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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纪宏:论数据时代虚拟事实的法律效力

更新时间:2020-07-16 01:50:31
作者: 莫纪宏  

   摘要:大数据时代由人工智能技术所形成的“虚拟事实”与客观事实、司法审判中所确认的法律事实之间的逻辑对应关系,传统社会形态下支撑司法公正的基于客观事实而产生的法律事实证明制度存在的缺陷和危机,在数据时代,必须要认真对待数据产权问题,不断提升司法对大数据的处理能力,同时要责成数据生产者在形成数据区块链的过程中对所有的数据拥有者实行道德意义上的“赋能”,通过打造保证每一个数据拥有者数据生存权的数据生态圈,来确保在传统司法审判意义上的法律事实认定制度,特别是证据的证明力和证据标准等制度能够继续合理和有效地存在,彰显人类在解决事实与价值之间二元化冲突中的理性能力和制度价值。

   关键词:大数据;虚拟事实;法律事实;法律效力;证据证明力

   美国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与伦理学教授杰瑞·卡普兰(JerryKaplan)撰写的《人工智能时代》①一书认为,智能时代的到来,将给人类社会带来两大灾难性冲击:持续性失业与不断加剧的贫富差距。智能机器正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人类的工作,而不管你是蓝领还是白领。在我们尚未完全走出传统的农业文明社会形态,不自觉地身处工业化、电气化、信息化混杂的时代里,数据和人工智能问题已经开始进入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②法学当然也不能例外。人工智能影响的重点是传统意义上的产业,经济领域受到的冲击和因此而产生的改变最大,但是,人工智能真正带来的挑战是对人类思维方式和认知能力的解构,由此引发了人工智能时代一系列新问题需要我们跟进加以研究,并尽量在传统与现代、当代之间寻找一个合理的逻辑关联。本文侧重研究的是作为传统社会形态下赖以进行司法判断的“法律事实”在人工智能时代如何面对法律上证明的障碍,提出破解这种认知障碍必须要依靠司法能力的数据化才能建立相对合理的对应判断标准,与此同时,随着虚拟事实①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必然要认真对待虚拟事实的法律效力问题,传统社会的道德体系必须重新作出适应性调整,以利益为导向的法律价值必须要回到传统经典道德中寻找公平正义的逻辑起点。

  

   一、传统法理学中的事实与价值“二元化”特征

   在传统法理学中,作为法学理论的一个基本命题就是客观事实不等于法律事实。②也就是说,在法律程序中,特别是司法审判程序对案件的事实认定不一定与客观事实相一致,而是只要满足一定的证明标准,获得必要的证据链支撑就可以从法律上认定某项事实的存在,从而基于法律认定的事实来适用相应的法律规定,保证司法审判所秉持的“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公正原则的实现。③通过证据链组合起来的事实状态带有很强的价值性,与客观事实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但是,为了维护法律公正,法律事实概念的采用必然会为司法审判制度的合理性支付一定的制度成本。事实上,没有这样的制度成本理念,就无法推动司法审判制度有效地实现司法公正的制度功能,同时,也会因为司法审判程序中遇到的大量的案件事实的不确定性而导致案件审理的久拖不决,从而严重影响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所以,法律事实这个概念是传统司法审判体制下保证司法公正价值的核心要素,是决定法律正义区别于社会正义的关键性制度概念。

   从法理上来看,在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之间存在的“同一性”误差在休谟时代就已经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休谟把人们观察到的现象区分为事实与价值两个要素,并认为在事实与价值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逻辑鸿沟,无法建立事实与价值之间一致性的逻辑判断机制。④所以,在事实与价值之间常常依赖于“规范”的要求,也就是说,事实可以是被价值认可的事实,或者是在价值表述中的事实。至于说客观事实只能存在于人们的认知能力之外,只能依据人们所掌握的知识进行关联性逻辑运算,最终勾画出一个最接近客观事实的“主观事实”,毫无疑问,这样的“主观事实”是一种价值事实,是在平衡了各种利益之后为所有人都认同的事实。因此,在制度学意义上,制度中所表述的事实永远是主观性的事实,是受价值支配的事实,只能在事实形态上最大限度地接近事实“真相”,而不可能得到事实本身,①相对于客观事实来说,法律事实更具有“虚拟事实”的特点。

   在传统司法审判程序中,“程序审核”、“权威认定”、“排除非法证据”等都是形成法律事实最基本的判断方法。所谓“排除非法证据”意味着在证明客观事实的事实样态的过程中,为最大限度地避免人为因素对事实样态客观性的干扰,必须排除各种非法和不合理的证据因素的干扰,从而为证明事实的证据的客观可靠提供制度保障。②“权威认定”是指从认知形态上涉及事实样态的“博弈”问题,也就是说,在价值认定下对同一客观事实存在几种不同甚至相反的事实样态的判断前提下,应当选择一种“权威认定”方法来从制度上解决博弈造成的两难选择。英美法中的陪审团制度③就发挥了这样的功能,尽管“权威认定”与客观事实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但“权威认定”的事实具有可以被接受为司法审判依据的“法律事实”的制度功能。“程序审核”是对获得证明事实客观性证据的过程是否有可靠性的审核,当然,这种审核并不解决事实的客观性问题,而是要解决证明事实客观性的证据本身是否具有客观性、公正性。这是一种获得法律事实的制度保障措施,没有程序审核,就无法保证法律事实证明过程的可靠性。例如,美国辛普森杀人案④中因为办案警察本身带有种族歧视的倾向,在制度逻辑上就无法通过“程序审核”的关口,即便有问题的警察本身没有违反程序,但警察个人品格或能力上的“瑕疵”都可能影响到由此产生的证据的“合法性”。

   应当说,传统司法审判体制下为了确定法律事实所设计的各种司法审判程序,都是在人类理性的框架中寻找一个最可靠的理性表达点,继而排除影响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具有同一性关系的主观因素和价值影响,在事实与价值之间最大限度地获知认知对象的特征,避免价值要素对事实状态的过度介入。这种通过制度化的手段强行在事实与价值之间划定鸿沟的认知方式有着自身存在的历史和逻辑依据。从历史上来看,自古证据问题在司法审判中就起到非常重要的决定作用,中国古代就有谚语:“抓贼要抓脏”、“抓奸要抓双”。没有证据空口无凭就要主张权利是很难得到司法审判程序的有效支持的。从逻辑上看,“眼见为实”、“耳听为虚”,道听途说的东西很难进入正史,自然也就不可能作为司法审判定罪量刑的证据。所以,近代诉讼制度从西方产生的时候就是以否定欧洲中世纪宗教裁判所①的神明裁判②为起点的,对证据制度的重视表明了对客观事实的尊重,也是保证司法公正的制度前提,充分体现了保障人权的现代诉讼理念。

   总之,受到近代西方哲学“事实与价值二元化”理论的深刻影响,法学的发展也接受了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的区分理论,从而通过证据制度和诉讼程序制度,建立起较为科学和合理的诉讼中的客观事实证明制度。这是人类理性的一种张扬和进步,体现了人类认知能力的不断提升和进步。

  

   二、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之间的证据关联

   证据制度是现代法治国家司法制度的组成部分,也是法律制度所规定的关于收集、审査证据,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规则体系。证据制度主要包括什么是证据,哪些人应当提出证据,如何收集保全证据,怎样审查证据,怎样运用证据进行诉讼证明,诉讼中的证明应当达到何种要求等。证据制度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并与人类主观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密切相关。在人类诉讼史上,主要出现过神示证据制度、法定证据制度、自由心证制度和新中国以实事求是为特征的证据制度。

   证据制度中核心的制度是证据的证明标准,也就是说达到什么样标准的证据才能在司法审判程序被法院所采信,并作为确认法律事实的依据。之所以证明标准很重要,关键还要解决通过证据在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之间建立最可靠的逻辑联系问题。证据制度中的其他制度都是属于辅助性的,只有证明标准制度才是证据制度的核心。在我国近年来推进的司法体制改革中,最引人注目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公检法三机关证明标准不统一的问题。公安机关可能根据宽松的证明标准把人抓进来了,检察机关出于对公安机关的尊重对证明标准也是放一马,而法院审判时需要严格地审核证据,对证据的证明力往往会提出更高的要求,这样就导致了大量的案件在公检法三机关依法处理时证明标准差异很大,故对于当事人来说苦不堪言,自然就会产生很多冤假错案。

   证据的证明标准看上去带有一定主观性,但实际上与搜集证据的能力有关。理论上讲,司法程序对事实的认定采用的证据应当是可靠的、真实的,必须与客观事实存在最大的相似度,但在实践中,具体办案人员和机关要寻找到有用的证据是比较困难的。如果对证据的证明标准提得过高,那么,绝大多数案件都无法进行审判程序,因为可疑证据比比皆是。如果证据标准严格,对于民事案件来说,没有证据意识的当事人就会面临巨大的法律风险;对于行政案件而言,行政机关当然就会承担败诉的后果;对于刑事案件来说,抓不到人,就会引起公众不满,破案率不高就无法证明公检法机关的“有能”。所以说,证据的证明标准界定在什么样的尺度范围内,这是现代诉讼法学理论颇为头疼的一件事,也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难点和重点。所谓的“疑罪从无”司法审判原则背后的哲学问题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制度上究竟如何有效地证明司法审判所认定的案件事实与客观事实之间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和同一性。

   关于证据的证明力问题,常理上看,客观证据的证明力有时要远远大于主观证据的证明力,即便主观证据所提供的事实样态与客观事实的相似度非常高,甚至具有逻辑上的排他性,但因为主观证据的证据链不齐全,故无法作为事实认定的有效依据。例如,2019年7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依法裁定核准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维持第一审对被告人赵志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强奸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五万元人民币;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三千元人民币,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五万三千元人民币的刑事裁定。赵志红死刑案之所以“著名”,是因为赵志红主动承认了自己是“呼格吉勒图案”的真凶。此外,在赵志红交代的21起涉及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盗窃的犯罪事实中,最后最高人民法院只认定了其中17起,有4起犯罪事实没有予以确认,包括赵志红自己供述的“呼格案”。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负责人就赵志红死刑复核案答记者问时,对赵志红自己供述的没有最终确认的犯罪事实做了如下解释:“需要说明的是,对4起犯罪事实不予确认,是基于证据不足的状况而作出的法律推定,并不一定符合客观实际。就赵志红案而言,造成证据不足既有当时侦查技术落后、案发距破案时隔已久证据湮灭等客观因素,也有赵志红长年连续作案可能记忆混淆导致供述不实等主观原因。对证据不足,没有达到法定证明标准的,依法应当不予认定,这是贯彻证据裁判和疑罪从无原则的必然要求。”①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负责人的上述解释清楚地表明,在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之间的证明证据必须达到证明标准才能采信,即便有关证据是真实的,能够说明客观事实的样态,但如果证据达不到证明标准,形不成证据链,也不能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这就是说应当秉持“疑罪从无”的原则。因此,司法审判中的“以事实为依据”绝对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客观事实,而是被证据所证明的、为司法审判程序所确认的虚拟事实,这种事实是法律事实,体现的是法律价值,反映的是法律正义,与以结果为导向的社会正义之间存在一定的价值裂痕。由此可见,符合法律规定证明标准的证据在确认法律事实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事实上,证据的证明力还会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甚至与人类的认知能力有关。2014年11月27日中央一台《撒贝宁时间》讲了一个法制故事,故事说一个叫张燕的女人晚上做梦,梦见其失踪的弟弟张永成托梦告诉她,说他被他人杀害,并且还在托梦中向张燕指出了杀人凶手和杀人现场。结果张燕向公安机关报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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