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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家红:晚清日本《东洋》杂志的出版发行及其时代特征

更新时间:2020-07-16 01:56:40
作者: 孙家红  

   摘 要:晚清日本法政大学为清国留学生举办的法政速成科是近现代中日交流历史中的重要一环。其所组织刊行的《东洋》杂志,与著名的《法政速成科讲义录》皆采用独特的汉文形式出版,但长期以来缺乏讨论。1906年8月该杂志先由法政大学校友发起,后改由校方主办,曾经受到当时政界、学界人士广泛关注。在主笔久保天随主持下,不仅收载政治、经济、法律、外交、历史、宗教等领域专业学术论文,更对当时国际政治形势和清朝内政外交多所讨论,具见当时主事者试图以智识启发影响中国、进而统治经营“东洋”诸国之用心。其所蕴含之思想特征较为复杂,且表现出诸多层次,对于今日了解二十世纪初年日本知识精英对于晚清政治改革的历史见解很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法政速成科  东洋  中日关系  留学教育

   在近现代百余年中日政治法律思想文化交流历史进程中,日本法政大学一度为清国留学生开设的法政速成科(1904-1907)以其突出而长期的政治社会影响,成为其中重要的一环。然而,目前相关学术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与该议题的重量级别似乎并不匹配。[1]相关历史资料的探索、整理和研究工作,也有待进一步开展。[2]本文所欲揭示的这份《东洋》杂志,便是有关法政速成科的林林总总亟待开发的史料资源中的一例。

   1988年日本法政大学出版《法政大学史资料集》第十一集[3],在该书第四部分(广告)和书末安冈昭男(1927-2016)教授撰写的《解题•清国人留日学生与法政速成科》一文中,对《东洋》杂志有过简单介绍,并揭载了该杂志创刊号的目录。[4]截至目前,用中文在中国大陆发表的关于法政速成科的著作或论文中,尚未有人对该杂志进行过全面介绍或者评价。最近数年,仅在王敏发表的《站在巨人的肩上的记述——日本法政大学与辛亥志士》和《关于日本法政大学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与辛亥志士的考察》两文中,见其用较为简略的文字从侧面提到过该杂志。[5]或许因为该杂志不易获见[6],以致国内研究者很少注意及之[7]。谨撰此文,拟就《东洋》杂志的出版发行、内容构成、思想特征等情况略作引介。

  

   一、《东洋》杂志的出版发行

   据日本法政大学安冈昭男教授介绍,二十世纪初期日本法政大学除日文刊物《法学志林》外,曾经针对新创办的“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以汉文形式印刷发行过两种特别的出版物:其一为著名的《法政速成科讲义录》,于1905年2月5日开始发行;其二即为《东洋》杂志,创刊于1906年8月15日。[8]众所周知,大致与此同时,在清末赴日留学热潮下,曾有不少留日学生组织社团汲汲引进新学,或将日文书籍译成汉文(如大型政法类丛书《法政丛编》、《法政萃编》),或在日本用汉文出版刊物(如《法政学交通社杂志》、《法政学报》)。他们不仅将这些出版物在日本——尤其是留日学生之间广泛传播,更将之转贩回国,意图影响未来中国政治学术之走向。但鉴于法政速成科的突出影响,故而在彼时日本出版发行的为数众多的汉文出版物中,《法政速成科讲义录》和《东洋》杂志的重要性和特殊性是不言而喻的。

   这里至少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该讲义录和杂志是专门为当时的留日法政速成学生创办发行的,因而内容方面具有极强的针对性;第二,该讲义录和杂志皆由日本法政大学校方或由与校方具有密切关系的日方人物主持,而不是出自留日学生之手;第三,该讲义录和杂志虽然也用汉文刊行,但基于上述两点,这种由日本人在日本本土创办,却特别采用汉文形式刊行,别具一格。揆其原因,无外乎主事者考虑到当时清国留日学生的日文和专业水平有限,为求读者阅读便利,提高知识传播效率,而刻意采用如此变通手段。

   《东洋》杂志于明治三十九年(1906)8月15日正式创刊发行。在创刊号的卷首位置,特别载有首相伊藤博文的亲笔贺辞,以及大隈重信(伯爵)、杨枢(驻日公使)、梅谦次郎(法政大学总理)、范源廉(学部参议官)、王克敏(驻日公使参赞官)、夏同龢(广东法律学堂总监)等人的祝辞,颇极一时之盛。该杂志原拟每月15日出版,属于月刊性质,但由于财政入不敷出,至次年9月28日发行第十号后,即被迫终刊,前后发行仅10期(号)而已。[9]

   经查该杂志第一号卷末版权页上所标注出版信息,发行兼编辑者为关安之助,印刷者为关善作,印刷所为日本印刷株式会社,发行所则署名为东洋社。并且,在日本国内和中国大陆设有4家代售公司:在日本的两家均位于东京的神田区,一为东京堂,一为上田屋;在中国大陆者,一为上海的广智书局,一为汉口的昌明公司。然而,此仅为最初情形,后来颇有变化。我们在该杂志第二号卷首发现一则署名“法政大学”的启事,其中透露了一些重要线索,谨录于下:

   本志为本大学校友有志者所组织之东洋社创刊。原以研究清国之政教各方面事情,以供其参考为目的。惟是清国内地之事情及其一般教育之程度,若不精通透悉,恐其目的未可遽达。于是同社利用本大学总理梅博士清国漫游之机会,派社员同行,周游各地,精密调查。现已归来,将继续发刊矣。而本大学亦抱有同一趣旨之希望,因与同社协商,将同社之事业全部移归本大学接办。以后本志即由大学发刊。[10]

   由上可见,该刊先是由法政大学校友所组织的“东洋社”创办,自始即与法政大学有着密切关联,甚至在该校总理(校长)梅谦次郎1906年漫游中国之际,更派社员随同前往,“周游各地,精密调查”。及至考察归来,校方考虑到该社创办宗旨与该校“趣旨同一”,经过协商,乃将杂志“全部移归”大学接办。该杂志被接办后,编辑、印刷、发行等方面均有所变动。自第二号起,发行兼编辑者改为萩原敬之,印刷者改为重利俊夫,印刷所改为金子活版所,发行所则改为“私立法政大学”。及至后来,我们在第七号版权页上更是发现,该杂志的代理销售公司也由原来的4家增至7家,分别为:位于日本东京神田区的三省堂、东京堂、有斐阁、奎文馆,位于中国上海的广智书局,上海和汉口的昌明公司,以及天津的东亚公司支局[11],发行渠道显著增加。

   不仅如此,我们发现,该杂志第二号的实际发行日期为明治四十年(1907)1月28日,距离创刊号的发行日期(1906年8月15日)已过5月有余。原定每月15日刊行的月刊杂志,何以刚刚创刊,便会发生如此耽搁?依笔者之见,或与1906年梅谦次郎的中国之行有直接关系。[12]上引“启事”云:“同社利用本大学总理梅博士清国漫游之机会,派社员同行,周游各地,精密调查。现已归来,将继续发刊矣。”从其行文逻辑看,似可认为:由于《东洋》杂志派社员随同梅谦次郎考察,所以耽搁了发刊。该社派往中国随同梅谦次郎考察的“社员”,在《东洋》杂志的编辑发行过程中,起着重要甚至核心作用。

   另外,该杂志的创刊号上载有一则短讯,使我们对这名东洋社社员的情况多了一点了解。其中谈道:“本社员永原寿太郎氏,将与梅法学博士俱漫游清国,视察其风土人情,发程在近日。于是知友相谋,张祖筵于红叶馆。来会者百余名,颇极盛宴云。愿一路平安而归来,所赍奚囊之富,吾人之所不堪切望也。”[13]由此可以明确,当年随同梅谦次郎来中国访问的东洋社社员,即为永原寿太郎。遗憾的是,对于永原寿太郎的其他情况(如生卒年月、教育背景、任职履历等),我们从汉文和日文材料中所获信息实在少得可怜,仅在若干中国媒体(如《申报》)和几位著名人物(如严修、丘逢甲)的日记、诗词中,发现永原曾经随同梅谦次郎漫游中国的零星记录。[14]另在《东洋》杂志第三号的卷首,载有永原寿太郎随同梅谦次郎访问南京时与当地的法政大学校友合影一张,属于难得的历史影像记录。[15]令人遗憾的是,当时法政大学的“东洋社”作为《东洋》杂志的重要发起者,究竟由哪些人组成,我们所知亦属有限。除了永原寿太郎之外,我们通过伊藤博文的祝词,得知光村利藻[16]是该杂志创刊时的重要参与者;以及在创刊号的一篇时论文章的末尾,发现一位社友的笔名(也可能是字号)——“蠖堂”。此外,我们现在对于东洋社的情况基本一无所知。但是,永原寿太郎作为《东洋》杂志的重要成员,应无疑义。[17]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永原寿太郎是《东洋》杂志社的重要一员,并曾陪同梅谦次郎访华,却非该杂志的主笔。安冈昭男教授曾经指出,该杂志以“汉文学者久保天随任主笔”。[18]今从该杂志创刊号所刊载的文章来看,作者比较分散,“主笔”的色彩并不明显。但自第二号起,每期“主张”或“社说”栏目主旨论文基本都出自日本法政大学的另一位教员——久保天随之手,基本可以验证前述说法。

   久保天随,本名得二,以天随为号,又号默龙、青琴、兜城山人、兜城生、虚白轩、秋碧吟庐主人等。1875年7月,出生于日本东京。1899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汉学科,转而进入该校大学院就读。1902-1906年,担任法政大学讲师。1920年,出任宫内省图书寮编修官。1927年11月,以元曲研究获颁东京帝国大学博士学位。1929年4月,受聘为台北帝国大学文政学部东洋文学讲座教授。1934年6月,因病在台北住所逝世,享年60岁。久保天随一生著述宏富,早期著作《日本儒学史》(博文馆,1904)、《近世儒学史》(博文馆,1907)、《支那文学史》(平民书房,1907)等,颇具开创性。

   中晚期之元曲研究,亦在日本开风气之先。在汉诗方面著有声名,在台期间,曾筹组“南雅诗社”,多所唱和,刊有《秋碧吟庐诗钞》五帙十四卷。久保天随去世后,平生所藏图书由台北帝国大学购入,现为台湾大学珍藏。[19]

   自《东洋》杂志第二号起,久保天随发表署名文章《上古印度之文化及其东渐》[20],其后每号均刊有他的署名作品,内容涉及日本外交史、中国政治、宗教思想等多方面,包括他以《秋碧楼诗剩》的名义刊载的诗词作品。并且,经常是多篇文章同时刊载于一期刊物之中,甚至在第四号和第七号的附录中,还曾连载其撰写的《朝鲜现代史》。种种迹象表明,久保天随作为《东洋》杂志主笔角色是当之无愧的。

  

   二、主要内容构成

   正常情况下,一个刊物的内容构成及编排形式,往往由它的办刊宗旨所决定;换言之,刊物内容及编排形式应该服务于它的办刊宗旨,故在介绍《东洋》的内容构成之前,有必要了解一下该杂志的办刊宗旨。刊登在《东洋》杂志创刊号上的《发刊辞》,是我们了解其办刊宗旨的最佳材料。

   该《发刊辞》首先从疆域、人民、物产三个方面,揭纛亚洲在世界格局中的特殊地位,“五洲广矣,种族众矣,而疆域之大,人民之众,物产之夥,莫若我亚细亚洲。”进而提出,亚洲之中“建国最久最著”的四个国家——中国(支那)、日本、朝鲜(韩国)、越南(安南)——自古以来,“玉帛通好,唇齿相依”,曾经创造了“独立于东洋,雄视于宇内”的辉煌历史。但自中世以降,时势逆转,欧美各国蒸蒸日上,国富兵强,不断扩张版图,攫取利权,以致安南(越南)被法国吞并,朝鲜“仅得自立”(实为日本侵占),中国因为物产丰饶、土地肥沃,也“久为列强所垂涎”。接着,结合当时国际形势指出,日俄战争刚刚结束,日本方面“大有所警,君臣宵旰,致力内治”,清朝政府则“锐意以改革宿弊,收回利权为事”,韩国(朝鲜)也准备“厘革诸政”。在这样情况下,如果“因循姑息,坐观其变”,而不积极进取,“徒恃往时文物之盛”,“东洋三国”——中国、日本和朝鲜——则势必沦入亡国灭种的境地。所以,该杂志呼吁:“东洋三国”应该“协心戮力,研钻学术,启发知能,内敦其交,外御其侮”,力图恢复“往昔国运之隆,文物之盛”。

为达此一宗旨,在《东洋》杂志的主事者看来,“凡百政治、法律、经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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