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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萍:形而上学的命运

——西方哲学的嬗变历程

更新时间:2020-07-19 21:17:29
作者: 郭萍 (进入专栏)  

  

   [摘 要]西方形而上学的命运流转,实质是西方哲学乃至全人类哲学嬗变历程的一个缩影。自古希腊至当代,基于对存在者整体的不同思考和理解,形而上学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古代时期,囿于“本质-现象”关系,古希腊哲学寻求世界本原作为一切存在者的终极依据,形成存在论的形而上学;中世纪经院哲学以上帝为存在者整体和一切存在者的最终依据,形成神学形而上学。近现代以来,聚焦于“客体-主体”关系,近代哲学以理性主义为特征,形成理性形而上学;现代哲学转向意志主义,形成了意志形而上学。进入当代,西方哲学出现语言学转向,对形而上学进行了全面解构,海德格尔认为哲学已终结。然事实上,一方面,在形而上学被解构的同时,哲学已然敞开了新的可能性,哲学在不会终结;另一方面,形而上学本身是不可逃逸的,需要重建。

  

   [关键词] 形而上学;世界本原;上帝;理性;意志;语言;重建

  

   哲学的命运乃是人类精神发展轨迹的一种体现,因而不得不为人们所关注。而哲学,特别是狭义的哲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形而上学,[①]甚至可以说,“哲学即形而上学”[②]。这在西方哲学的发展过程中体现的尤为突出[③],“形而上学是古典哲学的核心部门,……被人们看作是解决一切哲学问题的基础和前提。”[④]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通过对形而上学的考察来把握西方哲学的命脉;同时由于哲学的发展总是以哲学史的形式呈现,因此,形而上学的命运实际也就是西方哲学乃至全人类哲学嬗变历程的一个缩影。

  

   那么什么是形而上学呢?关于这个问题,海德格尔的观点值得参考,他认为:“形而上学……思考存在者整体——世界、人类、上帝。形而上学以论证性的表象思维方式来思考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因为从哲学开端以来,并且凭借于这一开端,存在者之存在就把自身显示为根据。”[⑤]这表明形而上学是关于“存在者整体”的思考,也即对一切“存在者之存在”的根据的思考;而“世界、人类、上帝”则反映出人类在不同时期对“存在者整体”的不同理解,纵观西方哲学史:古代时期,囿于“本质-现象”关系,古希腊哲学,寻求世界本原作为一切存在者的终极依据,形成存在论的形而上学;中世纪经院哲学,以上帝为存在者整体和一切存在者的最终依据,形成神学形而上学。近现代以来,聚焦于“客体-主体”关系,近代哲学以理性主义为特征,形成理性形而上学;现代哲学转向了意志主义,形成了意志形而上学。进入当代,西方哲学出现了语言学转向,对形而上学进行了全面解构。对此,海德格尔总结到,自柏拉图开始便进入了形而上学时代,哲学就此开端;然而在当代“哲学达到了最极端的可能性。哲学进入其终极阶段了。以至于说人们现在还在努力尝试哲学思维,那只不过是谋求获得一种模仿性的复兴及其变种而已。”[⑥]事实上,一方面,在形而上学被解构的同时,哲学已然敞开了新的可能性,因此,哲学在当代不会终结;另一方面,形而上学本身是不可逃逸的,需要重建。

  

   一、古希腊哲学:存在论形而上学

  

   ——关于世界本原的思考

  

   古希腊哲学家“所思辨的对象是变化世界的不变的本原,是杂多现象的单纯本质,是流逝往复事物的永恒原因;……杂多的、变化的、暂时的对象是不真实或不太真实的,只有单纯的、统一的、永恒不变的对象才是真实的存在。希腊哲学家习惯于用不变的原则统摄运动变化的世界,万事万物都被归结为静止的、永恒的存在。”[⑦]这形成了以静观和思辨为特点,以思考“存在之为存在”如何,即思考世界本原为核心的存在论哲学。其中,巴门尼德的“存在哲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以“存在者存在着,不存在者不存在”[⑧]的观点确立了“存在”(古希腊文on,英文being)作为世界的本质,由此使人们超越变动不居的现象,转向其背后永恒不变的唯一本质。此后,巴门尼德的“存在”演变成了柏拉图的“理念”。

  

   柏拉图以“理念”为最普遍的、永恒不变的、本质的存在,经验事实不过是“分有”理念;所谓认识不过是“回忆”理念。这一理论奠定了此后两千多年(直到现代)西方哲学的基本思维模式,即:形而上学。“自柏拉图至尼采,西方哲学的历史就是形而上学的历史。”[⑨]“随着柏拉图把存在解释为ίδεα[相],形而上学就开始了。……从形而上学的奠基这角度出发,我们也可以说:一切西方哲学都是柏拉图主义。形而上学、唯心主义、柏拉图主义本质上意指着同一个东西。即使在对立思潮和颠倒发挥作用的地方,它们也还是决定性的。”[⑩]以理念为世界本原的存在论形而上学在柏拉图那里定型,经亚里士多德体系化、逻辑化的发展而成为典范,他以个体作为第一实体,第一实体就是本质,同时认为“本质和形式是等同的。”而亚里士多德的“形式”与柏拉图的“理念”在希腊语中是同一个词——“eidos”,因此,第一实体的最高等级是没有质料的纯形式,“形式和本质是第一实体”[11],亚里士多德称之为“神”,是世界的首要原因,是纯形式的存在,是纯粹的思想。这种永恒不动的、形式化的实体就是世界的本原,是一切存在者的最终根据。

  

   古希腊存在论的形而上学是基于变动不居的现象背后存在着唯一永恒的本质这一预设,在预设“本质—现象”的前提下,在外部客观世界中,探寻思考着世界的本原,以此作为万物存在的最终依据。他们以“理性的沉思和超脱的静观”[12]勾画出一个静态化、理念化的世界,然而纯理性的思辨与现实世界处于二分状态,使其自身潜藏着无法克服的矛盾,至其晚期,怀疑主义作为思辨理性的反动,为宗教神秘主义开辟了道路;而斯多亚学派和新柏拉图主义则为中世纪教父哲学的诞生提供了理论来源和基础。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对存在者最终根据的思考也逐步转向了神性的上帝,存在论的形而上学终被神学形而上学所替代。

  

   二、中古哲学:神学形而上学

  

   ——关于上帝的思考

  

   基督教的诞生促使人们由理性的思考世界本原转向信仰上帝,上帝代表着信仰,哲学代表着理性,在解决理性与信仰的关系上,神学家将二者做了很好的结合:上帝就是逻各斯,是真智慧,是永恒绝对的真理;哲学不过是发现真理,如奥古斯汀所主张的以信仰寻求理解,以理性解释信仰。因此,只有基督教才是真哲学,而真哲学其实就是基督教,这使得神学家都是“合乎理性”、“合乎逻辑”的论证上帝对世界的创造以及上帝的存在本身。既然整个世界都是由上帝所创造的,那么一切存在者也皆通过上帝获得最终解释。因此,上帝,而非理念、实体、存在,才是世界最终的根据和本质;理性思辨的哲学仅仅是论证上帝至上性存在的必要手段。

  

   早期基督教神学家集中于论证上帝的全知、全能、全善以及如何创造世界。《约翰福音》说,“道(Logos)就是上帝。”“万物是藉着他造的”。上帝作为世界的创造者,不仅创造了万物也创造了时间,因此,上帝自身是超越时间的、永恒的。上帝(神)成为一切存在者存在的终极根据。然而,上帝本身存在与否尚待证明,这后来成为经院哲学的核心问题。安瑟尔谟从“不是理解了才能信仰,而是信仰了才能理解”[13]的角度出发,进行了上帝的“本体论证明”,认为只要心中有一个上帝的观念,就已经证明上帝一定在现实中存在。因为,上帝就是被设想为无与伦比的那个伟大的东西,只要在思想中有一个“无与伦比的东西”的观念,逻辑上就会使他同时承认这个东西的实际存在,即使有的人不把这个东西称作上帝,但这个东西的实际上只能是基督教信仰的上帝。

  

   而后,托马斯·阿奎那利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在经验层面上进一步确证了上帝的存在。他认为上帝本身无法认识,因而不能做先天的证明,但可以从上帝的创造物去证明上帝的存在,并提出关于上帝存在的五种证明:上帝是第一推动力,最初的动力因,自身具有必然性并赋予其他事物以必然性和存在的依据,是完美的原因,是宇宙秩序的安排者,综合这些推论得出上帝是存在的。阿奎那的证明成功运用了逻辑理性,“经过这种论证,作为最高存在者的上帝就存在于逻辑思维之中了;而同时,上帝本身作为一切存在的本体,其实就是最高的智慧,亦即理性本身。”[14]

  

   但在经院哲学后期,司各脱反对用理性认识上帝,认为理性只能了解到上帝是一切原因的原因,但关于上帝如何创造世界、三位一体等无法用理性证明。哲学与神学分属不同领域:神学不是思辨的科学,因此上帝不是认识的对象,只能是信仰和爱的对象。唯名论的立场一方面将理性从神学中排除了出去,促使理性与宗教分道扬镳,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导致了理性的独立,最终在近代取代了上帝。

  

   基督教神学作为中世纪的精神支柱,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已成为西方文化的“底色”;但由于神对人的长期压制,最终激发了人对自身主体性存在的觉悟,伴随着“世界的发现”(新航道新大陆的发现,使人脱离狭隘的地域观念)、“科学的发现”(自然实证科学的兴起,坚定了人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信心)和“人的发现”(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所彰显的个体性、上帝内在性等突出了人性的地位),都为近代哲学主体性的觉醒提供了条件,主体性的人取代了上帝成为形而上学思考的新主题。

  

   三、近现代哲学:主体性形而上学

  

   ——关于人的思考

  

   (一)近代哲学:理性形而上学

  

   近代,人们意识到人的价值和尊严是基于理性而非神性,上帝的万能终被理性的万能所代替。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近代哲学是以思维为原则的。独立的思维在这里与进行哲学论证的神学分开了,把它放到另外的一边去了。”[15]思维的独立性不仅使科学理性成为近代哲学的主导精神;而且使哲学家越来越关注到“人”的异质化存在。

  

   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作为形而上学的第一原则,奠定了近代哲学的反思性、主体性和理性主义特征。他通过怀疑一切的方法将知识的内容全部排除出去,最后发现只有“我在怀疑”本身是不可怀疑的,怀疑本身就是“思”,而“思”必然有个主体,即谁在思,这就证明了“我”的存在,由此,“自我”和“我思”突显出来,成为反思的对象。可以说,“从笛卡尔起,哲学一下转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范围,一个完全不同的观点,也就是转入主观性的领域”[16]“换言之,从笛卡尔开始,自我觉醒了,从此,哲学家对自我及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反思就上升为哲学思考的基础和主题。”[17]而“严格来说我只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也就是说,一个精神、一个理智或一个理性”[18]“我是一个实体,这个实体的全部本质或本性只是思想”[19]这个“我”就是理性、就是思,“我”既是认知主体也是本体的主体。我们可以怀疑一切,包括上帝,唯独“我思”毋庸置疑,理性独尊的地位得到确立,人的主体性随之确立起来。这样,理性的人作为主体性的存在,成为一切存在者的最终根据和绝对至上唯一的存在者。

  

近代的经验论者虽然不同于唯理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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