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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华:古书自题书名“始于《吕览》,成于汉武”说析证

——以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印证[①]

更新时间:2020-07-18 21:50:02
作者: 高新华 (进入专栏)  
然则《书》的涵义还需别求。

  

   《尚书》中早期的篇章或者是出于后人的追述(如虞、夏书部分),或者为史官对君主言行的记录(如《盘庚》、《金縢》等),但西周稳定以后,特别是西周中期之后,多数训诰誓命之辞都是君主在特定的场合、经过一番带有宗教性的礼仪之后发表的书面讲话。[13]这些书面的文字在当时被叫做“书”或“命书”、“命册”,所以连带早期的、相传为虞夏商时代的文字也被叫做“书”了。这一点,陈梦家先生最先论及:“‘书’是古代命书结集的简称,犹西周金文之称‘书’‘命书’‘命册’。‘命书’是最早的典册之一,所以后来传录周初诰命的,称诰命的结集与各篇为‘书’。”[14]

  

   《书》虽然已有特指的成分,但仅是特指此一类的文献,故在早期仍具有类名的性质。这从古籍引《书》的情况即可见一斑。先秦典籍中引“《书》曰”、“《书》云”(即直接把所引内容称作“书”)的,据刘起釪先生的统计,引逸《书》者似乎并不比引今传《尚书》者少。[⑦][12]5这些逸《书》虽然不见于今本《尚书》,但在当时或许与其他的《尚书》篇章作为一类被看待,比如新发现的清华简中,像现已发表的数篇,有的见于今本《尚书》,如《尹诰》《金縢》;有的见于《逸周书》,如《程寤》《皇门》《祭公》;有的则不见传世文献记载,如《尹至》《保训》《耆夜》。足见当时虽迟至战国中晚期,《尚书》类的书籍流通、收藏情况仍有以“类”相从者。

  

   《春秋》的情况亦然。杨伯峻在《春秋左传注·前言》中说:“《春秋》本是当时各国史书的通名,所以《国语·晋语七》说:‘羊舌肸习于《春秋》。’《楚语上》也说:‘教之《春秋》。’《墨子·明鬼篇》也曾记各国鬼怪之事,一则说:‘著在周之《春秋》。’二则说:‘著在燕之《春秋》。’三则说:‘著在宋之《春秋》。’四则说:‘著在齐之《春秋》。’《隋书·李德林传》载其《答魏收书》也说:‘《墨子》又云:“吾见百国《春秋》。”’” [15]不仅《尚书》、《春秋》为类名,六经之名,确如李零先生所说,本来都是类名。这种情况在《汉志》中仍有体现,“六艺略”的各类即以六经之名分类,如史书皆归入“春秋类”,“礼”“乐”等类也具有同样的特点,这些在后世的四部分类中也一直延续着。

  

   但《春秋》有时又专指鲁国史书。例如《左传·昭公二年》记载:韩宣子“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孟子·离娄下》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据此可知,当时诸侯各国皆有国史,名称不尽相同,如晋史名“乘”,楚史名“梼杌”,鲁史特称“春秋”。

  

   鲁史在孔子笔削之后,《春秋》渐成孔子所修之书的专称,原来的鲁史则被称为《鲁春秋》或《不修春秋》。例如,《礼记·坊记》曰:“《鲁春秋》记晋丧曰:‘杀其君之子奚齐及其君卓。’”又曰:“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别也。故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以此坊民,《鲁春秋》犹去夫人之姓曰吴,其死曰‘孟子卒’。”试以两处《鲁春秋》与孔子所修《春秋》比较,前一条文字略异,后者则相同。《公羊传·庄公七年》还记载:“《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这里把修订前的《春秋》称作“不修春秋”,则“春秋”一词已隐然成为修订后史书的专称。

  

   六经之名,至少在晚周已十分流行。如:

  

   《庄子·天运》: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

  

   《庄子·天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荀子·儒效》:《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

  

   《礼记·经解》: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

  

   出土文献郭店楚简《语丛一》中也已明确提到,其顺序则不易确定。总之,“六经”之名既已见于儒家学者的对手——庄子(或其后学)的引述中,则六经的篇目在此时应该是基本确定了,因为同类的文字涵盖甚广,是不宜皆目为“经”的。所以上述六经之名,都应作专名看待。

  

   六经之名在战国中晚期开始由类名演变为专名,再联想到前述诸子私家著述自题书名始于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以及骈宇骞举出的晚周简册书名、《韩非子》可能见过《管子》《老子》书名、刘向所校《战国策》原本题有众多异名并可能是先秦旧书,等等,这诸多现象无疑指向一个共同的事实,即战国中晚期已经存在题写书名的古书。

  

   3、西汉及其后古书书名的题写情况

  

   书籍的命名在秦汉之后的确开始流行起来。一个久为学者所注意的事实是,此时学者所著之书,喜欢以“新”字命名。例如,《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是陆贾《新语》之名,乃得自高祖及左右群臣。此外如贾谊《新书》、刘向《新序》、桓谭《新论》等等,皆以“新”名。“新”当然是对“旧”而言,似乎汉人很喜欢与古人一较高下,故争立“新”名。

  

   而汉人自题书名的现象似乎也不止于《淮南鸿烈》、《太史公书》。例如《汉书·蒯通传》载:“通论战国时说士权变,亦自序其说,凡八十一首,号曰《隽永》。”按其语义,似谓“隽永”之号出自蒯通本人。又,《汉志•小说家》有待诏臣饶《心术》二十五篇,班固自注:“武帝时。”颜师古曰:“刘向《别录》云:‘饶,齐人也,不知其姓,武帝时待诏,作书名曰《心术》也。’”观刘向之意,似乎此书名是臣饶自题,而不是像陆贾之书被他人称为《新语》。再如《初学记》卷二十一引刘向《别录》云:“淮南王聘善为《易》者九人,从之采获,署曰《淮南九师书》。”[16]所谓“署曰”者,明谓书上题有书名也。若果如此,至少从武帝时期开始,自题书名的现象开始流行起来的看法,应该是大致符合史实的。

  

   事实上,武帝时期题写书名的事实已为出土文献所证实。近年北京大学收藏了一批汉代竹书,内容十分丰富,据初步判断,其“抄写年代多数当在汉武帝时期,可能主要在武帝后期,下限亦应不晚于宣帝”。[17]其中,《老子》一书分上下篇,且在上篇第二简、下篇第一简的简背分别题有“老子上经”、“老子下经”的标题,这是书题、篇题合写的例证,但二者之间并没有空格,所以也就没有遵循通常所说的“大题在下,小题在上”的通例;两篇简末还记录了本篇的字数,“《上经》之末为:‘●凡二千九百卌二’(简1754+1924+2494),《下经》之末为:‘●凡二千三百三’(简2047),合计5245字。”[18]是汉代很多古书的通行做法。此外,还有一种古书《周驯》,据学者初步研究,应该就是《汉志·诸子略》“道家类”著录的《周训》十四篇,竹书《周驯》也恰为十四篇,全书约6000字,现存近5000字,其中简5215背面上端题有“周驯”二字,是为书题。[⑧][7]71-72这两种抄写于汉武帝时期的竹书可以充分证明,其时已有题写书名的习惯,不待隋唐之后方始普遍也。

  

   至于武帝之后,至西汉末期,自题书名的现象已十分普遍。如《汉书·扬雄传》即扬雄自序,其《太玄》《法言》等书显然是自题书名。而像刘向编定之书,据刘向《说苑序奏》,知其所据书本名《说苑杂事》,他据以编定的书,则取名《说苑新书》,简称《新苑》;至于《新序》,据《列女传叙录》可知其名亦为自题,《汉书》本传所载《洪范五行传论》十一篇,很可能也是刘向自题之名。所以余嘉锡先生说:“东汉以后,自别集之外,几无不有书名矣。”[1]217扬雄、王充并汲汲于辩解其书《太玄》(《汉书·扬雄传》)、《论衡》(《论衡·对作》、《论衡·自纪》)命意的原因,可见西汉中期以后,自题书名的现象已开始普遍起来。

  

   退一步讲,至少在刘向校书之后,书名应该是普遍题写在官方藏书上了。官方的藏书,如《汉志》所载,数量之巨,万卷有余,而向、歆整理之前,如《战国策》等,异称纷如,篇章重复,自然更加复杂,如无书题加以区分,要在外观上几无区别的数万卷简书中查找一部书,其难度可想而知。古人必不会如此愚笨,书题之名号即已产生,自然是作为区别异同的标识,不加题写,书名还有何用呢?

  

   可惜的是,今见最“规范”的简帛古书,例如武威《仪礼》简,也不见书名大题,而篇名都取“××第几”的格式,如“士相见之礼第三”“服传第八”等。这与《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所说的“作××第几”是相同的。虽然汉代直至熹平石经时,以今所见,仍只如武威简那样只有篇题“××第几”;但据出土简帛资料和敦煌文献,在汉代已经出现“小题在上、大题在下”的书名题写方式之雏形,至迟在六朝时书籍的标题形式已与唐宋十分相似,下面分别介绍之。

  

   马王堆汉墓帛书有被学界认为是失传的《黄帝四经》的四种文献,其中,《经法》和《经》是包含两级标题的两种。《经法》之末题云:“《名理》《经法》凡五千”;《经》之末题云:“《十大》《经》凡四千六□□六”。[⑨][19]这种标题题写方式,实际上符合后世“小题在上、大题在下”的格式。无独有偶,阜阳汉简《诗经》的标题皆书于简册正面,独占一简,标题上往往还有“右”“右方”“此右”等方位词,如“右方北国”“此右柏州”“右方郑国”等,由这些方位词可推测,《国风》的标题必定位于本国所属最后一篇诗歌篇名之后,也符合“小题在上、大题在下”的格式。由此两例可见,至少在汉代早期就已出现了“小题在上、大题在下”的标题题写方式之雏形,亦可证明后世标题题写的格式,应该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绝非一蹴而就的。

  

   敦煌文献的标题题写方式,不烦它求,仅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所载六朝写本可为证者已不少,今条列于下:

  

①《尚书》残卷(伯二九八〇)。王氏谓:“此残卷自《费誓·孔氏传》文之末行断裂,故所存适为《秦誓》一篇。首题:‘尚书秦誓篇第三十二’,下题:‘周书’,空数字题:‘孔氏传’。篇末题:‘□□□书卷第十三’,所阙当为‘古文尚’三字。”[20]20按诸书影[21],当为“书”字残泐,而非“古文尚”三字。此写本格式与后来的《开成石经》乃至雕版印刷的古籍经典格式已无二致,这充分说明古书普遍书写大题并非隋唐以来的习惯,而是六朝时已普遍流行的风气。该写本的最后是“古文尚书虞夏商周书目录”,详列每篇目录,“尧典一”、“舜典二”……,并于每一类之后单列一行,题“右虞书五篇”“右夏书四篇”“右商书十七篇”“右周书卅二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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