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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庚 洪向华:改革开放以来制度治党的历史演进及未来展望

更新时间:2020-07-16 02:12:10
作者: 孔庚   洪向华  

   〔摘要〕制度治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最显著特点,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新时代如何加强党的建设作出的一项重大论断和理论创新。作为贯穿党的各项建设的一根红线,制度治党不仅是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应有之义、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制度保障,也是进行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制度治党经历了初步构想、快速发展和全面推进三个阶段,理论形态日趋完备,各项规章制度趋于合理。目前,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向发力、不断强化制度的执行力度、制度治党要凸显人民价值导向是新时代进一步完善制度治党的着力点。

  

   〔关键词〕制度治党;思想建党;全面从严治党;政治生态;执行力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20)04-0053-07

  

   〔作者简介〕孔庚,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5; 洪向华,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91。

  

   制度治党是法治理念在党的建设中的集中表达和现实运用,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最显著特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把握时代脉搏和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基础上,第一次将党的制度建设上升到制度治党的高度,同时提出在党的建设中要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突出了制度治党的重大现实意义。在具有诸多新特点的新时代条件下,这一重要论断为开展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继续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提供了根本理论遵循和原则方法。目前国内学术界大多从制度治党的内涵概念出发进行解读,从历史发展脉络视角对制度治党进行过程性考察的研究相对薄弱。因此,本文从历史角度对制度治党进行梳理,厘清制度治党背后的内在生成逻辑,这不仅有助于我们加深理解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全面从严治党的各项要求,还有助于我们在历史维度下加深理解制度治党发展演变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对于在进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更好地维护并巩固党的核心领导地位意义重大而深远。

  

   一、 统筹推进制度治党的价值意蕴

  

   (一)统筹推进制度治党是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应有之义

  

   办好中国事情,关键在党。在对世情、国情、党情充分把握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作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重大论断。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十四个坚持中的首要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地位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要团结并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以及应对各种风险挑战,都要求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使党永远走在时代前列。

  

   “小治治事,中治治人,大治治制。”党实施的全面领导是在国家宪法以及各项法规制度之内展开的,而对于党本身的制度建设而言,制度治党相对于其他国家规章制度而言则具有逻辑先在性。换句话说,我们党只有在自身搞好制度建设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在国家政权、社会与政党之间做好各项制度架设。习近平总书记曾对制度治党的原则性问题做出过明确指示:“最根本的是严格遵循执政党建设规律进行制度建设,不断增强党内生活和党的建设制度的严密性和科学性”〔1〕。推动党的建设向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只有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包括实体性制度与程序性制度在内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压缩制度执行的自由裁量空间,发挥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才能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进一步提高党的凝聚力、战斗力。

  

   (二)统筹推进制度治党是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制度保障

  

   党内政治生态这一概念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1月第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首次提出的。此后,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3次集体学习以及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大会等多个重要场合中多次谈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内政治生态的重要论述,是党的建设理论在新时代所形成的新成果、新思想和新论断,彰显出党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在全面从严治党中所作出的长远谋划和深刻考量。

  

   党内政治生态是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的党风、政风以及社会风气等要素交互作用下的综合反映。健康清明的党内政治生态是加强共产党员党性修养,厚植党优良作风的沃土,是应对“四大考验”,消解“四种风险”的重要支撑。党内政治生态同自然生态一样脆弱,一旦破坏就难以恢复,无论对其进行重构还是净化,时间成本和人力物力成本都是极其高昂的,所以必须从源头上根治,从实处着手。因此,构建科学化、规范化的党内法律规章制度是治党之需,强党之钥。用制度形成高压态势,正风肃纪,可以有效避免在管党治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的颓势。做好制度规划,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将钥匙交给人民群众,可以从根本上扭转并改善党风政风,是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的必然选择。

  

   (三) 统筹推进制度治党是进行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的必然要求。目前党面临的执政环境是复杂多变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滋生腐败的土壤在不同程度上依然存在,党内一定范围内存在着政治不纯、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等顽瘴痼疾,稍有消极懈怠就会卷土重来。我们党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崇高使命,实现这样一个伟大使命需要我们党必须不断增强自身执政本领,克服各种艰难险阻,这就决定了全面从严治党是必须长期坚持不懈、坚定不移并一以贯之的。

  

   历史和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在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制度治党成为进行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在筑牢制度防线的过程中,要针对突出问题和短板,敢于刮骨疗毒,激浊扬清,从长远制度安排着手,不断提高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责任担当,从顶层设计的高度全力推进制度治党,《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一系列党内法规制度的出台,标志着制度的笼子越扎越紧,以制度治党助推全面从严治党开始进入快车道。

  

   二、改革开放以来制度治党的历史沿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进行制度治党经历了数次历史变迁,制度建设在内在价值取向、设计机理等方面虽各有不同,但总体体现出一脉相承的发展脉络。

  

   (一)改革开放后,制度治党的逐步恢复

  

   在党的历史上,为应对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和党的事业的顺利展开,我们党着手建立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基本制度,有效保证了党的纯洁性、先进性和战斗性。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成为党和国家的首要任务,面对新情况新形势,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深刻反思在文革期间因制度缺失所带来的惨痛教训,痛定思痛,着手恢复党内制度建设,开启了党的建设制度化法制化的新纪元。

  

   一是凸显党的制度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党内各项制度是协调党内关系,解决党内矛盾,指导党内政治生活,并为全体党员干部所遵守的行为准则,究其本质而言是将党多年实践积累的有益的行为规范以程序化法规化的方式固化下来的一系列约束机制。党的制度健全与否是衡量党自身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尺。正如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所言:“制度化是组织与程序获得价值和稳定性的过程。”〔2〕十年浩劫,党的制度遭到严重破坏,党内法规被严重践踏,党内政治生活严重混乱的深刻教训唤起了邓小平关于党内制度建设在整个顶层设计中的重要性的认识。在论述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的相互关系时,邓小平提出了“制度是决定因素”〔3〕,制度治党在党的建设中具有基础性作用的科学论断。正是基于对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深刻反思,在当时党内普遍存在的制度观念欠缺的情况下,邓小平深刻论述了制度在党的建设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开创了制度治党理念之先河。

  

   二是恢复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取得胜利的优良传统,在党内各种制度中起着总开关的作用。然而有一段时期,党的民主集中制并没有始终贯彻下去,党的一元化领导发生严重扭曲,甚至党内一度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个人崇拜、一言堂、家长制等不良现象。为保证社会主义事业顺利进行,邓小平从民主集中制入手,对党内民主制度进行重新谋划,提出要在清除党内封建残余思想的前提下,继续完善党和国家的规章制度,以制度为抓手来保证党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从而带动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邓小平这一振聋发聩的科学论断,彻底摒弃了党内残存的人治思想,是对遭受破坏的党的集体领导制度的拨乱反正,使得党内民主政治生活重回正轨。

  

   三是改革现有党内体制机制弊端。在恢复原有党内制度的同时,为从根本上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邓小平还将法治规则和法治精神纳入党自身建设的轨道,以法治思维来规划党内制度建设,规范党自身行为,改革现有党内制度的体制机制弊端。制度建设科学合理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 制度不科学不健全也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是历史上遗留的封建因素较多而民主法治较少的传统蔓延到党内的结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与党内个别领导人的思想作风相关。因此,改革原有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在党内民主生活中就至为重要。为此,1980年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为党内各项活动提供了基本的遵循原则。在党的十三大上,正式提出了“走依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4〕。不宁唯是,在党的十三大后,中央先后制定了《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工作规则(试行)》等一系列规章制度,革除了积弊,健全了中央工作制度的体制机制。

  

   从上可以看出,此时我们党对自身建设的理念相比以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开始由运动建党的思路向制度治党过渡,标志着邓小平建党思想的形成,成为新世纪制度治党的指导思想。

  

   (二)新世纪之交,制度治党的快速发展

  

   历史的逻辑演进到新世纪,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以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为理论指导,以邓小平建党思想为理论来源,采取破立并举的策略着手开展党内制度建设,在理论层面进行了丰富而缜密的思考,以整体视角构筑起党的建设长效机制,开启了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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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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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党政研究》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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