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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磊明 张徐丽晶:进城购房、城乡延展与乡村“溶解”——江苏湖村农民城镇化的实践分析

更新时间:2020-07-20 14:51:56
作者: 董磊明   张徐丽晶  

   【内容提要】 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是农民家庭综合自身条件与外部环境多方面考量的积极实践过程。农民家庭的购房行为是城镇化的核心内容,不仅由当前积蓄与未来经济预期主导,还受制于现代国家与市场、传统村庄社会、农民家庭内部特征三层结构间复杂的互动。这是转型时期农民家庭行为选择的一般机制。这种机制下,在就业机会充足的就近城镇化地区,一种具有空间延展性的新型城乡家庭形态得以产生,乡村社会逐渐“溶解”,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稳健、温和演变的自主城镇化类型。

   【关键词】 农民家庭,购房行为,自主城镇化,城乡延展,社会“溶解”

  

   一、文献回顾与研维吾尔人567UI欧陆研究路径

   城镇化与农民流动是当代中国研究的重要内容。2012年以来,新型城镇化建设不断深入,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已经从工业城镇化、土地城镇化过渡到了人口城镇化阶段①。解决好流动人口的“落地”问题成为实现农民家庭可持续城镇化的重要保障。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是农民家庭综合自身条件、经济预期、家庭发展目标和外部环境等多方面考量的积极实践过程。农民的城乡流动实质上是农村家庭在空间维度上由农村向城市延展;其内部关系与行为逻辑的变化恰恰就是人的城镇化的体现——社会学意义上的城镇化不仅指人口向城镇集中,而且包含农村生活方式向城镇生活方式发展的全部过程②。

   过去的人口城镇化研究在研究视角上存在两个鲜明特点。一是周飞舟、吴柳财等学者③已经指出的视角缺陷——“简单的劳动力视角”和“简单的个体主义视角”。这或是受到经济学、人口学、统计学等学科范式的影响,或是过度借鉴了西方城镇化模式的特征,结果相对忽视了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不仅是单个农民的进城务工,更是整个农民家庭代际之间助推接力、累积资源、分担成本的共同奋斗历程。二是由于研究问题本身关系到国家发展的宏大战略,现有研究大多立足于国家与政府的宏大视角。这些研究强调转型时期政府治理的内容与社会基础④、政府-市场-社会之间关系的动态互构⑤,以及具体制度的建构与修正,而明显缺少对“社会行动”本身动机、意愿与形成过程的关注。农民家庭整体的城镇化行动是社会生活整体性的转变,是一种“再社会化”的过程,仅仅机械地关注其中某一个或几个方面的制度改良是远远不够的。仅有少数学者从农民家庭的角度关注农民城镇化的具体实践过程,例如农民进城、流动、返乡行动中的结构性因素⑥、内在意愿、行为逻辑⑦与家庭内部的分工机制⑧。

   除此之外,现有对农民进城形态与城乡社会后果的研究也有两个鲜明特征。一是在城镇化类型的划分与机制分析上带有一定的机械的时空观。例如,将农民的城镇化简单切割为“城市场域中的流动人口”问题与“乡村场域中的治理混乱”问题。这些研究的视角大多是微观层面的个人或家庭行动,包括城市场域中的个体层面的社会融入⑨及其代际分化⑩,家庭整体应对城镇化高成本的代际分担与生存智慧;也包括乡村场域中由流动性增强11、资源要素调整12直接引发的治理无序问题13及其应对机制研究。二是微观机制层面的农民家庭形态研究,不论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其进度都远远落后于事物本身的复杂演化。当然,有少数学者已经发现“以跨代际的家庭为经济与居住单位在乡村-城市空间上撑开”新形态——“城乡两栖”的家庭14。这种新的经验事实促使部分敏锐的研究者反思传统的“二元”范式,有学者指出“农民家庭在城乡之间、工农之间来回往返、进退有序”,其内在动机是“在流动中寻求最有利的家庭发展结构”15;亦有学者将这种城乡双向流动现象与“农民经济服务于家庭再生产”的目标相勾连,提出“农民城乡双向流动是渐进城镇化的主要机制”16。

   但是上述研究在分析这种新形态的行为机制时,大多未能突破以生计结构为基础的家庭经济结构分工的固有视角,未能充分揭示其作为社会行动还可能受到家庭生命周期、发展任务、生活预期、价值意义取向等复杂的内生性因素,以及行动者所在社区社群、政策、市场环境等外生性因素的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影响。归根究底,中国的城镇化本质上是中国乡土社会由传统走向后传统的社会变迁过程。后传统社会的多元复杂性迫使研究者不断更新自己的研究视角以增强对现实的解释力。安东尼·吉登斯17认为现代社会中时间与空间的商品化建构出一套区别于阶级分化社会中的新的制度关联方式,变更了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的条件,从而改变了时间与空间上邻近与遥远之间关联的性质,使得现代工业与城市生活方式的扩展不再局限于特定类型的区域之中。他针对后传统社会提出的“时空延展”视角,即“基于社会互动与系统互动机制上的社会系统在时间和空间意义上的扩展程度”,对本文理解非农就业充分地区城乡延展的家庭形态颇有启发。

   在反思现有经验研究的基础上,追溯中国城镇化研究中联结理论与经验的方法论也至关重要。通过追溯中国城镇化研究的方法论传统,本文发现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做出了一系列卓有学科穿透力和时代穿透力的研究,对当下城镇化研究仍然具有极强的启发意义18:首先,费孝通综合历史考察与实地调研凝练出的一般性概念,具有丰富的现实基础和一般性的社会意义。不论是20世纪40年代对中国本土的“城、市、集、镇、都会”历史缘起与功能特征过程的考察,还是20世纪80年代以“集”“镇”为原型的“小城镇”概念,都是在城乡有机团结的组织社会中提炼出的城乡“关系”研究,其社会意义能够超越于地域区划之上,在全国不同地区都能找到与之相对应的现实对应物。第二,城乡“关系”研究既包括宏观的城乡结构与功能关系,又包含微观上农民家庭的城乡互动关系。费孝通一方面在20世纪40年代基于对中国城乡关系形成原因的历史解读,提出超出当时经济基础的“组合型配合体”概念——改变传统片面的城市对农村的统治关系而走向城市与农村的功能配合关系;另一方面,充分发挥社会学与人类学的优势,从城乡互动中家庭的生计与生活状态发掘城镇化研究的微观视角,从农民家庭城乡联系看城镇化过程中“人”的真实生存状态。第三,与“二元分立论”截然不同,城乡“关系”研究应当是具有历史性、系统性和整体性的研究:首先将各级别的城镇形式与乡村社会视为一个系统和整体,然后根据不同级别的城镇的功能特征,与附近乡民关系的性质进行进阶式研究。这一点在费孝通融合“乡土-城市连续统”概念的社区研究思想中深有体现19,由此方能加深对中国整体社会纵向结构的考察。

   城镇化的主体是农民,农民家庭的购房行为是城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对于几乎每个农民家庭而言,购房都是其市民化最主要的成本,影响着每个家庭内部的经济结构、权力关系与社会网络。农民家庭本位的购房行为研究是城镇化研究中关键但被忽视的方面。城镇化背景下的“购房”行为兼有家庭行动机制的一般性与时代性,有利于研究者由此切入进行更深入的社会学考察。“购房”既包括在任何时代都存在的对“房”的固有需求,也包含着当今社会才产生的“购”的行动,是具有历史性且普遍存在于社区社会的一般性标准。所谓固有需求,即是最基本的生存性需求,每个时代的家庭都对住房有一定的要求,但是具体表现为何种形式则取决于所处的社会形态。随着社会物质生产条件普遍改善,社会中的个人在“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需求方面的物质标准也不断变化。现有购房行为研究大多集中于城市人口购房问题,少数关注农民进城购房或从单一的消费行为视角20,或从简单心理因素方面分析21。少数农民购房的社会学研究22虽然点出购房行为在农民家庭城镇化成功实践中的重要意义,但相对忽视了经济结构以外的社会性机制。殊不知,在中国家庭尤其是农民家庭的日常生活中“购房”是一种被赋予特定意义,有目的、有计划的社会行动,具有独特的社会学意涵。它既是社会发展与变迁的产物,又反过来对整个城镇化系统产生不可小觑的影响,是传承社区研究范式,联结微观农民家庭行为研究与宏大城镇化结构研究的关键线索。

   与以往不同,本文对“稳健的就近城镇化”这一类型所指代范围的澄清并不是基于单一空间或产业维度的划分,而是从影响农民家庭城镇化实践的现实维度着手,即本地的城乡系统能否满足当地人就近城镇化的经济社会需求。具体表现为三方面条件:有充足的第二、三产业就业承载力,本地人口能够离土不离乡,就近就业;财政对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的投入较多;农民进城就业、购房、生活的经济与社会成本相对更易承担。这一类型集中在东部大多数地区和中西部产业基础较好的部分县域。与此相对的,异地城镇化的地区往往受制于本地第二、三产业发展的不足,城镇的就业承载能力低下,劳动力不得不选择外出务工,这在空间上集中于中西部产业经济薄弱的大部分地区。近年来学界关于中西部农民异地城镇化及其相关社会问题的研究较为密集,而在产业基础较好的就近城镇化方面的研究则相对单薄。

   本研究一方面立足于农民视角,关注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家庭以购房为核心的社会行动,探究这一行动在社会系统中的结构性意义,帮助研究者在城镇化的结构视角下解构现代国家、开放市场、传统社区如何形塑农民家庭购房、城乡互动等行为,又将产生何种社会后果。另一方面,本研究关注非农就业充分的地区农民家庭实现稳健、可持续的自主城镇化的过程及其社会后果。我们试图将零散的个体系于有机的社会中,从微观的家庭行动层面——稳健地就近城镇化地区农民家庭的城镇化路径,分析其实现稳健、自主、可持续城镇化所需要的基本条件及其可能产生的新型城乡关系。

  

   二、城镇化背景与村庄概况

   本文的经验材料来自从2017年7月到2019年4月在江苏中部T市湖村的5次田野调查,采用参与观察法与深度访谈法,为期58天。湖村是T市发展水平较低的某乡镇中的一个普通自然村。就产业结构而言,湖村和苏中大多数村庄一样,村民以非农收入为主,只有经济较差的家庭仍然将农业视为经济来源的一部分,大多数家庭的中青年都没有农业种植的经历,农业呈现“老人农业”和“穷人农业”特征。湖村农民高比率、高水平的就近城镇化行动能够实现,着实离不开充分吸纳就业的产业结构、重视副业的生计传统、紧密联系的传统城乡关系,以及政府政策的适当引导。

   (一)城镇化背景:就业环境、历史因素与政策引导

   T市位于长江三角洲北翼的苏中地区,受上海和苏南经济辐射,产业经济稳定发展。20世纪90年代逐渐夯实工业基础,到21世纪,伴随着两个重要契机出现:2003年开始的沿江开发使得苏中地区开始大规模承接上海和苏南地区产业梯度转移,当地房地产和建筑行业也快速兴起。由此,T市劳动力市场吸纳就业的能力出现质的飞跃,工资水平也迅速提高。21世纪以来的进城家庭,受益于充裕的就业机会,尽管仍有一部分25—45岁的劳动力受城市间工资水平的客观梯度与到苏南或上海务工的低成本影响,选择向苏南和上海季节性流动,但是这种“外流”仅仅是部分年轻劳动力在一定生命阶段的更优选择。到2016年年末,全市常住人口达464.58万人,其中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为330.96万人;全市劳动力就业总量近278.1万人23。有学者依据经济学公式,即某年劳动力需求人数 = 上年劳动力需求人数 × (1 + 就业弹性系数 × 经济增长速度),推断出2020 年后T市本地的劳动力供给短缺状况仍愈加严重24。这直接表明,T市产业将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着相对富余的就业吸纳能力。

受人多地少的生存条件影响,苏中农民家庭的生计结构具有浓重的“副业”传统。“种地从来不足以养活一家人”的生计需求加上便利的交通条件,在没有政策强行干预的情况下,苏中地区劳动力的就近流动一直较为频繁,属于费孝通所说的“工农混合区”。因此,相较于城镇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的地区,苏中农民在观念和生计方面的城镇化是与当地工业化进程基本同步的。一旦出现开放的劳动力非农就业市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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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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