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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雪:中国近代“维新”概念的建构

更新时间:2020-07-18 22:56:53
作者: 宋雪  

   摘    要:

   戊戌变法在效仿日俄变政的同时,也引进大量新名词、新思想。接续“旧邦新命”的价值传统,吸收明治维新的思想资源,兼及作为“reform”的中译名,晚清的“维新”概念集中了多重意涵。依据近代报章的阐述、域外学说的引入、辞书条目的变化等材料,借助概念史、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剖析“维新”作为“新名词”与“关键词”的意义,考察知识的流转互动和语词背后的思想变迁,有助于探求近代知识空间的形塑历程。

   关键词:维新; 概念史; 近代中国;

  

   戊戌维新在效仿日俄变政的同时,也从西方和日本引进大量新名词、新思想。国人对其进行选择、吸收、重构的历程,也从语言的侧面反映出社会文化的变动履迹。新的观念与术语传入中国后,如何与传统语汇调和,生成新的知识体系,具有了现代意涵,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作为“戊戌维新”这一历史事件的“关键词”,“维新”的重要意涵不可低估。相较于儒家经典传统,晚清维新思想更多地汲取了外来资源,一定程度上也可称为“新名词”。无论是日本明治维新、俄国彼得一世改革,还是欧风美雨裹挟而来的革新思想,都给了危机中的清季士人新的思考方向。借助概念工具回溯历史,通过“维新”概念的建构与接受、译名的更替与传播,以文史互证的方式,考察知识的流转互动和新旧之间的拮抗消长,亦可展现细节背后的思想变迁。

  

   一、甲午战前“维新”观念的历史结构

  

   清末民初的思想界,清学经史臻于鼎盛,西学新知排闼而来,域外概念与传统思维的碰撞、文化传承与国族认同的考量,为变局中的士人提供了多方面的思想资源。回顾甲午战前“维新”观念的历史结构,有助于分析历史转型进程中知识体系的更易。

   汉语中“维新”概念有两千余年传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新名词”。其概念源头,可追溯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大雅·文王》)和“旧染污俗,咸与惟新”(《尚书·胤征》)。二者语义不同,但均含政治色彩。

   由于儒家典籍的巨大影响,“维新”很早就完成了词汇化,在历代文献中一般指“改变旧法,推行新政”(1),通常与王纲政令、社稷法度相关:

   耄年被病,岂可赞维新之朝?(《后汉书·杨彪传》)

   免令受弊于疲民,用示惟新于污俗。(《旧五代史·梁书·太祖本纪》)

   自汉迄清中叶,“维新”词义变化不大。不过,“维新”虽有《诗经》《尚书》两个源头,实际影响较大的还是“旧邦新命”的传统。时至近代,晚清士人正是以此为基础,吸收东学资源,建构起新的思想概念。

   甲午战后,中日之间的知识流向发生逆转。作为一种“日本模式”的变法,戊戌维新在效仿日本变政的同时,也不断借用日语概念和思想。考察近代中国“维新”的概念史,日本是不能绕过的一环。

   在古代文化交流史上,中国长期作为文化输出方,对日本的语言、文化、社会都有深刻的影响。汉学的盛行,也为日语提供了数量庞大的汉语借词,“维新”即是其一。根据《日本国语大辞典》,日语“維新”(いしん)主要有两个义项,一是“すべて改まり新しくなること”,与汉语“乃始更新”语意接近;二特指明治维新(1)。明治维新是19世纪后半期,日本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变革的总称。“明治”语出《周易》“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1870年1月3日《大教宣布》诏书“百度维新,宜明治教”,将“明治”与“维新”联结在一起(2),“维新”遂有了特指“明治维新”之意。日本开国后,对外往来渐多,西方传教士和东游的中国士人,以各自的笔端记录了日本现代化历程,“明治维新”也随之进入汉语世界。

   根据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全文检索数据库”,专指明治维新的“维新”一词进入中国,始于1872年传教士报刊《中西闻见录》一则关于日本钦使访英的新闻:

   闻贵国近来政令维新,日臻强富,诸侯皆归权纳土,共尊王室,深属可异。(3)

   这则消息由“伦敦新闻纸”编译而来,底本系英国报纸The Daily News的报道(4)。“贵国近来政令维新”原文为“everything that had occurred in Japan during the last three or four years”,说明当时“明治维新”尚无固定译名。

   1877年,何如璋出使日本,作《使东述略》并《使东杂咏》,是为中国关于明治日本的最早正式报告。何氏虽为传统官吏,思想有守旧的一面,但其对日本维新的介绍,有肇始意义:其《使东杂咏》第五十首曰:“峨峨伊势敞神宫,碑记维新一代功。不作佉卢蟹行迹,周秦文字本同风。”第三十六首则曰:“三代名臣暨汉唐,殿屏图列古冠裳。维新孰建东迁策,顿改官家旧日装。”(5)诗中追怀周秦文字、汉唐冠裳,却也道出明治维新带来的社会更革。

   其后,在赴日士人笔下,“维新”渐次成为崇尚西法、进步开化的代名词:

   玉墙旧国纪维新,万法随风倏转轮。杼轴虽空衣服粲,东人赢得似西人。(黄遵宪,1879年)(6)维新以来,崇尚西学,仿效西法,一变其积习,而焕然一新。(王韬,1883年)(7)

   来华传教士的译介、驻外使节的观察、游东士子的记述,共同构成甲午战前晚清士人关于明治维新的知识资源。新学的传播刷新了国人的概念世界和认知心态,明治维新成为清季读书人寻求富强进步的参照。以《格致书院课艺》为例,晚清士子援引日本经验,作救时强国之论:

   更就日本观之,维新以前,国势寖衰;自行钞法,竞尚西学,而国势日强。(8)日本知旧律之难行,维新以后,乃悉依法国之刑,以自操其柄。(1)

   明治维新各方面实绩,成为关心时务的晚清士人眼中效仿学习的榜样。诚然,洋务运动开启的“自强”“求富”并未扭转清帝国的颓势,西学新知的传播范围也相当有限,但邻国的进步,确是一种文化冲击,引起清季士人对新学西法的关注。

  

   二、从甲午到辛亥:清季“维新”观念的形成与消长

  

   甲午一役,叩醒王朝三千年旧梦,清廷自强运动宣告失败,同时也给了危局中的国人新的思考方向。清季十余年里,“维新”话语从一种新思潮到终被“革命”潮流取代,其中的概念消长、观念认同、思想论争,折射出清末民初风起云涌的政治文化图景。

   金观涛、刘青峰曾统计1890-1926年“革命”及“维新”(含“改革”“改良”)的使用次数(2),以示语词消长之大略。本文拟将问题细化,着重挖掘“维新”话语的历史轨迹。

   1893年之前,汉语“维新”除传统用例外,基本都指明治维新。甲午前后围绕“维新”话题的讨论,源自士人对明治维新的关注;1898年,“维新”用例达到高峰。“今之世,一维新之宇宙也”(3),从“日本维新”到“中国维新”,不仅是词汇的移借,更有着对清廷变革、富国强兵的期待。从公车上书到戊戌变法,从报馆之文到谕旨奏章,“维新”在词频上升的同时,也成为清季政治关键词。回溯“守旧”与“维新”的舆论辩驳,考察“改良”与“革命”的概念消长,语词更迭背后,是近代中国思想转型与观念变迁。

   为了详细说明清季相关概念的使用频度,根据“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全文检索数据库”统计词频,制成图1(4)。其中不难看出维新话语在戊戌年的鼎盛,1903年革命意识的初潮,以及改良思想在20世纪初的勃兴。

  

   从甲午到戊戌,这些词汇的使用频次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增长,且常有概念的连用。在此过程中,一系列中国现代重要术语的意义边界得以确立。这里拟通过与相关词汇的对照,梳理晚清“维新”概念的意义空间。

   (一)“守旧”与“维新”的较量

   中国素有“崇古尚正”传统,古代价值体系中,恪守旧法往往代表政治正确,“维新”与“守旧”并不对立:

   今王道维新,政和法简,可一除之,还遵旧条。(《宋书·武帝本纪》)君幸值维新之日,盍仿先朝故事行之。(《明史·邹智传》)

   传统意义上的“维新”代表着王朝正统与天命君权思想,“维新”与“遵旧”都旨在维护王道。即使到了晚清,在提倡新学的士大夫笔下,“守旧”仍具某种正当性:

   中国之病,固在不能更新,尤在不能守旧。(薛福成,1892年)(1)

   六十年来,万国通商,中外汲汲,然言维新,言守旧,言洋务,言海防,或是古而非今,或逐末而忘本。(郑观应,1892年)(2)

   薛、郑对举新旧,旨在考旧知新、明辨体用,作醒世之言。其中固有“器用”方面的认知局限,但也说明彼时“新”“旧”还未分立。

   “守旧”与“维新”形成对立,与域外知识的引介不无关联。1887年,《申报》即揭载明治维新的政治分野:“近日日本国中,其官民分为两党,一曰维新党,一曰守旧党。维新党则讲求西学,崇尚西法,肄习其语言文字,所行一切皆西国之法制禁令也……;守旧党仍读汉人书籍,悉循往制,无所变更。”(3)

   这大概是汉语中首次出现“守旧党”“维新党”。在西政知识的书写中,亦有此类指称:

   “自彼得罗从英荷学艺而归,乃有守旧维新二党。至今守旧党已销声灭迹,维新党则通国皆然,即所谓希利尼党也。”(4)

   通过域外政史的译介,作为反义词的“维新”和“守旧”进入汉语世界。西学影响下的士子逐渐建立起“维新”的正当性,并自觉与“守旧”分立。在维新话语臻于鼎盛的1898年,这类言说尤为突出:

   亘古及今,恒常不变。苟有变者,是谓妖妄。此见者,守旧之源,而维新之敌也。(5)

   不能易其耳目,齐其心志,则仍拘牵旧谊,偷安苟且,以自托于守旧,而为维新之敌。(6)

   维新运动旋起旋灭,但二者的对立并未随着变法失败而消亡。在世变日亟、国难方殷之际,祖宗旧法无法应对瓜分危局,西学新知尚未撼动王朝纲纪,“新”与“旧”的冲突构成整个时代的思想背景。在20世纪初的中国,试图调和新旧者有之,如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士大夫守旧与维新亦必相和,不可彼此相厄”(7);禁言新旧者亦有之,如上谕“严禁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1901年1月29日)。戊戌政变压制了维新话语,庚子之役则宣告了守旧之路不通。数年间双方的较量,反而为“革命”话语的兴起提供了空间。

   (二)“维新”与“变法”的混同

   中国古代“变法”意义相对固定,指“历史上对国家的法令制度作重大的改变”(8)。“自秦政变法而败亡,后世人君遂以守法为心传;自商鞅、王安石变法而诛绝,后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悦”(9),“变法”因其政治敏感性,与“维新”用法差异较大。

“变法”一词在晚清获得与“维新”近似的含义,仍与日本知识的引介有关。旅日士人屡以“变法”指称明治维新,且与特指明治维新的“维新”进入汉语几乎同时: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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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 Academic Monthly 2020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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