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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华:李斯《谏逐客书》写作背景考

更新时间:2020-07-18 21:51:47
作者: 高新华 (进入专栏)  

  

   至秦,会庄襄王卒,李斯乃求为秦相文信侯吕不韦舍人;不韦贤之,任以为郎。李斯因以得说,说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几也,成大功者在因瑕衅而遂忍之……”秦王乃拜斯为长史,听其计,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秦王拜斯为客卿。

  

   当时应该是始皇初即位,年仅十三四岁,大权掌握在吕不韦手中,李斯似无游说秦王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再者,李斯游说秦王被拜为长史,“长史”之职乃相国或丞相的属官,《汉书·百官公卿表》说:“相国、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绶……有两长史,秩千石。”即为吕不韦属官,时年尚少的秦始皇恐怕不能专权拜李斯为长史,下面的“听其计”、“拜斯为客卿”云云,更无从着落。

  

   那么,前文所说李斯上《谏逐客书》之后,始皇用李斯计谋,“二十余年,竟并天下”,应该也是不实之词。这样的夸饰不实之言还有不少。钱穆认为,《李斯列传》开头部分李斯向其师荀卿面辞之语不可信:“夫斯之为人,纵不足道,然何至面辞其师,如此云云?是盖鄙斯者假为之说也。”[15]李斯辞荀卿的原文如下:

  

   斯闻得时无怠,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强行者耳。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将西说秦王矣。

  

   这段话充满游士纵横气息,且不免讥讽挖苦其师之嫌,钱穆的怀疑是有道理的。

  

   不啻此,《李斯列传》中李斯的言论、上书多有纵横习气,包括《谏逐客书》在内。这颇令人怀疑司马迁在为李斯立传时较多取材于《战国策》之类的材料,以致其中有如许疏漏不实之处。战国史料的匮乏及对《战国策》的大量采用[16],可以说是《史记》战国史部分相对疏漏的重要原因,而《战国策》的性质应为史书抑或纵横游说之辞的汇编,历来是有不同说法的,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其旨趣集中在记录游士的策辞谋略而非史实,不实的设辞及拟作是被允许的。”[17]当然,我们不能仅凭《李斯列传》中的辞气断定司马迁采用了《战国策》或类似于《战国策》的材料,对比《李斯列传》与今本《战国策》,的确没有相同或近似的文字。然而司马迁所采,极可能是与《战国策》相类似的材料,否则是不会有这么多疏漏的。

  

四 逐客令的实质是政治权力的争夺

  

   《六国年表》和《秦始皇本纪》所载始皇十年逐客令之事,盖源自九年嫪毐叛乱并延续至是年的吕不韦罢相事件。秦昭襄王加冠礼的前一年也发生了公子壮等的叛乱,但被穰侯魏冉镇压下去了,时昭王尚未加冠,而穰侯权势犹盛,故秦国内大局未变。始皇九年的事变则略有不同:在前一年嫪毐被封为长信侯,势焰一度压过吕不韦,其人才智远逊吕不韦,但不仅品行恶劣,且野心颇大,家僮数千,而且“诸客求宦为嫪毐舍人千余人”,以至妄想与太后谋立其子为王,事情败露后又妄图进攻蕲年宫诛杀始皇,但终被雄才大略的秦始皇镇压[18]。嫪毐叛乱牵连甚广,其狱迁延时间也较长。九年四月始皇行冠礼,嫪毐为乱,然而其案情的处置一直到年底的九月,才“夷嫪毐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而遂遷太后於雍。諸嫪毐舍人皆没其家而遷之蜀”。而对吕不韦的处置,起初秦始皇是犹豫的,其本意是要处死他,但最终“不忍致法”,原因是“为其奉先王功大,及宾客辩士为游说者众”。即便如此,不到一个月,即十年十月[19],就免掉了吕不韦的相国之职,并令其就国河南。吕不韦因宾客游说而免于一死,又终因宾客游说之士而死:“岁余,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文信侯。秦王恐其为变,乃赐文信侯书曰:‘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吕不韦自度稍侵,恐诛,乃饮酖而死。”(以上皆见《史记·吕不韦列传》)

  

   在整个事件中,“客”充当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不仅嫪毐、吕不韦本人即是“客”,二人的“舍人”也多是“客”,而且此前还发生了“诸客求宦为嫪毐舍人千余人”之事,可见有些“客”见风使舵,从吕氏门下投靠了嫪毐[20]。在嫪毐叛乱时,“客”也直接参与了战斗。而吕不韦在免相前,正是其“客”的游说使之免于一死。鉴于此,秦始皇不能不慎重考虑应如何对待这些“客”的问题。这些并非秦人的“客”自秦孝公以来就受到历代秦国国君的重用,与秦国的旧族大臣之间早已形成了潜在的矛盾,于是此时这些宗室大臣火上浇油,劝秦始皇一股脑把这些人都逐出秦国。秦始皇在盛怒之下,遂发布了逐客之令。

  

   虽然秦始皇在读了李斯的谏书之后接着废除了逐客令,但他对这些“客”仍心有余悸。因为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们又往来请求试图让吕不韦再次被重用,在吕不韦死后,他们还偷偷安葬了他。这无疑再次触怒了秦始皇,于是下令:“其舍人临者,晋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夺爵,迁;五百石以下不临,迁,勿夺爵。自今以来操国事不道如嫪毒、不韦者,籍其门,视此。”(《秦始皇本纪》)这无异于专门针对吕不韦下了一道逐客令。由此不仅可以说明始皇十年的逐客令是由嫪毐、吕不韦事件所导致,而且也可见秦始皇对吕不韦及其客的疑忌之深。从本质上讲,逐客令实际上是秦始皇从嫪毐、吕不韦手中夺取权力的政治事件,《谏逐客书》不过是这一事件的一件副产品。

  

结论

  

   通过以上论述,不难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秦始皇下逐客令并非导源于郑国渠的阴谋败露。郑国渠的开凿始于始皇元年,其阴谋败露应该在此后不久,不会迟至始皇十年下逐客令时。

  

   第二,将逐客令与郑国渠相联系的源头是《李斯列传》,而《李斯列传》采录了类似《战国策》的材料,故而有许多疏漏不实之处,不可完全信据。

  

   第三,始皇九年行冠礼,爆发了嫪毐叛乱,并牵连吕不韦,这才是逐客令的根源所在。逐客令实质上是秦始皇与嫪、吕等专权客卿的权力争夺,《谏逐客书》则是其副产品。

  

   作者按:本文发表于《人文述林2018》,山东大学出版社2018年12月。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出土文献与先秦著述史研究”(批准号: 13CZW023)阶段性成果。

  

   [①]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94页。此外,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认为“秦代文学的唯一作家是李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116、128页)。

  

   [②] 《六国年表》在始皇帝十年记载:“相国吕不韦免。齐、赵来,置酒。太后入咸阳。大索。”基本上是《本纪》事件的概括,但是少了李斯上书的记载。

  

   [③] 如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73页),袁世硕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176页),褚斌杰 谭家健主编、王景琳等著《先秦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500页)等皆持此说。

  

   [④] 如马非百《秦集史》:“因嫪毐之乱,又值韩水工郑国事发觉,大索逐客。李斯为吕不韦舍人,议亦在逐中。”(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7页)林剑鸣《秦史稿》亦持相似的说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29——331页)。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6第四卷《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06,第800页)则直接沿用郑国渠导致逐客令的成说。

  

   [⑤] 如清代马骕《绎史》说:“《通鉴》载于元年,然以《秦纪》考之,似宜在是年(按,指十年)。”(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692页)现代的权威著作《辞海》“郑国渠”条言:“古代关中平原的人工灌溉渠道。秦王政十年(公元前 237 年),采纳韩国水利家郑国建议开凿。”(《辞海(历史地理分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第210页)

  

   [⑥] 如尚景熙《李斯评传》说:“在秦王政亲政后平定嫪毐叛乱的第二年,秦国又发现韩国水利家郑国借为秦国兴修水利进行间谍活动的事情。……据《六国年表》,郑国入秦修渠为秦王政元年(前246),至秦王政十年(前237),整整已经九年,郑国渠应是已经修成,只是有些水利设施还在配套。这时,郑国进行间谍活动被发现了。……在事实面前,秦王政觉得宗室大臣言之有理,也有根据,便颁发了逐客令。”(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8页)

  

   [⑦] 梁章钜:《文选旁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79页。

  

   [⑧] 崔瑞德、鲁惟一编:《剑桥中国秦汉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59——60页。

  

   [⑨] 如叶晨晖《李斯〈谏逐客书〉写作年代考辨》(《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3期)认为逐客令主要是嫪毐事件导致的,太后和吕不韦也是被牵连者,其说基本上是对孙志祖观点的说明。高明《〈谏逐客书〉杂考》(《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就认为孙志祖之说不确,秦始皇逐客令应主要针对吕不韦,既与郑国渠无关,嫪毐事件亦非主要原因。

  

   [⑩] 钱穆:《秦汉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4页。

  

   [11] 王叔岷:《史记斠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626页。

  

   [12] 王建成:《李斯上〈谏逐客书〉时间蠡测》,《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13] 梁玉绳:《史记志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71页。

  

   [14] 吕祖谦:《吕祖谦全集》第8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84页。

  

   [15]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551页。

  

   [16] 郑良树统计认为:“太史公在记述战国时代的文字里,百分之四十四以上是采自《战国策》。假如我们把前面三点也加以考虑的话,这个百分比很可能会提高到百分之六十五。”见郑良树:《战国策研究》,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第183页。

  

   [17] 何晋:《〈战国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52页。

  

   [18] 此事司马迁在《吕不韦列传》的“太史公曰”中有补述:“人之告嫪毐,毐闻之。秦王验左右,未发。上之雍郊,毐恐祸起,乃与党谋矫太后玺发卒以反蕲年宫。发吏攻毐,毐败亡走,追斩之好畤,遂灭其宗。”始皇已经考验明白嫪毐之罪行,但仍隐忍不发,若无其事地继续行冠礼,足见其何等深谋持重。

  

   [19] 秦以十月为岁首。

  

   [20] 嫪毐虽由吕不韦而贵盛,但二人之间似乎发生了权力争夺,所以《吕不韦列传》中说“诸客求宦为嫪毐舍人千余人”,应指原为吕氏之客专投嫪氏门下。此外,《战国策·魏策》“秦攻魏急或谓魏王”章也明确揭示了吕、嫪之间的矛盾。因此,有学者认为吕、嫪二人是两个不同的集团,而吕不韦参与了对嫪毐叛乱的镇压(王云度:《嫪毐、吕不韦集团辨析》,《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2期)。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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