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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方银:新冠疫情背景下国际格局走势与中国的应对

更新时间:2020-07-16 02:03:35
作者: 周方银  
它们面临的更紧迫威胁不是外国入侵、领土争端,而是传染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经济衰退和社会失序的风险等,传统的同盟方式并不足以应对这些更为现实的非传统安全威胁。这将使部分国家认识到同盟政治在应对安全问题上的局限性,反思其处理与大国关系的思路。

  

   中国应对

   国际格局新变化的主要路径

   在疫情全球蔓延背景下,大国实力对比和大国战略关系变化使中国和平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更为复杂。对此,中国需加强自身实力建设和抗疫国际合作,着眼长远确保中美关系总体稳定,深化与周边国家在价值链、非传统安全等领域合作,继续推进多边主义并加大对国际组织投入力度,维护国际秩序稳定。

   第一,在“国家主义”回归、权力政治进一步抬头、多边主义势头受挫和国际组织作用有所下降的背景下,需要在继续坚持推动多边主义与国际合作的同时,着力加强实力建设,提升产业链的自主生存与发展能力,积极推进与周边国家特别是与东盟、日本、韩国在“10+3”范围内的产业链合作,以更好地应对美国可能在高技术领域强行“脱钩”带来的不利影响。

   疫情对世界经济、全球产业链的巨大冲击,影响了各国维护自身安全的能力基础。突然暴发并快速蔓延的疫情,对全球产业链形成人们事先想象不到的重击。这给世界各国带来新的启示:一是此前的全球化分工导致供应链太长且过于分散,其结果是只要其中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就可能导致生产的中断;二是对产业链的关键环节需要有备份和替代性的方案,以提高外部冲击背景下产业链的韧性,确保危机状态下生产能够正常进行。疫情大大提升了各国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认识,一些国家会努力缩短产业链的环节,这将推动未来一个时期全球产业链区域化的趋势。面对全球产业链的重组,中国、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可以在已经形成的颇为紧密的产业链基础上,实现优势互补,通过更紧密的产业链合作,降低自身的脆弱性,提升应对国际经济环境中风险与不确定性的能力。

   第二,加强抗疫国际合作,提升伙伴关系质量。当前,中国与世界上80多个国家建立了不同水平的伙伴关系,形成了层次结构多元、地理覆盖范围广泛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这一伙伴关系网络是中国在坚持“结伴不结盟”外交政策的前提下,努力与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合作的结果。中国的伙伴关系国家虽然数量很多,但能真正与之进行高水平战略合作的国家还比较有限。高水平战略伙伴关系的形成需要以高水平的战略信任为基础,高水平的战略信任往往在特殊背景下形成,并通过经受较为残酷的现实考验而得到强化。在冷战后总体和平的国际环境下,中国与伙伴关系国更多的是进行互利共赢性质的经济合作,双方共患难的情况并不多。

   当前,与很多国家共同抗疫、共渡危机的经历,对于加强中国与部分国家的友谊具有其他方式难以替代的作用。这一共患难的过程,客观上向世界传递出关于中国外交特质的一些更有力的信号,使他国能更好地评估中国应对危机的能力,感受中国在自身面临很大困难的情况下继续与他国合作的决心,从而更深刻地认识中国对国际合作态度的高度稳定性。其他国家会通过这个过程,对世界主要国家在危机状态下的自助能力和对他国提供支持的可能性进行比较,并作出判断。中国长期坚持的合作理念在全球疫情的考验下得到更充分的展现。中国埋头做实事,广泛与他国开展联合抗疫的做法,是正确义利观在国际上的一种体现,进一步充实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有助于坚定一些国家加强与中国合作的决心。

   第三,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面对美国进一步战略挤压,既不轻易对美国妥协退让,也不主动激化与美国的矛盾,坚持从长期视角出发谋求中美关系总体稳定。中美抗疫过程中的不同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美国战略界对中国实力相对上升的焦虑,后者的对华政策表现出了更显著的对抗性思维。在这样一种态势下,中国需从自身长期根本利益出发制定对美政策,延缓中美战略竞争升级的过程,为双方关系的积极变化创造条件。

   虽然美国认为中国崛起挑战了其全球领导地位,但同时中美关系稳定符合两国的重要利益。中美两国竞争的核心是实力的竞争,在当前时代背景下这进一步表现为科技创新能力的竞争,这在性质上不同于传统的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只要中国继续保持科技创新能力的进步,以及高端制造业能力的提升,就不用过于担心美国以传统同盟政治方式展开的战略竞争。由于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积极开展全方位外交,并且已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因此美国无法对中国进行全面遏制,也无法做到与中国的全面“脱钩”。虽然美国政府一部分官员有在高技术领域与中国“脱钩”的强烈政治意愿,但要采取决定性的政策实现中美高技术领域的真正“脱钩”,美国也要承受非常大的代价。即便如此,这样的做法也并不足以让美国实现长期遏制中国发展的意图和目标。

   第四,加强与周边国家的非传统安全合作,推动周边安全环境改善。中国周边环境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这一地区热点问题较为集中。一些热点问题持续存在了很多年,且在未来一个不短的时期内仍难以获得根本性解决。在中国崛起、地区秩序面临深刻转型的背景下,美国蓄意利用周边热点问题对中国进行战略挤压。在某些特定条件下,热点问题会突然变得十分敏感,并导致周边环境迅速复杂化。未来一个时期,在中美战略竞争可能加剧且这种压力将向周边地区传导的情况下,推动与周边国家的非传统安全合作,对于抑制同盟政治、印太战略和大国对抗对地区安全的消极影响,增强与周边国家的安全互信,促进地区安全环境改善等方面的重要性大为提升。

   由新冠疫情所凸显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在对周边地区形成安全挑战的同时,也为地区安全合作提供了新的动力和契机,特别是它会影响周边国家对主要威胁来源的认知,以及对什么是应对安全威胁的更有效措施的看法。后疫情时代,中国可以联合东盟等在周边地区推进非传统安全合作,着力解决周边国家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提升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集体应对能力。非传统安全合作本质上要求具有更大的包容性,中国与周边国家可以通过有效的非传统安全合作,推动本地区国家安全观念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安全领域的零和思维。

   第五,从维护多边主义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角度出发,积极支持国际组织发挥作用,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稳定。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和极端气候的频繁出现,凸显了全球合作的重要性。自2011年美国政府大力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及此后的印太战略以来,美国不断在国际上渲染中国崛起可能对既有国际秩序形成的冲击。但2017年以来,特朗普政府对现有国际制度和规则发起的猛烈冲击,显著增大了现有体系的不确定性,严重影响了既有国际秩序的稳定性。在全球疫情背景下,特朗普政府继续推行“美国优先”政策,并将其发展到更为极端的程度,而不是利用美国的实力、国际资源和国际影响力优势推动国际合作,领导全球抗疫。特朗普政府的做法,导致西方国家在抗疫过程中群龙无首、各自为政、抗疫效果不佳。在全球抗疫领导者缺位的情况下,很多发展中国家、中小国家在疫情面前显得更为脆弱。

   全球治理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促进世界各国利益。特朗普政府从美国自身利益出发,主要关注美国是否可以从中获益,甚至从权力转移的视角看待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角色。这种政策视角的持续,将使未来一个时期的全球治理面临更大挑战。在美国不断对现有国际组织和国际秩序发起冲击的背景下,中国积极支持国际组织发挥作用,符合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利益与需求。当前,国际体系面临深刻转型。中国努力促进世界和平、推动世界发展、维护世界秩序,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变得更为重要。为此,中国可积极探索更易被国际社会接受的方式,在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稳定性方面更好地发挥建设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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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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