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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萍:儒学的形上学化

——帝国时代的儒学理论形态分析

更新时间:2020-07-19 21:22:35
作者: 郭萍 (进入专栏)  

  

   (原载于《当代儒学》第七辑,2015年5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67-83页)

  

   [摘  要]:为在当今时代复兴儒学,有必要重新认识儒学史。中国社会第一次大转型之后,帝国时代的儒学贯穿了自汉至清的整个帝制时代,由先秦的“王道儒学”变而为“帝国儒学”,历经数代,理论迭出:由前宋明(转进期)的经学与玄学发展到宋明(兴盛期)的理学与心学,而后随帝制的没落而进入固滞期,以朴学为最后的理论形态而终结。一方面,儒学的思想观念随时代变化不断更新,理论建构日渐精熟,给当今儒学留下宝贵的思想资源;但另一方面,由于逐渐遮蔽了本源生活的思想视域,其思维模式大都属于形而上学,未必适应于中国社会第二次大转型的当代社会生活。因此,儒学在当代需要解构帝国儒学的形而上学理论模式,才能得以重建。

  

   [关键词]:帝国儒学;形上学化;重建

  

   为在当今时代复兴儒学,有必要重新认识儒学史。儒学作为一种思想理论,其发展随社会生活的变化而不断演变,总以理论建构的方式反映着时代主题,回应着时代要求,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形态。在此意义上,“儒学总是‘革命’的”[①],始终是“日日新、又日新”的。(《易传·大畜彖传》、《系辞上传》[②]、《礼记·大学》[③])而由于生活总是显示为某种历时的样式,也使儒学的历史成为可能。因此,儒学乃是常新的。基于这样的思考,这里采纳黄玉顺教授的儒学历史分期的观点,将儒学的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即:有本有源的原创时期;形而上学的转进时期;重返本源的再创时期。[④] 其中,在形而上学时期,儒学贯穿了自汉至清的整个帝制时代,由先秦的“王道儒学”变而为“帝国儒学”,历经数代,理论迭出:由前宋明(转进期)的经学与玄学发展到宋明(兴盛期)的理学与心学,而后随帝制的没落而进入固滞期,以朴学为最后的理论形态而终结。其间,一方面,儒学的思想观念随时代变化不断更新,理论建构日渐精熟,给当今儒学留下宝贵的思想资源;但另一方面,由于逐渐遮蔽了本源生活的思想视域,其思维模式大都属于形而上学,未必适应于中国社会第二次大转型的当代社会生活。因此,儒学在当代需要解构帝国儒学的形而上学理论模式,才能得以重建。

  

   一、帝国儒学的转进——前宋明儒学:经学与玄学

  

   (一)两汉经学——神学形而上学

  

   秦汉一统,社会生活随之巨变,统治者亟需与“大一统”帝国的生活方式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大一统”最重要的是思想观念上的统一,为此,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同上)一手促成了“独尊儒术”的局面。自此,儒学成为官方哲学,“王道儒学”转变为“帝国儒学”,中国的思想多元时代由此结束。冯友兰先生对此作了概括:“董仲舒之主张行,而子学时代终;董仲舒之学说立,而经学时代始。盖阴阳五行家言之与儒家合,至董仲舒而得一有系统的表现。自此以后,孔子而变为神,儒家变而为儒教。”[⑤] 在此背景下,汉代儒学呈现出鲜明的理论特色:一是经学盛行;二是建构了神学形而上学的理论体系。

  

   经学是儒学在汉代的特定历史形态,是以“经”(儒家经典)来规范、制约、统一人们的思想,通过经学家对儒家经典的推崇和诠释,儒家思想深入人心,起到了移风易俗的作用;为不同时代的帝国统治提供合理性的依据。因此,“汉代经学尽管遭到后来历代儒者的诸多批评,但其基本精神其实决定了两千年来的整个帝国时代的意识形态。”[⑥] 古今文经学对《春秋》的诠释存在很大分歧:古文经学依据《左氏春秋》,着意于阐明经文本义和典章制度;今文经学则依据《公羊春秋》阐发孔子的微言大义,着意于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公羊学大家董仲舒所著的《春秋繁露》通过天道运行对人事政治的附会,构建了一套具有神学色彩的形而上学理论体系,为大一统政治提供了哲学依据,其思路简单说来就是“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玉杯》)[⑦]。

  

   董仲舒附会“天”以人格意志,将天的自然运作视为“天意”的显现,所以人对天意的顺从就是按照阴阳五行的宇宙秩序行事。这样一来,阴阳五行(天)与王道政治(人)之间有必然一致、相互影响的关系,即“天人感应”。儒家的基本理论观念,如:仁义礼等也与阴阳五行观念相对应,为形下的伦理纲常提供了一个形而上的宇宙论基础。以天人感应为前提,董仲舒对“天-君-民”之间的关系做了权力等级的安排,天代表最高的意志并且具有最高的赏罚权力,而君王在人间的统治权是由天受命而来,这一方面,证明了君权神受的神圣性和合理性,“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⑧]),君主对臣民具有绝对权威,臣民要无条件服从;另一方面,也以天的权威对君权加以威慑和制约,告诫君王不能为所欲为,“为政而任刑,谓之逆天”(《春秋繁露·阳尊阴卑》[⑨])“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惊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举贤良对策》[⑩])这就规定了“天-君-民”是权力地位等级由高至低的次序。“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春秋繁露·顺命》[11])按此原则,社会生活的纲常秩序(“三纲五常”)就可以确立:三纲所规定的君权、父权、夫权的合理性就在于阳尊阴卑的法则在社会等级制度中的推演,“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春秋繁露·基义》[12])而作为人之五德(仁义礼智信)是与五行相比附的结果,因此,纲常伦理、道德规范均源于“天”,是不容质疑、永恒不变的。由是,董仲舒完成了从宇宙论到政治伦理的推理,借意志之天将君权和伦常等级秩序绝对化、神圣化,给社会政治伦理制度提供了形而上的哲学依据,儒学取得了独尊的地位并且深入人心,为大一统的统治起到重要作用,也奠定了此后两千年儒学为中国传统思想的基调。

  

   汉代儒学是对儒学思想系统的、全面的正面建构,由形而上的意志之天为核心并贯穿其全部思想的神学色彩形而上学的理论体系,其间掺杂着许多宗教迷信的观念,缺乏必要的逻辑和思辨性,直到后来儒学与佛教思想相融合,儒学理论中的思辨性才明显起来,这首先体现在玄学思想中。

  

   (二)魏晋玄学——以无为本的形而上学

  

   魏晋时期,时局分裂动荡引发了意识形态的危机,原先依附于大一统中央政权的“儒学独尊”的意识形态随着汉政权的衰落而失效,身处乱世的知识分子普遍持有“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的精神态度,逐渐形成了与汉代有强烈反差的意识形态。此时,汉代已经定型的儒学理论,发生了转向:儒者不再依据具体天象和三纲五常的伦理制度来解释世界,而是转向了玄虚的“道”和“无”,形成了以道家的虚无为本,“以道释儒,以儒援道”的思想体系。但无论如何,魏晋玄学在某种意义上亦可视为儒学的一种形态,唯其如此,历代儒家将玄学家王弼的《周易注》和何晏的《论语集解》收入正统儒学的《十三经注疏》而并无异议。

  

   魏晋玄学关注的焦点是“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主要有三派观点:(1)以何晏、王弼为代表“名教出于自然”,认为名教是依据人的自然本性而设,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但统治者离开了“自然”根本前提而追求名教的形式,反而造成名教对自然的破坏,使得天下动荡无序,因此自然无为才是最好的统治方法。(2)竹林时期,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越名教而任自然”,要求超越虚伪名教的束缚而任从人的自然本性,视名教为对人性的扼杀。(3)晋康时期,以裵頠、郭象为代表的“名教即自然”认为,名教就是自然的表现,自然不在名教之外,力图将名教与自然等同起来。

  

   为了给“名教与自然”提供哲学依据,玄学家展开了纯粹形而上学的“有无之争”,尤以王弼的“贵无论”最具代表性。王弼以“道”作为一切事物和现象得以产生和存在的最高本体,而道“以无为本”,“道”即“无”,而“无”就是自然。“贵无”就是以自然为本,反对人为设置的名教。从思想观念上看,王弼将“‘无’被置于优先的位置,不仅导致了思路起点的大转变,也导致了一个生活价值的态度的大转变。由于无为本而有为末,那么与‘无’相应的自然秩序就处于与‘有’相应的道德秩序之前,淳朴、本真、率性、混沌的自然生活态度就置于理性、和谐、明智的道德礼法生活之前,具有价值上的绝对意味。”[13] 从思维模式上看,玄学所谓的“无”与老子的“无”存在根本差异:老子的“无”是本源的存在本身,指“无物”,不是任何存在者;而玄学的“无”是不具有任何属性、静止不变、超言绝象的抽象本体,“无”与“有”是“本-末”“体-同”的关系,“无”就是形而上的绝对存在者。此外,裵頠针对王弼的“贵无”论,提出“崇有论”,他认为“道”之根本是“有”而不是“无”,其观点虽然与王弼相反,但在思维模式同样是形而上学的。

  

   魏晋玄学,在思想观念上,体现出对两汉一统意识形态的反抗,帝国的纲常伦理遭到了否定和痛斥,玄学家以形上的本体为依据论证人的自然秉性和本真情感比纲常伦理更为重要,颠覆了汉代形成的“三纲可求于天”,将纲常伦理置于人的自然秉性和本真情感之上的观点,冲破了汉代大一统的思想禁锢,生命主体意识觉醒、自由精神高扬,无疑是思想上的大解放,呈现出与汉代截然不同的思想风貌;在理论建构上,玄学掘弃了汉学的神学目的论和理论中粗疏牵强附会的一面,代之以哲学的理性思辨,建构了一个纯粹哲学思辨性的形上本体“无”(或“有”),形成一种最纯粹的理论思维,但涉及的内容不够全面周延,理论难免单薄;而在其思维模式上,玄学也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理论,虽然他们对本真的生活、自然生命有深刻体会和感悟,但还是将其置于形下的层面,仍要以“无”这个形上本体作为其存在的依据,没有发现生命、生活、情感存在的本源性,因此,在其理论上没有自觉的表达,还是一种无本无源的理论形态。

  

   二、帝国儒学的兴盛——宋明新儒学:理学与心学

  

宋明新儒学的诞生同样与当时的社会生活方式密不可分:宋王朝需要加强中央集权,重建统治权威和伦理生活秩序,宋明儒学家通过理论建构的方式回应了这一时代课题,他们同样从形而上的宇宙本体(天道)下贯到人性论(人道),最终落实到政治伦理层面,突出强调了人的道德主体性。对此,李泽厚先生说,“无论是‘格物致知’或‘知行合一’的认识论,无论是‘无极’‘太极’‘理’‘气’等宇宙观世界观,实际上都只是服务于建立这个伦理主体(ethical subjectivity),并把它提到‘与天地参’的超道德(trans-moral)的本体地位。”[14] 由是,宋明儒学虽与汉代儒学同为“天人之学”,但与天人感应的神学形上学不同,他们构建了一套道德色彩的形上学,即“心性之学”。宋明儒学最主要的理论形态是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以下分别简述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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