摄政王与庆邸、各堂入宝光门敬视太皇太后升遐, 即拟进太皇太后遗诰及哀诏。”亲历其事之许宝蘅惊叹:“呜呼!十一时中两遘大丧, 亘古所未有, 可谓奇变, 余缮写各旨时心震手颤, 莫知所主。”2国内外一切关心中国事务的人, 普遍担心政随人亡之政治规律再度发挥作用, 不知道两宫相继去世究竟对中国、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最先做出反应的是那些流亡海外长达十年的老维新党人, 他们在过去几年的政治演变中蜕变为坚定的保皇党人, 坚信清廷内部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政治派别:年轻的光绪代表变革力量, 年迈的慈禧代表保守势力。光绪帝突然死亡, 在老维新党人看来一定有阴谋。康有为“突闻光绪噩耗, 悲病万分。光绪幽囚以来, 并无大病, 忽撄不治, 传说纷纭。嗣闻为袁世凯所毒杀, 乃由海外上摄政王书, 请诛袁世凯以谢天下, 并发布讨袁檄文”。在这篇檄文中, 康有为明白指控袁世凯是杀死光绪的凶手。根据康的逻辑, 袁世凯之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他担心慈禧逝后光绪复仇, 清理十年前戊戌旧事1。

   梁启超也利用各种关系上书摄政王、善耆等, “鄙意谓为今日之计, 必宣布此贼 (袁世凯) 罪状, 乃可杜外人干涉之口。其罪状除离间宫廷为众所共知外, 其尤大者则在山东巡抚任上, 纵拳出境, 以畿辅为邻壑, 酿成庚子大祸。此本极显著事, 而内外人均熟视无睹。苟揭此状, 则外人将憎恶之不暇, 岂肯更为卵翼?”这个建议虽然阴毒, 击中要害, 但梁启超忘了, 袁世凯就任山东巡抚是由列强建议;袁在山东的全部举措, 与列强政策若合符节。

   一计不成, 再来一计。梁启超如康有为一样, 仍然回到袁世凯与两宫关系上做文章:“今两宫既先后升遐, 戊戌前事非复臣子之所忍闻, 即措词亦复不易易。虽然, 此罪若不有所归, 则大行太皇太后与大行皇帝慈孝之德, 终不暴著于天下, 使后世史家不能不有所怀疑, 非有疑于太皇太后之慈, 则有疑于德宗之孝, 夫使二者而有一于是, 则今上皇帝与摄政王之心, 其能安平。窃谓宜以两宫遗意 (必两宫然后可) , 暴其离间宫廷之罪, 措辞虽简单浑括, 亦所不妨, 盖但有此而两宫日月之明, 已永不复为浮云所能掩矣。”如此, “以彼贼诬君误国之罪, 虽明正典刑, 殊不为过, 但监国仁慈, 必不忍出此, 且持之太急, 或恐外人疑及今上皇帝宽仁之度。则以鄙见策之, 虽最轻亦宜加以革职, 交地方官严加管束。”2

   康有为、梁启超等政治流亡者对袁世凯的指责, 从现在能看到的史料说, 不过是捕风捉影, 并没有确凿证据, 因而清廷并没有按照他们的要求做。当然, 康、梁都是过去十年最具世界影响的中国政治人物, 他们在海外发声, 没有影响清廷决策, 但却深刻影响了海内外舆论, 风光一时、名声显赫的袁世凯竟然在两宫去世不久迅速成为众矢之的。国丧未完, 清廷于十二月十一日 (1909年1月2日) 突然发布谕旨:

   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 夙承先朝屡加酌用, 朕御极后, 复予懋赏, 正以其才可用, 俾效驱驰。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 步履维艰, 难胜职任。袁世凯著即开缺回籍养疴, 以示体恤之至意。3

   从这个谕旨看, 清廷并没有如康、梁呼吁, 去追究袁世凯什么责任;摄政王载沣也没有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 杀袁世凯为其兄光绪帝复仇。其实, 十年前的故事应该很清楚, 所以摄政王在其日记中并没有光绪帝临死前郑重嘱托杀袁的记录, 他在摘录开缺谕旨后, 只是注明袁世凯开缺后调整的“枢垣”名单:庆王、世相、张相、鹿协揆、那相, 即奕劻、世续、张之洞、鹿传霖、那桐4。

   军机章京许宝蘅为两宫遗诏等文件起草人, 多少知道一点内幕。其十二月十一日 (1月2日) 日记:“入直。军机见起后复召世、张二相入, 发出蓝谕三道:一、袁太保开缺回籍养疴;二、那相入军机;三、澍贝勒在乾清门侍卫上行走。按, 澍贝勒为孚郡王之嗣子, 乙未、丙申间得罪革爵圈禁, 庚子释免者。”5

   从许宝蘅的记录中感觉不到什么阴谋。其实由此向前追溯, 两个多月前, 许宝蘅曾为袁世凯“足疾”代写过请假条:九月“十三日 (10月7日) , 大风。五时三刻入直, 十一时散。袁监述两宫定于二十六日回城, 昨日直督荐医屈永秋、关景贤进诊, 闻初九日军机大臣召见时, 两宫泣, 诸臣亦泣, 时事艰危, 圣情忧虑也。为项城拟请假折, 因足疾请假五日。”6此时距两宫去世一月有余, 知两宫虽然忧心忡忡, 但朝局并没有多少异样, 因而袁世凯因“足疾”请假只是一个平常事, 无足为奇。

   “袁世凯现患足疾, 步履维艰, 难胜职任”, 是清廷宣布罢免袁世凯职务, 回籍养疴的唯一理由, 而且清廷甚至明确表示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酌用”, 在宣统小皇帝即位后, 仍然获得朝廷信任重用, “正以其才可用, 俾效驱驰”, 朝廷之所以在如此困难时期同意袁世凯回籍养疴, 只是出于袁世凯健康状况考虑。然而一百多年来, 研究者很少有人相信清廷这个官方表述的真实性, 以为袁世凯开缺就是清廷有意为之, 所谓“足疾”, 不过是一个借口。事发不久, 恽毓鼎发给两江总督端方一份电报:“桓温 (指袁世凯) 之得罪也, 外间皆未窥真相。光宗 (指光绪帝) 上仙, 颇有红丸之疑, 不啻梁冀之于质帝矣 (且结中常侍) 。伏皇后曾奉献帝衣带诏, 使除曹阿瞒以复仇, 相王 (指摄政王载沣) 亦与闻焉。是日罢相制书, 本有‘跋扈不臣, 万难姑容’八字, 以禠职编管处之。代相 (指世续) 独与谋, 力为解, 乃易今文。”1

   恽毓鼎的描写充满想象, 但据这份密信透漏出的信息, 参照其他资料, 大致可知在两宫相继死亡后, 袁世凯确实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 甚至有人将他比拟为东汉权臣梁冀, 暗示光绪帝之死与袁世凯脱不了干系。光绪帝同父异母弟, 也即摄政王载沣的弟弟载涛后来回忆:“载沣摄政不久, 即下谕罢免袁世凯。据我所知, 促成其事的为肃亲王善耆和镇国公载泽。他们两人向载沣秘密进言, 此时若不速做处理, 则内外军政方面, 皆是袁之党羽;从前袁所畏惧的是慈禧太后。太后一死, 在袁心目中已无人可以钳制他了, 异日势力养成, 消除更为不易, 且恐祸在不测 (大意是说袁心存叛逆) 。善耆主张非严办不可;载沣彼时对袁, 也觉得是自己的绝大障碍, 遂同意善耆的做法, 又将谕旨用蓝笔写好 (彼时尚在大丧百日之内, 不能动朱笔) 。其实, 这类事必须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去做, 不是可以迁延时日, 从容研究的。事后就有人说过, 袁每日上朝, 仅带差官一名;进乾清门后, 便只他单身一个人, 若能出以非常手段, 干了再说, 即使奕劻如何有心庇护, 张之洞如何危言耸听, 亦来不及了。可是载沣哪里有康熙皇帝擒鳌拜的决断和魄力呢?据闻那一道谕旨原文, 是将袁革职拿交法部治罪。这从袁的方面来讲, 就已因此有了宽转, 结果可以不死了。及至拿给奕劻等一看, 奕劻尚模棱其词, 不过说此事关系重大, 请王爷再加审度。张之洞则明白说什么主少国疑, 不可轻于诛戮大臣, 力为反对。彼时, 凡是谕旨非经军机大臣副署不能发表。载沣处此僵局之下, 竟自无可如何;乃将原旨一再修改, 措辞前紧后松, 变为开缺回籍养疴, 纵虎归山, 自贻后患, 善耆等亦只有付之浩叹而已。”2

   这些记录与讨论均从阴谋论出发, 都忽略了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理由是否成立。按照这些说法, 一个权倾朝野的重臣, 怎么能因为什么一点“足疾”而开缺呢, “足疾”只是摄政王随便编造的一个理由。

   其实, 袁世凯患有“足疾”, 而且犯起病来还比较严重也是事实。据《洹上函稿》, 袁世凯离开北京并略微安置稳定后, 曾给亲朋好友写了一批报平安的信, 这些信都或多或少提及自己的身体状况:宣统元年正月十五日 (1909年2月5日) , 袁世凯在复山东巡抚袁树勋、复两广总督张人骏、复浙江巡抚增韫, 以及正月十八日 (2月8日) 复江西巡抚冯汝骙, 正月二十日 (2月10日) 复济东泰武临道徐世光, 正月二十四日 (2月14日) 复长江水师提督程炳文, 二月初五日 (2月24日) 复安徽巡抚朱家宝, 二月初七日 (2月26日) 复曹州镇总兵陆建章, 二月初十日 (3月1日) 复大理院正卿定成, 二月十一日 (3月2日) 复署南汝光道邹道沂等一系列函稿中, 都表达了同一意思而文句稍有差异:“兄自去年秋间忽患腿痛, 不良于行, 曾经请假两旬。只以枢垣职任繁重, 不得不销假力疾从公。入直必须人扶掖。腊月, 疾益增剧, 仰蒙朝廷体恤, 放归养疴。圣恩高厚, 莫名钦感。比来寄居卫辉, 调治宿恙。”3这些向袁世凯问疾并得到回复的人, 均与袁世凯有着某种特殊的姻亲关系, 或私人关系, 且均为方面大员, 或体制内相当层级的官员, 他们或许听到了一些不好的议论向袁世凯婉转求证, 而袁的回答虽然没有批驳那些传言, 但却正面介绍了自己的病情。宣统元年十二月, 也即袁世凯回籍养疴一年后, 他复信张一麐:“弟足疾多方调治, 迄未大痊。现经仲芹每夕使用电气, 血脉颇觉活泼, 惟步履究未能爽健如常。”4对这些亲朋故友, 且与朝廷关系错综复杂的亲朋故友, 袁世凯对自己病情的介绍是真实的, 值得据此进行讨论。

清廷发布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的时间为1909年1月2日, 而袁世凯在信函中介绍自己病情的最早一封信为2月5日, 其间有一个多月的空白期, 因而为各种各样的传闻提供了可能。据张国淦, “有谓是日 (1月2日) 隆裕太后面谕监国叫杀的, 有谓亲贵们主张拿交法部治罪的, 经张之洞再三乞恩, 始改为开缺回籍养疴。张乞恩理由, 以为袁在直多年, 握有庞大的军力, 如果严惩, 恐生他变。当日经过是否如此, 外人不知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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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7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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