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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海林:身份认知偏差对中印关系前景的影响

更新时间:2020-07-18 08:44:50
作者: 叶海林  

   2020年是中印建交70周年。70年以来,中印双边关系几经波折,跌宕起伏,画出了一条蜿蜒辗转的轨迹。当前,国际社会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站在国际格局深刻演变、国际秩序剧烈调整的时代窗口,回顾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互动过程并总结双边关系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探讨南亚地缘格局演变背景下中印互动的发展演变态势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1中印关系70年简要回顾

  

   1950年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印度共和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比中国与巴基斯坦自治领 (1956 3月更改国名为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 建交早了一年零一个月又21天。印度是南亚最早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也是较早一批与新中国建交的发展中国家之一。

  

   中印建交是当时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件大事。20 世纪 50 年代,中印两国作为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领导力量而相互配合、相互支持,推动了三个世界格局的形成与发展,中印合作的全球意义由此得到承认。然而遗憾的是,两国友好关系在 50 年代末很快到达顶点并急转直下,中印等共同倡导的万隆会议精神指引了亚非拉新兴国家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努力方向,但却没有能为解决中印双边矛盾做出贡献。

  

   1962 年两国因领土争端而兵戎相见,一场并不激烈的边境战争,把印度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领导者的地位拉下马来,印度的国际声望受到极大打击。虽然在西方话语的扶持下,印度很大程度上将自己由挑衅者洗白成了受害者,但印度在喜马拉雅山麓遭遇的巨大失败是无论如何都掩盖不了的。这场战争的最长远后果是在印度战略决策层当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对华疑虑和恐惧传统,影响到了日后印度在涉及中印关系和南亚地区格局的所有重大问题上的心态。

  

   80年代末,中印关系在结束克节朗河事件后摆脱二十多年的冷冻状态艰难重启,慢节奏的回暖进程又在 1998 年因为南亚核竞赛的爆发而陷入低谷,中印关系恢复之路缓慢而且艰难。直至 21 世纪初,双边关系才形成一条相对稳定的上升曲线。很大程度上,中印关系最近 20 年的相对稳定状态源自于双方都认为自己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当前所处的国际环境有利于自身经济发展,对在国际体系中绝对地位提升的追求超过了对相对地位竞争的考量。

  

   21世纪的最初20年,是中印两国在国内经济建设方面取得快速发展的 20年,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聚焦于自身经济发展,很快产生了令人炫目的成果,使全球经济格局发生了明显改变。与此同时,中印双边经济合作水平也不断提升,虽然贸易不平衡、关税及非关税壁垒等问题依然存在,印度一度还成为对华双反调查最多的国家。但即便如此,双边贸易还是从 2002 年的不到 50亿美元上升到 2019 年将近 1000 亿美元。经贸关系在中印互动中越来越成为一个正向激励因素。经济领域中的务实合作虽然没有如同 50 年代推动民族解放运动的共同理念那样给中印合作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但至少足以防止双方关系因为具体的政治和安全分歧而再度掉头向下跌入低谷。

  

   优先解决发展问题给了中印两国管控分歧更强烈的动机。虽然双方依然龃龉不断,但至少在边界问题上,中印开始尝试解决横亘在两国关系当中的这一最大障碍。2003 年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双方建立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2005 年中国总理温家宝回访,两国就解决边界问题达成政治指导原则。即使是对中印关系最为挑剔的那部分印度政要和学者,也都承认中印在管控边界争议、防止边界争端激化方面取得的成就。印度前外秘萨仁山 ( Shyam Saran)就曾说,“尽管边界有争议,但双方通过共同的努力来保持边界的和平。这对印中尝试解决边境问题是一个利好的、积极的状况”。

  

   2017 年印度军队非法越过中国和不丹边境进入中国领土洞朗地区,与中国边防部队形成对峙。70 多天的洞朗事件给处在上升期的中印关系造成了严重冲击。所幸两国领导人及时对双边矛盾进行了管控与止损。2018 年中国领导人与莫迪总理在武汉举行会晤,双方重申了对中印关系的重视,启动了两国领导人非正式会晤机制。2019 年这一机制在印度金奈得以延续。洞朗事件之后,中印关系以相对较快的速度实现复苏。考虑到 2017 年底之后美国推出 “印太”战略概念导致印度洋 - 太平洋地缘态势发生重大变化这一外部因素,人们更加能够体会到中印双边关系保持向好趋势的来之不易。

  

   进入 2020 年,原本中印双方为纪念建交 70 周年策划了多场重大活动,但由于新冠疫情的突发,所有庆典不得不推迟或取消。但两国元首在互致贺电的电文中均表达了对双边关系前景的美好期待。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即使在两国领导人纪念性的外交电文中,中印双方对两国关系的定性依然存在着细微的差异。中国领导人强调了中方对中印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视,印度总统科温德期待与中方共同拓展和深化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这种差异很难被理解为纯粹表述习惯上的不同。

  

   中印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也是新兴经济体的核心代表,两国关系状态和互动性质不仅仅影响到亚洲区域合作与地区安全的水平及趋势,也会给正在变动中的全球秩序带来至关重要的影响。中印关系对于两国、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重要性都在不断上升,但恰恰如此,人们才更需要在解构和研究中印关系时秉持求真务实的精神,用理想主义的乐观精神和现实主义的冷静态度去处理中印关系存在的各种问题,既要相信两个亚洲古老民族和平相处的智慧,也要承认国际关系中超越文化差异性的博弈规律,特别是国家利益至上的主权国家自助逻辑。

  

   2中印两国的认知差异及其表现

  

   国际关系学界对行为体认知的研究由来已久,战略研究界也始终把战略信号的释放和解读作为战略博弈过程的重要内容进行研究。罗伯特 · 杰维斯( Robert Jervis) 的分析框架强调决策者对客观世界以及其他行为体主观认识在国际关系语境中的重要性,斯蒂芬·沃尔特 ( Stephen M. Walt) 也强调了意图判断的意义,特别是在行为体存在对等博弈的物质条件时,“由于能力的分布较为接近,地缘因素也难以说明问题,所以对意图的判断将日益重要”。中国学者在分析中印关系时有不少文章借鉴了杰维斯或沃尔特的分析视角,如朱翠萍将印度对华政策的 “谨慎”和 “防范”归因为印度的 “地缘政治想象对中印合作带来的负面影响”、曾向红则考察了中国对中印边界争端的应对策略与对印度威胁认知水平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对人们理解中印互动过程中的认知落差提供了诸多裨益。但是,仍需要看到,以往的研究范式主要侧重的是中印两个行为体通过解读对方行为而试图厘清对方意图的过程,在学术上,研究更加关注的是信号释放和接受中的判断是否准确,在政策上,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两国出现误读和误判,影响双方实现共同利益的增加或者降低冲突风险。

  

   这种研究当然是有意义的,使得人们能更精确地解构双边互动的过程。但与此同时,人们也几乎无法忽视另外一个现象,即在中印关系的每一方面,两国的立场分歧都可以回溯到同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印两国之间始终存在着未便宣之于口的身份界定偏差。某种程度上,中印之间的误判不是行为解读和意图判断上的,而是身份认知和身份想象上的。这种偏差既体现在中印两国对各自国际地位 ( 主体认知) 的理解上,也体现在对对方战略定位 ( 客体认知) 的判断上,还体现在对两国互动方式效用的评估标准上。

  

   首先,中印两国对各自国际地位的判断存在差异。在主权国际体系内,大国的绝对国际地位既在现实之中,也是心理上的。尽管以 《联合国宪章》为基准的当代国际秩序认为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然而国际法层面的平等显然并不意味着在事实层面国家没有大小强弱之分。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究竟如何,既受其拥有的实力制约,也表现为其影响力的发挥水平。这两方面因素,特别是后者,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国际体系的主导性力量对行为体行动的接受度的强烈影响。不同国家的近似意图和近似手段,所产生的效果可能完全不同,所要支付的代价也会天差地别。国际接受度对于主权国家行为体的绝对国际地位具有非常明显的影响,而恰恰是这一因素导致了中印两国对对方绝对国际地位的判断出现了不可忽视的差异。

  

   在中国看来,以综合实力被普遍接受的任何一个参数衡量,中国几乎都领先印度。在当前国际体系下,中国比印度更加强大而且强大得多,应该是一个没有争议的事实。然而,在印度的眼中,中国巨大的身影却总是被另一个更加庞大的身躯所笼罩,因而并不能对印度形成基于实力差距的心理优势。那个庞大身躯就是美国。美国对中国的排斥足以抵消中国相对于其他行为体的力量优势,只要有美国的地方,中国就很难凭借力量提升自己的影响力,其绝对国际地位自然也就大打折扣。虽然很难证明被霸主国扶持的次强国和被霸主国打压的强国之间,谁的绝对国际地位更高,但无论如何,印度在面对中国时,特别是在处理对抗性的矛盾时,并不会因为自身在绝对实力上的落差而感到需要有所节制。

  

   其次,中印两国在各自大战略中赋予对方的定性存在差异。中印建交 70 年以来,中国之于印度意味着什么? 印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整体上成负面强化趋势,特别是中印两国相继推动经济改革并聚焦综合实力的提升,而中国的表现明显好于印度的最近四十年,印度对中国战略疑虑和敌视不断上升。印度莫迪政府上台之前,中国人均 GDP 和总量都已经相当于印度的五倍,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成为全世界的工业制造中心,而印度的工业化进程依然步履蹒跚。莫迪上台以来,意图通过推动改革去除工业化障碍,而这多数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就已经解决了的。双方的经济规模和经济结构存在着本质上的差距,这种落差进一步加深了印度决策者对中国的疑惧,导致印度在思考国际格局相关问题时不断强化负面定性。

  

   反观中国,不论是中印实力相当的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还是中国遥遥领先的 90 年代以后,中国的对印战略思维始终保持了相当强的稳定性和延续性。这种稳定性和延续性主要体现在中国的战略全局观方面,印度在中国的全球战略中从来都不是核心关切,中国既从未将印度看作为自己的主要威胁—即使在1962 年中印边境战争期间,中国也是如此; 也从未将印度当作大国崛起道路上的主要伙伴—虽然中国政府不断强调对中印关系的重视,但显然中国经济和安全的主要焦虑来自美国,而最重要的全球合作伙伴是俄罗斯。印度在中国的战略全局中,一直被作为次要战略方向的一个对象,哪怕是这一方向上的主要战略目标,也仍然是全局中的次要对象。通俗地说,中国从来没有把印度作为自己的主要关切,不管是伙伴还是对手,都是次要层级的。而印度则越来越把中国作为影响自己战略安全、实现大国梦想的首要因素。双方对对方的战略想象很难形成契合,自然也就很难保证自己释放出的信号被对方正确解读。

  

再次,中印双方在选择互动策略时存在收益预期落差。人们很难不注意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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