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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诸问题

更新时间:2020-07-20 23:24:40
作者: 马勇 (进入专栏)  
有询张者, 张亦不明言”1。

   张之洞没有向询问者明言, 但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却对此事有相当明确记载:“监国摄政王秉太后意, 令军机拟旨, 祸且不测。公 (张之洞) 反复开陈, 始令回籍养疴。公退语人, 曰主上冲龄践祚, 而皇太后启生杀黜陟之渐, 朝廷有诛戮大臣之名, 非国家之福。吾非为袁地, 乃为朝局计也。”2而据铁良之子穆瀛, “项城放归事, 闻诸吾父, 云隆裕召军机领班独对, 摄政在侧, 庆邸入, 后出先帝手敕办袁世凯, 庆伏地无言, 后怒甚, 问汝何意。庆回奏请召汉大臣议, 并陈张之洞在值未退。后即斥退庆, 召张入, 示以此旨, 张回奏, 大意主幼时危, 未可遽戮重臣动摇社稷, 可否罢斥驱逐出京?后默许, 遂有回籍养疴之谕。”3

   细读这些记录, 细节丰富。但也正因为细节丰富, 因而令人生疑, 那些两人私下对话, 究竟是如何传出的, 假如清廷, 或者说隆裕太后、摄政王, 以及那些与袁世凯相仇雠的满洲少壮派真有杀袁之心, 或者说光绪临终前真有杀袁谕旨, 袁世凯能跑掉吗?其实, 这一切传闻均源于1898年故事, 源于那年袁世凯“告密”, 背叛光绪, 背叛维新派的传言。

   在朝政并不透明的时代, 这些捕风捉影的传闻当然也并不全是空穴来风, 仔细梳理各方面记述, 也能找到官方不易解释的蛛丝马迹。袁世凯开缺主因“足疾”不必怀疑, 但“足疾”既然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而突然在国丧期还没有结束时宣布“开缺回籍养疴”, 显然还有另外不易解释清楚的原因在。读袁世凯同僚、军机大臣鹿传霖日记, 如下记录值得注意:十二月“初七日, ……六时入直, 召见如昨。江春霖对奏, 未交下并召见。”“初九日, 晴, 美派大使事饬缓。”十一日, “入直召见同前, 邸 (庆亲王) 仍未上。陈田、赵炳麟封奏内存, 旨袁世凯解仕回籍养疴, 复召世、张入对, 遂下罢袁之旨。那桐入枢学习, 载澍派乾清门侍卫。”“十六日, 晴风, 严修封奏, 谓项城长外交, 遽罢, 各国生心, 请予病假仍启用, 发阅, 仍存内。”4从鹿传霖这几天并不连贯的零散记录中, 隐约感到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 除了“足疾”, 似乎又与当时他负责的外交问题有关, 至少袁世凯开缺如严修预示的那样, 或许将引起外交上的麻烦。

   据严修日记, 十二月十一日, “项城是日开缺”;十二日, “候项城不遇”;十三日, “再候项城不遇”;十四日, “送项城于车站。遇仲鲁、瑞臣、慕韩、杏城、雨人”;十五日, “拟上封事腹稿”;十六日, “封事传留中”5。如此, 正与鹿传霖的记录吻合。

   鹿传霖说严修挽留袁世凯的理由, “谓项城长外交, 遽罢, 各国生心”6, 证之后来的研究, 袁世凯罢官确实引起了列强对中国政治稳定的深度怀疑, 美日诸国也通过不同方式、渠道试图干预7。从这个视角进行观察, 袁世凯的门生沈祖宪、吴闿生的《容庵弟子记》中的说法更接近于真实:“时, 清帝德宗病势日剧, 孝钦后预议继统事。公 (袁世凯) 在枢垣, 最为孝钦后所倚任, 青浦陈说, 情同一家。醇亲王载沣长子常出入内廷, 孝钦后密以询公, 公一力赞成。十月二十二日, 德宗晏驾, 遂以宣统帝入承大统, 公虑孝钦后年高, 且皇族中亦颇有争竞继统者, 主幼国危, 无所统帅, 必生变乱, 倡议以醇亲王载沣监国。二十四日, 孝钦后遽崩。于是公寓二三老成从容定策, 七鬯无惊, 中外咸深叹服。公感悼孝钦后知遇, 拟俟大丧事竣, 亦即告退。乃未及上书陈请, 而局势忽变, 论时事者言咙论杂, 咸莫测其由来, 不知公之去位, 实由于派大使一案也。”8由此回想鹿传霖初九日日记:“美派大使事饬缓”9, 大致可知沈祖宪、吴闿生的说法应该来自袁世凯本人。

   “派大使一案”由来:“先是, 公因甲午、庚子之后, 政府虽一意讲求外交, 而操纵失宜, 究不免为外人所轻视, 中国等级, 向居人后, 海牙和平会置列三等, 亲贵出洋, 何尝无所激刺?奈何事过辄忘。公因美之商派大使, 遇我独厚, 密建联美之策。先与庆王商定后, 乘间独对, 畅陈中国宜派大使理由。孝钦后甚韪其议。旋遭大故, 枢廷同列以不获预闻其事为恨, 有议公之轻举者, 于是横生阻力, 事败垂成, 其机会为至可惜也。”1这是清末最重要的一个外交大事, 也是慈禧、光绪在生命最后岁月所作出的一个重要决定, 然而这个决定还是来得太迟了, 当唐绍仪受命率领使团前往华盛顿的时候, 日本赶在唐绍仪抵达前, 加速与美国达成了一项新协议:“唐绍仪, ‘一个敏感而易于动摇的人大为沮丧’。他有种种理由可以感到沮丧。最坏的事情正在国内发生着。他的上司和支持者袁世凯正面临着厄运, 即使能够幸免一死, 也难逃贬谪的耻辱。他 (袁世凯) 正在因为唐绍仪赴美之行预料可以成功而暂保他的官位。他曾经许下诺言说唐绍仪能够从美国获得足够的支持来抵制日本在满洲的侵略。日本急忙利用罗脱—高平换文来证明唐绍仪的谈判失败, 从而暗地里伤害袁世凯, 造成他的免职, 并且终于使唐绍仪奉召回国。”2这是袁世凯开缺在外交上的原因, 也是最有说服力的解释。

  

   回籍:传闻、想象与事实

  

   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的真实原因, 由于牵涉外交, 清廷并没有更详细披露。也正因为没有详细的官方解释, 因而为各种演绎提供了可能。至于“回籍”的细节, 其实也可以作如是观。一个貌似权威、一手的记录这样说:“内阁值日官捧诏告袁曰皇上有旨, 袁颓然色变, 未及读诏, 张之洞自内出, 告袁曰上以公足疾, 命回籍养疴。袁读诏毕, 连呼曰天恩高厚, 天恩高厚。袁回寓后, 张一麐遂藉故逃避。袁之仆从见张逃, 亦皆惶惶, 或谓自免官诏下, 袁之寓所风声鹤唳, 处处惊惶, 若不知祸之终极矣。”第二天 (十二月十二日, 1月3日) 一大早, 袁世凯入宫谢恩, 随后搭乘快车至天津。有英国人海鲁与袁同行, 曾作车中纪事, 云“头等车内仅三数人, 予觅一近暖气处坐定。旋来一人, 衣素服, 发毛鬓鬓, 随从甚多, 坐处与余相对。见其仆辈置似新闻类一束于其旁, 其人遂翻阅, 两点二十五分, 车过丰台, 约有四十分钟, 其人端坐未行动。旋有仆人又置似酒类一樽于几上, 车上之仆均事之甚谨。余察其人举动, 异于常人, 以英语询车中检票人, 知为清国军机大臣袁世凯。四点三十分, 车至老龙头, 袁下车后, 即乘一华丽马车往西行去”, 先至德国饭店, 饭后至杨士骧衙门, 住署后花园。其眷属于是日晚车亦到天津, 住德国饭店3。

   张国淦据传闻有与上述并不完全一致的描述:袁世凯“匆遽微服赴津, 暂憩于英租界利德顺饭店, 令人密告直隶总督杨士骧嘱图一晤。杨闻之大惊, 立遣其长子毓瑛 (字璞山) 往见, 始知袁拟连夜搭轮赴日本避祸。毓瑛告以其父不便出署, 但太老师 (指袁世凯) 系奉旨穿孝大员 (袁以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奉旨赏穿百日孝) , 今擅释缟素, 又不遵旨回籍, 倘经发现, 明日续有电旨令拿办赴京, 则祸更不测, 且亦决无法庇护。袁听之彷徨无策。毓瑛返署报告其父。杨立饬铁路局速备三等车两辆, 另调机关车, 升火待发。再令毓瑛赴利顺德报告袁, 即陪同坐一辆马车赴老龙头火车站登车, 由路局某总办陪同返京。杨并坚嘱袁明晨必须返豫, 不可稍作勾留。”4

   如果按照张国淦的演绎, “老江湖”袁世凯似乎乱了方寸。然而另一种说法却是, 在袁世凯潜往天津的时候, 朝廷内部也为他的出处多有争论。庆亲王奕劻、张之洞、世续等轮番向摄政王载沣求情, 以为袁世凯不管有怎样的问题, 但毕竟其才可用。“相王 (摄政王) 言予亦知其有才, 但予不忍用之。如用之, 予无颜以见元祐皇太后。北骨 (张之洞) 乃不敢置词, 惟云桓 (袁) 本有去志, 可否使乞骸骨, 因而允之。相王不悦, 云公勿晓晓, 奉行制书可也。”1据恽毓鼎记录, 重臣劝说无法打动摄政王载沣, 于是有学部侍郎严修惊人之举:十三日, “军机大臣袁世凯于十一日奉旨罢归, 今日学部侍郎严修疏请收回成命, 不报。严为项城援引, 由编修超擢侍郎。此举尚不失为君子, 胜于反面若不相识或更下石者远矣。”2

   照此思路继续推演, 一切努力终归失败, 袁世凯只好按照杨士骧安排十三日早车返回北京。“闻其来天津, 一则与杨士骧有密商事件, 一则支取银行存款, 汇往河南。至其眷属来津, 实因惶恐所致。”3更有一种说法, 袁世凯之所以匆忙逃往天津, 主要是因为他想利用与杨士骧的特殊关系在天津暂时躲避, 如果局势继续恶化, 他将从那里转往日本。此说最系统的表述为袁静雪:“有一天, 庆王奕劻向我父亲透露说, 载沣将要有不利于他的举动, 最好赶紧躲避一下。这时候, 杨士聪 (他是当时直隶总督杨士骧和后来我父亲倚如左右手的杨士琦两个人的八弟) 正做着京津铁路督办, 便在夜间护送我父亲到了天津, 住在法租界利顺德饭店。我父亲原想由天津逃亡日本。可是, 我父亲的门生杨士骧得到消息以后, 立刻派他的儿子两次到利顺德饭店说明利害, 劝我父亲回京, 他自己却避嫌没有出面。我父亲接受了杨士骧的建议, 这才又回到了北京。我父亲回到北京以后, 就接到了让他‘回籍养疴’的命令。这时, 他内心的恐惧, 才慢慢地缓和下来。”4袁静雪的这个说法极具戏剧性, 但其时间、逻辑, 均有问题, 第一, 庆王什么时候向袁世凯透露过如此大事?第二, 杨士聪夜间护送有何凭据?第三, 袁世凯究竟是先得到免职令, 还是先去天津?凡此, 均使袁静雪的说法令人生疑。

   比较可信的记录, 仍属《严修日记》, 尽管严修级别低一点, 毕竟同朝为官, 所记大致不差:十二月十一日, 袁世凯开缺。第二天、第三天, 严修在上朝时有意识“候项城不遇”。第四天, 十四日, “送项城于车站”;十五日, “拟上封事腹稿”;十六日, “封事传留中”5。从严修记录看, 袁世凯在开缺后只有十二、十三两天空当, 因此, 第一, 上述任何一种记述, 袁世凯都不可能在两天内往返天津, 因为这里还有谢恩、交接、善后诸多事项;第二, 严修与袁世凯同朝为官, 且为好友, 如果袁世凯离开北京, 严修不可能一点都不知道, 不可能连续三天在上朝时苦等;第三, 严修十二月十四日送项城于车站, 说明他大致清楚袁世凯的行程。综上所论, 袁世凯被宣布开缺回籍养疴后, 可能并没有什么天津之行。

   袁世凯是负责外交事务的军机大臣, 位高权重, 且受到美、英、日诸重要国家外交当局、外交官的尊重, 在罢黜袁世凯上谕发布当天下午, 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就将这一消息电告国务院, 并迅即与各国驻华公使聚集商量对策, 建议各国政府联合就此事向清政府提出抗议6。在这样一种特殊外交背景下, 一定要说袁世凯仓皇失措, 惶惶如丧家之犬, 可能属于小说家言, 并不值得采信。

   十二月十四日 (1909年1月5日) 晨, 袁世凯带着深深眷恋, “由西车站仓皇登车, 时到站相送者, 仅学部左右侍郎宝煦、严修及端绪 (礼部郎中, 端方之弟) 、继光 (端方之子) 数人而已”7。亲临车站送行的严修则记录为仲鲁、瑞臣、慕韩、杏城、雨人诸人8。而在袁世凯记忆中, 还有那桐的弟弟那晋9。

   袁世凯此次返乡, 大儿子袁克定、二儿子袁克文并没有一起离开, 他们兄弟二人仍留在京城“供职, 幼者均携来卫, 以便督令读书”10。据此, 袁世凯并不像被彻底罢官、扫地出门的流放, 因此对袁世凯“开缺”的真实意义, 还值得重新思索。

  

   养疴:旧疾、新病与追求

  

回籍养疴的袁世凯并没有返回原籍, “因项城原籍屋宇无多, 不足栖止全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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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7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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