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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华:黄帝、黄老与道家正统

——早期道家思想源流论略

更新时间:2020-07-19 21:24:22
作者: 高新华 (进入专栏)  
首先,正如丁原明所说,当时若果有“黄学”存在,如果像《汉志》所载分属道家、阴阳等十二类二十六种,则过于庞杂无统,只能算是“杂家”;如果仅道家五种著作,则嫌过少,比之《老子》的四家(《邻氏经传》、《傅氏经说》、《徐氏经说》、刘向《说老子》)及严遵《指归》,犹嫌薄弱,岂能称“学”?故《汉志》置之于先秦道家类之末,是不无道理的。再者,黄老学派的著作也不都是依托在黄帝名下的,就今天所能知道的情况看,黄老著作之代表,如《管子》四篇、《文子》、《鹖冠子》以及《吕氏春秋》、《淮南子》中的一些篇目,都未假托黄帝。当然,《管子》、《淮南子》等书在讲述某个道理时会引用黄帝之言,但与引重其他名言并无二致,非如《十大经》那样直接以黄帝君臣为依托的对象。

  

   是否属于黄老思想,显然不能以有无黄帝之言为据,《庄子》便是个很好的例证。《庄子》中引用了不少有关黄帝的寓言,只是多在外、杂篇,如《在宥》、《天地》、《缮性》、《徐无鬼》等。但《庄子》引用黄帝故事的目的,只是为了说明他自己的一番道理,甚至在多处,黄帝已非庄子引重的对象,反倒成为贬抑的靶子,例如《缮性》篇曰: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与一世而得澹漠焉。……当是时也,莫之为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德又下衰,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浇淳散朴,……

  

   此与《在宥》篇“黄帝始以仁义撄人之心”的批评并无二致,都没有把黄帝的治道视为最高理想,而是当作“德衰”的典型。这与黄老派假托黄帝以立言的旨趣是大相径庭的。

  

   简言之,黄老学、老学、黄学三者,黄学在思想史上实未存在过;老学是自战国而后绵延不绝、至今犹盛的思想学脉,且在不同时代因时而异;黄老学则是兴盛于战国中晚期至西汉中期的独特学派,与老学既有交叉,又相区别,其思想史地位与兴盛于魏晋时期的玄学差相仿佛。故“黄老”虽是黄帝与老子的合称,但既不是老学,更非黄学,也不是二者的简单相加。《汉志》道家类载录的依托黄帝及其大臣的著作自然属黄老,没有依托黄帝君臣的黄老作品其实更多,也属黄老。所以,是否属黄老应从作品的思想内容加以判断,而不是从名称等外部特征来论定。

  

   三  黄老为道家正统论——从黄老与老、庄关系的角度考察

  

   黄老学虽非老学,但黄老学者奉《老子》为经典,则是于史有徵的。《史记·外戚列传》说:“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如今的出土文献中,马王堆帛书黄帝书在前、《老子》在后,二者抄在同一块帛上,则用实物证明了人们的猜测。

  

   就整体而言,《老子》与黄老显然存在诸多不同。若以司马谈《论六家要指》中对黄老道家的描述来衡量,则最大的不同在于:

  

   (一)黄老是综合百家、吸收了各家之长的,即“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老子在百家之前,自然不能对诸家思想有何批评借鉴。

  

   (二)形名思想在黄老之学中占重要地位,所谓“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讲的就是以名实相副的形名思想指导君主对臣下的统御。其实,形名法术思想已经是黄老的一个核心理论,而《老子》书中既没有特别提倡,也没有明确反对法[11]。

  

   (三)最重要的是,黄老是积极用世的君主南面术,而《老子》既有君人南面的内容,也有《汉志》所批评之“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的“放者”的一面,即第十八、十九章:“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思寡欲,绝学无忧。”这个倾向,便开出了庄子一派。

  

   不过,上述不同并不妨碍黄老学者以《老子》为传承自家学问的主要经典。事实上,就道家思想发展历程来看,将老子视为道家之祖,而把黄老看作这一思想流派的正常发展,也许是个合适的判断。换言之,道家的“正统”应该是黄老,而非庄子,更不是道教。

  

   首先,之所以这么说,原因在于就主旨而论,黄老较庄派道家更为接近老子。从某种意义上讲,黄老与老子讲的都是君人南面之术。黄老为南面术自不待言,老子学说的核心应该说也是南面术。虽然司马迁说老子是隐君子,但老子并非消极出世者,他的多数理论都是指向治国之道的,他多次提到圣人之治,如:“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敎。”(二章)“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三章)可以说,“圣人之治”便是老子一以贯之的主旨。

  

   其次,在实现无为而治的方法论上,黄老是对老子的继承和修正。老子的无为之所以常被视为消极的,原因在于他讲“自然无为”,即否定和排除人为的干预,听任事物自身发展。比如,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矣。故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四十八章)又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亦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三十七章)陈鼓应在第三十七章的“引述”中说:“老子一再强调统治者的态度应出于‘无为’——顺任自然而不加干预——让人民自我发展,自我完成,同时要养成真朴的民风,这样的社会才能趋于安定。”[12]这个评价是大致不错的。虽然老子的无为并非真的什么都不作,而是讲“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六十三章);但他更多的还是希望达到真正的无为境界,道法自然,“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六十四章)。相对于老子略嫌消极的“自然无为”而言,黄老则要积极得多。黄老学者也讲“无为”,不过他们的无为可称作“因循无为”,通俗讲,就是顺着事物发展的方向推波助澜而不逆天行事。而黄老实现因循无为的根本手段,则是借助形名法术。这样,黄老学者就将老子的无为之术落到了实处,而不再止于形上之术的指导层面,成为可以具体操作的技术,正是从这个角度,才有所谓“道法家”称呼的产生。

  

   关于这点,陈鼓应指出:“老子的治国次序是‘无为而无不为’,‘无为’是术、是手段,‘无不为’是目的。因此‘道经’在前而‘德经’在后。而《四经》的治国次序则是有为——无为。有为,包括法、术、势、形名等等。有为是手段,无为是目的。”[13]这是很有道理的,只是他没有指明,黄老的有为是在因循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仍然具有无为的特质。

  

   最后,黄老对老子的继承是多方面的,比如,他们也讲道论,而且发展出气论和理、法之说。由“道”向“气”以及“精气”的发展,是《黄帝四经》、《管子》四篇等把老子的“道”从抽象的形上本体向具象的客体化引申的第一步。而在《黄帝四经》那里,更进一步用“理”、“法”等名词代替“道”,来表示事物的规律,就更加具体化了。这也是陈鼓应所说的黄老之“道”向社会性倾斜、落向现实社会的一大特点[14]。“就这些特征而言,黄老与《老子》对于道体及道的规律的描述上,已可见黄老思想已由抽象而渐趋具体,由形上之道转而为形下之道的趋势”[15]。

  

   在上述承继推演之外,黄老与老子的关系还包括其他一些方面,但本文不拟过于求全责备地搜寻二者关系的细微之处。实质上,上述三点已足以说明,黄老确是继承了老子最主要的方面——君人南面之术,并使之在现实中趋于可行。就连在老子较为个人化的追求长生久视的养生思想,到了黄老学者那里也转而成为实用性的考虑,所谓:“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似乎生命完全是为了治天下而存在,对生命作如是现实功利主义的思考,不论老子还是庄子,都是不曾有过的。而黄老在汉初之真正施于有政,必然受到当时社会情势、种种力量制衡的牵制,则又是另一番情景。

  

   与黄老相比,庄子对老子的汲取和发展显然是走了另一个路向。因为历史的原因,人们一直认为庄子是老子之后道家学说的集大成者,是道家“正统”,故老、庄并称,并将老庄等看作原始道家,而以黄老道家为秦汉之际的后起者[16]。但是,就连认庄派为道家正统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世人虽以老、庄并称,然而进入到他们的世界中,立刻就感受到老子的机警和庄子的豁达,形成鲜明的对比。”[17]所谓老子之“机警”,大概指的是老子对人世间利害祸福的深刻体察与洞见,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老子没有选择独善其身的退隐,而恰恰是处处为君王、侯王等统治者考虑,开出圣人之治的救世之方;而庄周的“豁达”,则是在认清了俗世的“沈浊”之后,自我心灵的飘然远逝,呈现出“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心态,“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实无异于在精神上的自我放逐,脱离尘世。入世与出世的不同,现实与精神的分途,是老、庄最根本的区别所在,而老子的入世特征,却正是黄老对老子继承与拓展的基点。就此而言,可以说老、庄之别,黄老与庄周的歧异,几乎是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从《庄子·天下篇》中庄子后学对老子学说、庄子学说的描述看,庄派学者的确是偏重精神内在修养的。其评老子曰:“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本末精粗的道论,独与神明居的澹然自持,常无、太一,谦下、空虚,这一切莫不指向个人的内在修养,接下来引用的老氏“知雄守雌”之义,也不过是与庄生“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类似的义涵。这就是庄派学者眼中的老子。不可谓老子绝无此倾向,但此类意思放在整部《老子》书中,却明显不是主流。庄派学者的夫子自道则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精神自由之追求乃庄生学说最大之特点,这也是他们与老子、黄老最大的歧异之处。若以《天下》篇所说“内圣外王”之道论之,则老子、黄老偏重外王之道,而庄子本人走的却是内圣路线。庄派的这一特点,往往对在现实中碰壁的不遇之士独具吸引力,而其诗性的精神魅力和语言艺术,也熔铸着历代文人的灵魂、润色着他们的诗笔,成就了一代又一代文学的辉煌。

  

   庄子虽然以其超逸的精神自由独标高义,显示出迥异于黄老“媚俗”的个性,但庄派的学说也自有其变化。庄子与稷下道家、庄子后学与《黄帝四经》之间可能发生的交互影响,已为学者所揭示[18]。在《庄子》外、杂篇中,如《在宥》、《天地》、《天道》、《天运》等篇,的确有不少黄老派思想的痕迹[19]。

  

在修身方面,庄子的观念与其说是修身养性,毋宁说是“保性全真”,这也是他注重精神的一个体现;不过庄子本人也发表过自己宁愿曳尾涂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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