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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纪宏:论数据时代虚拟事实的法律效力

更新时间:2020-07-16 01:50:31
作者: 莫纪宏  
果真在托梦中所指出的杀人地点找到了被害人张永成的尸体,警方顺藤摸瓜,也找到了托梦中所指认的杀人凶手,警察在排除了报案人张燕杀人嫌疑后,找到了真凶,真凶也交代了罪行,最后认罪伏法。②这个案件很离奇,离奇的地方不在于案件的事实,因为最后案件认定的事实与客观事实完全吻合,杀人案件告破,真凶被抓到,法律事实还原了客观事实。应当说,这起案件的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具有同一性,依据法律事实作出的判决也完全正确。问题的关键是获取证据的手段存有疑问。这里的悖论是托梦在人类理性看来是不可靠的,所以,梦中的东西不足以采信,否则,就会产生超出人类目前认知能力的“神断”。但在上述案件中,依据张燕托梦所提供的线索,破了案,找到了真凶,最后案结事了,是一起很成功的刑事审判案例。从审判结果来看,该案是公正的,罪犯是罪有应得的,但从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之间的逻辑联系方式来看,却存在重大的认知障碍。因为本案的相关证据属于人类尚不可知的领域,如果按照刑事案件证据的一般采信标准,托梦获得的证据是不可信的,即便是抓到了真凶,由于获取证据的手段不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尽管托梦作为引发性事件与直接证明犯罪的各项具体的物证、人证可以在时空关系上相对加以区分,但由于可证明犯罪事实的证据来源存在重大瑕疵,因此,也不应合法予以定罪。否则,就会涉及刑事司法制度本身的“科学性”,既然托梦就能找到“真凶”,那么,所谓的法律事实根本就是不可靠的,有某种不受人类认知能力左右的因素决定着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的“吻合程度”,故这样的证据如果采信了,刑法制度所具有的惩罚犯罪的意义也就会荡然无存,因为对托梦引发的可证明犯罪的各项证据的采信意味着“神断”或者是“命由天定”,人们能够认识客观事实也不过是偶尔碰碰运气,对罪犯的刑罚惩罚也是“天罚”的一种结果,“人定胜天”成为一句不可能实现的空话。所以,在人类现有的理性和常识范围内,证据的证明标准还是很重要的,这反映了人类的主观认识能力与客观世界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必须随着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认识能力的提高而不断得到消除,如果没有任何认知结构上的障碍在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之间直接发生对应关系,那么,人类社会的司法制度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神断”和不可知论就会甚嚣尘上,人类又会陷入自然主义的困境中无法自拔。所以,现代证据制度存在的哲学意义不仅仅是要还原事实真相,更加关键的是要为人类的认识能力提供一个准确定位,要给人类社会的制度文明确定一个尺度。

  

   三、数据时代虚拟场景的事实证明能力与证伪成本

   人类社会文明发展日新月异,从技术发展的角度来划分,主要经过了漫长的农业文明时代,随后进入了十七、十八世纪的以蒸汽机发明为标志的“工业文明”时代,十九世纪以电的发明为基础的“电气文明”时代,二十世纪中叶后的“信息文明时代”以及最近二十年才开始出现的“数据文明”乃至刚刚兴起的“人工智能文明”时代。人类社会每一次文明的阶梯式进步都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变,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提升。文明层次和样态的不同,也使得传统社会的认知体系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对人的世界观、认识论和价值论也有着翻天覆地的变革。以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关系来说,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人们对客观事实的内在和外在特征的认识更加深刻,对客观事实存在的事实样态的规律性把握得也越准确,因此,价值对事实的影响更加深刻,传统哲学意义上的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巨大“鸿沟”因为技术手段的介入正在日趋缩小和变得模糊,这就必然会影响传统社会制度构建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基础。从传统社会的司法审判体制来看,通过区分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并通过证据制度在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之间保持了合理的逻辑关联,使得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之间的差异始终与人类的认知能力和水平的特征相适应。在传统社会中,证据制度是人类认识客观事实的武器,缺少证据制度,就无法构建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框架,也无法建立可靠的诉讼制度来解决各种人世间的利益纠纷,体现社会公平,伸张社会正义。所以,证据制度的认识论意义是传统司法体制的正当性基石,是不可随意触碰的“蛋糕”和“奶酪”

   但是,这种处于不同文明形态下的证据制度以及试图在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之间架起可靠的逻辑桥梁的制度设计在当今的“人工智能文明”样态下,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既然是人工智能,就有在认识人与自然关系方面比人类认识能力高明的地方。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确实给我们带来了新的课题。虽然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尚处于依靠大数据的初级阶段,但是,人脸识别技术、图像剪辑技术、场景复合技术等新技术的出现,可以使得传统司法程序中的证据的证明力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例如,目前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已经可以针对特定的人来编辑在实际生活中从未发生过的虚拟事实,而这种人工智能下的虚拟事实的完整度和可信度完全可以超过当下司法审判程序中的证据的一般证明标准。依靠这样的虚拟事实到法院提出各种诉讼请求,必然会在证据上占据上风,如果相应的利害关系人或者是法院不具备证明虚拟事实为假或者存在瑕疵的能力,那么,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大量的冤假错案。而相关利害关系人或者是法院要能够识别虚拟事实与客观事实之间的真假关系,在技术和资金上必须有大量的投入,结果会导致司法成本和诉讼成本的急剧上升。所以,人工智能时代新技术带来的不仅是产业的革命,更关键的是人类基本认知结构的变迁,继而影响到制度构建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在传统司法审判体制下,证据所支撑的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之间的对应关系是单向度的,也就是说,无论司法审判认定的法律事实与实际存在的客观事实之间存在多大的属性偏差,作为本身就含有虚拟事实特性的法律事实在有效证据的支持下总是可以逼近客观事实的属性。但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出现了本身可以偏离客观事实的虚拟事实,这种虚拟事实的样态可以对客观事实的存在产生认识结论上的干扰,故要让法院在司法审判中通过证据来证明与客观事实同时存在的虚拟事实,证明难度是可想而见的。法律事实作为一种法律上拟制的虚拟事实有可能只是以客观事实为基础存在的虚拟事实作为同一性证明对象,法律事实内在所追求的客观性就会受到严重挑战。因此,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法院采信证据能力不断递减,对虚拟事实的证伪成本不断攀升,实现法律正义的风险成本急剧增加,法律正义的实现难度更大。

  

   四、数字生存权、司法能力的数据化与数据道德的培育

  

   随着数据技术的发展,由大数据推动的人工智能技术也是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以至于对传统的物证技术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目前的人工智能技术可以随意嫁接图像、影像,模仿人的声音,甚至可以影视方式来展现事实中根本没有发现的虚拟和想象的事件和镜像。而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却规定: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证据包括:(一)物证;(二)书证;(三)证人证言;(四)被害人陈述;(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六)鉴定意见;(七)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八)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从传统诉讼法学的角度来看,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所规定的可以采信的证据种类并没有太大的问题,而且还特意强调了“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但是在以大数据技术支撑的现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参与下,“视听资料”、“电子数据”都可以造假,而且通过司法查证程序很难证伪,这就对刑事证据制度的“客观性”、“公正性”提出了严峻挑战,对于司法查证人员对证据真实性和可靠性的技术鉴别能力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如果司法查证人员不具有与证据造假者同等程度的技术水准,“假证据”必然就会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司法的公正性就会大失水准。在司法查证能力没有得到有效提升的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放弃那些运用常规技术手段有效加以鉴别的证据,这将会影响相当一批司法案件的定案标准。如果继续坚持原有的技术标准,必然就会产生数据生成者自身的“道德水准”问题,也就是说在司法程序中得到司法确认的“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之间存在多大的相似度某种程度上要依靠证据提供者自身的道德水准,这种道德水准完全是自律性的,是一种“强者”自愿向“弱者”妥协的新型道德,是传统道德标准中最高层次的“慎独”。所以说,数据技术的发展会导致数字生存问题以及数字技术下司法公正的“可能性”问题,司法作为国家公器,也面临着数字时代的生存能力问题。如果司法的数据处理能力赶不上私人数据处理能力,司法就失去了维护社会公正的资格和能力。

近期,因为无法适应大数据技术对司法公正性所带来的冲击,法国《司法改革法》(JusticeReformAct)第33条规定,“不得为了评价、分析、比较或预测法官和司法行政人员的职业行为而重复使用其身份数据”,违者将面临五年以下的牢狱之灾。这一新规将适用于个人、研究人员和科技公司。据ArtificialLawyer杂志统计,这是世界上第一例禁止对法官行为进行统计分析的法律,将成为法官司法科技公司蓬勃发展的最大障碍。为何要禁止统计司法公开数据?一些法国的法律专家认为:如果案件已经出现在公共领域,那么任何人都应该有权对源自该案例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以显示或揭示他们希望的任何内容。毕竟,一个国家的公共机构(比如法院),怎么能决定是否允许公民使用已经进入公共领域的数据及其解释呢?这似乎就像让某人访问公共图书馆,但禁止其阅读某些正摆放在书架上的书籍。这是一种强制性的审查制度,但却是最离奇的审查制度———因为它是对司法自身产出的审查。美国法律科技专家NicolasEconomou称,这一规定将延缓法国法律科技创新的进程。①在美英等国都普遍重视司法科技的背景下,为什么法国却反其道而行之呢?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涉及对传统司法制度在确认法律事实上的制度惯性。在传统的司法体制下,即便是英美法实行的判例法,能够被法院判决所采用的不论是事实证据还是法律依据,都是一个可以在常人的正常能力控制范围内的有限的量,这种适当的量化既满足了司法公正的简单需求,同时又便于法官在有限的司法能力范围进行可控性操作。但大数据技术甚至是人工智能技术引进司法审判,很显然,极大地限制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也影响到法官自身的“自信心”,“法官造法”②更成为一种法官个人能力无法支撑的空谈和神话。故司法科技越发达,就越是束缚了法官的作用,法官从自身利益出发,当然就不会欢迎这种常规司法理性所无法控制的技术。不过,从保证司法效率和科学性的角度来看,大数据技术甚至是人工智能技术引入司法领域势在必行。中国的司法审判机关目前在大数据司法方面已经取得了比较令人信服的成就。大数据确实给司法审判活动的参与者带来巨大的便利,实现了司法便民的目标。仅以大数据“抓老赖”取得的成绩为例,2017年11月20日,江苏省高院通报称,2017年前10个月,江苏法院受理57万多件执行案件,执结42万多件;全面启用“总对总”查控系统,冻结扣划“老赖”存款140个亿;将26万余名“老赖”纳入失信名单,均比上年同期大幅增长。今年以来,全省法院移送拒执犯罪嫌疑人近700人,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121人。③2017年1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进行调研时对大数据在司法审判中的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对大数据在司法审判中如何更好地加以利用,为实现司法公正的价值目标服务也提出了若干要求。周强院长指出:“要充分运用司法大数据,加快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全面提升人民法院工作能力和水平,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当前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特征的信息化浪潮蓬勃兴起,新定律、新思维深刻改变着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面貌。要适应信息化时代发展要求,深刻认识司法大数据作为基于司法活动产生的海量数据所蕴含的重要价值,运用大数据思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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