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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小农经济理论与“内卷化”及“去内卷化

更新时间:2020-07-18 08:50:54
作者: 黄宗智 (进入专栏)  
譬如,舒尔茨之坚决认为市场的资源配置竞争机制会完全排除人地压力, 完全无视上述三代美国关于中国经济的最好的研究。

   其后,更有一组影响颇大的人士,进而争论,如果中国这个经济体与西方经济体的市场化程度基本相似,其农业必然会达到与西方同等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无论其人口压力如何,在18世纪便如此。其提出的所谓经验“证据”其实都是凭借理论来杜撰的虚假“证据”:譬如,“估计”18世纪中国农民每人有两套丝织服装,另加10套棉布服装。又譬如,凭借杜撰“产后堕胎”(指贫穷农民在生存压力下的溺婴行为)的荒唐建构来争论中西生育率的明显差别其实并不存在,争论产后堕胎其实应该被理解为相当于西方晚婚的“理性”“生育控制”,凭此完全抹掉中国与西欧在人口历史上的差别。如今,其中国与英国18世纪等同论(虽然美其名曰“去西方中心化”),不仅与之前的优秀人口-农业研究相悖,更被后来的相对优秀的经验研究直接证伪。(例见Maddison, 2001;Maddison, 2007;Allen et al., 2011;Vries, 2015)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更详细的论述可见黄宗智,2002;黄宗智,2016a)。

  

   三、“去内卷化”:人多地少地区的农业现代化

   更有进者,环顾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农业现代化(及来自工业的投入)经验,我们可以辨别两个主要的不同演变模式。一是人少地多的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像新大陆的美国那样的农业经济。其农业现代化的最基本特征是农业机械的大规模使用。其最关心的不是节省土地,而是节省相对稀缺的劳动力,而最好的节省劳动力的办法是使用农业机械(特别是大型拖拉机)。因此,1970年,美国平均每个农业男性劳动力便拥有一台拖拉机,日本则是45个才拥有一台,中国则是960个才拥有一台。(黄宗智,2014c:表1;亦见黄宗智,2020a)(当然,用化肥来提高地力,乃至于用除草剂来节省劳动力,也起到一些作用,但机械的大规模使用乃是其至为突出的特色。)美国1970年所使用的播种机,一天可以种240亩(40英亩)耕地;到2005年,其所广泛使用的机械一天可以耕种2520亩(415英亩)耕地;到2010年,更是达到5670亩(934英亩)耕地,是1970年的24倍,其最新、最大的农业机械价格可以达到50万美元一台。同年,收割机的效率也达到1970年的12倍。(USDA, 2013:23)其农业特征所在,是适应人少地多的客观情况的生产,即相对土地密集而不是劳动密集的生产——特别是土地相对密集的“大田”大豆和小麦,也是如今其价格之所以低于中国的重要原因,当然也是中国大规模从其进口这两种谷物的重要原因。它是一个典型的(笔者称作)“大而粗”的农业现代化模式。(黄宗智、高原,2014;黄宗智,2020a)

   相比来说,中国农业迄今的现代化则主要是由“小而精”的农业推动的,特别是改革后的1980年以来(被笔者称作)“隐性农业革命”的“新农业”:诸如高附加值的一、三、五亩的小、中、大拱棚蔬菜,一到数亩地的果园,小规模(十来亩地)的种养结合(如“小麦 + 养猪”)的小农场。它们都是(笔者称作)劳动与现代投入(“资本”)“双密集化”的“新农业”。如今,那样的“新农业”已经达到中国农业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二,占中国农业的大头。它是中国近几十年中的“隐性农业革命”的核心。(之所以称之为“隐性“是因为它与以往的农业演变不同,不是某[几]种作物的亩产量的提高,而是整个农业结构的转化,不容易洞察。)( 黄宗智,2010;亦见黄宗智,2016b)

   其背后的动力乃是“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一是1980年以来强力实施的计划生育,导致2000年以后每年新增加劳动力数量的递减;二是农民的非农就业大潮流,促使几乎每个农户都变成“半耕半工”的农户,由此减轻了人地压力;三是伴随中国经济发展而来的人们食品的根本性变化:即从8:1:1的粮食、蔬菜、肉食的结构转向4:3:3比例的城市中产阶级(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食物结构,由此而产生的市场需求,特别是对(高档)蔬果和肉禽鱼的大量需求。(黄宗智、彭玉生, 2007)

   正是上述的隐性农业革命的“新农业”,亦即相对劳动密集化的新农业,代表了中国的内卷化农业的现代化。和之前的谷物、棉花-棉纱-棉布、桑蚕丝等相比,一定程度的劳动与现代投入(如化肥、良种,而不是机械化)双密集化带来了较高的收入。小农经济的新农业是一种能够在小面积的土地上吸纳更多劳动力并给予其耕作者更高的工作日日均收入的农业,也就是说,能够给予农业一定程度的“去内卷化”。这是中国近年来的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虽然如此,相比美国来说,它仍然是相对高度劳动密集化的“小而精”农业,而不是相对低度劳动密集化而更高度“资本化” (特别是机械使用)的农业。两者之间的基本差异十分鲜明。我们绝对不可以将农业现代化的性质简单想象为美国模式的规模化的大农场机械化生产,更不可想象“小农经济”会完全消失。它们是不同的农业,一个是新型的高附加值现代小农业,一个是机械化的大规模农场农业。

   但是,相比蓬勃发展的中国城市经济,中国的农业和农民收入仍然要落后得多。而且,农村过剩劳动力的大规模非农就业,普遍导致村庄社区整合性的衰落。因此,中国政府近年来一直都明确承认,农业-农民-农村的“三农问题”乃是中国社会经济的头号问题,在2003年以来连续十六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一直都特别聚焦于该问题。

   但是,详细阅读这些文件,我们可以看到,直到最近两三年,决策层一直都明显受到西方的农业“转型”模式的深层影响,一直以为,其中的关键乃是规模化问题,必须借助规模化经营模式来克服农村的落后与贫穷。因此,其具体措施的重点一直都是推进规模化的“龙头企业”和“大户”的发展,2013年以来更试图全面推广成规模的(百亩以上的)所谓“家庭农场”。直到2018年和2019年方才明确认定新型小规模农业的重要性,以及 “小农经济”对中国农业和社会的关键性。今后我们应该会看到,越来越符合中国实际所需要的,针对小农业的措施。(黄宗智,2020a)

  

   四、理论传承

   英语学术界长期以来的理论多聚焦于西方封建小农户向资本主义农场主的“转型”,主要是新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两大理论传统。它们共同认为,小农经济必将伴随现代化/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而消失,农业经济将伴随资本主义的兴起而成为企业型雇主和农业雇工所组成的农业经济体系。但这完全不符合中国现当代农业经济的实际——中国至今的农业劳动投入总量中,仅有3%是来自受雇的农业长工和短工,其余都是小农户。(黄宗智、高原、彭玉生,2012;黄宗智,2020a)

   迄今最强有力和符合前工业化的非西方小农户的理论论析,其实既不是新古典经济学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小农经济理论”。它的开创者乃是俄国的恰亚诺夫(Alexander V. Chayanov),这是针对1861年农奴解放之后的(自由的)小农经济占到绝大比例时期的俄国农业经济的论析。这是一个在相当程度商业化的环境中的小农经济,是与(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兴起》中所论析的——Lenin, 1956[1907])初步资本主义化的富农经济共存的经济体。

   恰亚诺夫的贡献正是在于其对资本主义农业/企业和小农经济的截然不同的逻辑的认识,说明前者是以雇工和营利为主的生产单位,而后者则是以自家劳动力和生存为主的单位,即便部分是营利型的,但较少会完全脱离自身家庭的生存考虑。后者的经济决策同时受到营利和消费两方面的影响,而在19世纪晚期及其后,尤其是在西方,蓬勃兴起的资本主义生产单位则完全是以生产营利(而不是自身家庭的生存消费)为主的单位。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差别。对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它远比新古典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符合其农业的实际。(Chayanov,1986 [1925])

   此外,恰亚诺夫还根据当时俄国个别地区中所呈现的实际而极具洞见地指出,在沉重的人口压力之下,小农经济会几乎无限地投入更多的劳动力来提高土地的产出,直到其边际报酬接近于零,为的是家庭成员自身的生存。而资本主义农业,在劳动力边际报酬降低到市场工资水平之下,便会停止雇佣更多的劳动力,因为那样是会亏本的。虽然,在恰亚诺夫观察的经济体中,那只是极其有限地区中所出现的现象,而恰亚诺夫也仅仅连带关注到这样的现象,并没有将其置于自己关于19世纪后期俄国农业论析的核心。(Chayanov, 1986 [1925]:第3章)他根本就没有想象到,在中国明清时期的长江三角洲,他所认识到的这种个别地区存在的现象居然已经成为农业经济整体中至为基本的事实。正是如此的推向(凭借劳动密集化来将单位土地生产率推到接近其极限)的小农农场逻辑使其能够承受一个资本主义单位所不能承受的高额地租(以收益的一定比例——40%—50%计算)和地价。正是如此的组织性趋势为我们说明了小农经济的最基本的性质及其与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至为鲜明和关键的不同。

   笔者的研究已经证明,那正是长江三角洲明清时期至为重要的长期趋势。到明清之际,之前(半资本主义型的)雇工经营的经营式地主便已衰落,到19、20世纪则已经完全消失、绝迹。中国这样的农业历史实际其实至为鲜明地证实了恰亚诺夫理论在这方面的洞察力。虽然,即便是在恰亚诺夫自身至为关注的俄国经济中,由于大部分地区都没有经历中国如此幅度的人口压力,并没有出现如此明确的完全不同于西方历史经验的巨大历史实际。

   正因为在恰亚诺夫所研究的地区中,并没有呈现中国如此鲜明的实例,而同时,他的小农经济理论又并不适用于认识西方的从封建领主制下的农业到资本主义农业的转型,恰亚诺夫理论在西方的影响一直都没有能够达到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两大理论传统那样的程度,因为他的小农经济理论实际上主要适用于中国和其他人多地少的发展中国家,但并不适用于西方。同时,在他至为关心的苏联,小农经济却又在斯大林强制推行规模化集体农业之后,基本被消灭掉。恰亚诺夫本人也被斯大林处死。

   虽然如此,在西方学术界,恰亚诺夫的理论仍然被保留和传承了下来。他相当普遍地被视作“小农经济理论”的主要创始者。他主要依据的经验实际是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的俄国的小农户,即在1861年农奴解放之后的俄国农民,其至为根本的逻辑——结合生产与消费于一身,以及主要依赖家庭劳动力而不是雇佣劳动力,其生产决策同时受到两者的影响——乃是无可辩驳的基本实际和理论洞见,适用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小农户。

另外,在其他几位突出的学者的推动下,特别是(俄裔的)英国农村社会学理论家特奥多·沙宁(Teodor Shanin)的努力下,包括协助恰亚诺夫著作翻译和出版以及鼎力协助学术期刊《小农经济研究》(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的长期持续,在关于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的农村研究中,小农经济理论一直屹立不倒,至今仍然不失为一个显要的理论传统。而且,在后革命时期的俄罗斯,它获得一定程度的复兴。但是,它当然一直没有能够取代两大主流理论——新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关于西方本身的农业历史的研究。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正因为如此,今天才会有这么多人坚决将后者当作普世经验,要用西方框架中的封建农民/小农(feudal peasant)和现代资本主义农场主(capitalist farmer)的用词来表达中国过去的(后封建时代)小农以及改革时期的新农业的历史演变。笔者认为,我们应该承继“小农经济”这个理论传统的真知灼见而用之来了解、认识中国(和其他客观情况相似的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经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之与西方的演变过程的巨大差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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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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