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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永志:祖宗成例:“洪武货币秩序”的形成

更新时间:2020-07-15 21:06:08
作者: 邱永志  

   摘    要:

   稳定有效的货币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和财政的有效运转十分重要。然而,在明朝立国建制过程中,朱元璋的货币政策屡有变化,他逐渐抛弃了建立稳定货币制度的可能:从重视铸钱制度到逐步抛弃此制,直至最后废罢铸局、禁钱行用;从允许民间金银流通,到严禁金银行用;从出台纸钞的相关配套措施、重视纸钞与财政的联系,到摒弃纸钞运转的发行制度经验和配套措施,使纸钞彻底名目空心化;从尊重市场到以法令管控市场,以官方确立的折兑价体系主导价格体系,这系列举措导致了一种极具刚性的“洪武货币秩序”。这一货币秩序的形成与明初政治经济发展态势密切相关,是元明制度变迁、明初实物劳役型财政体制确立等因素的某种必然产物。结果使得货币史上运转良好的政府主导型钱钞制度,在明代遭遇“颠覆性”的信用打击,造成了货币制度在上层的失序与缺失,为自下而上货币白银化的形成提供重要契机。

   关键词:洪武; 宝钞; 禁银; 禁钱; 货币秩序;

  

   明代货币流通制度的转型,在中国货币史上占突出位置:历时三四个世纪的“纸钞时代”至此暂告一段落;钱法也经历了耐人寻味的式微过程,屡兴难振;传统意义上国家主导的钱、钞法遭遇严重挫败。结果,称量银自下而上稳步崛起,占据市场与财政诸领域成为核心货币,从而宣告自宋以来政府货币发行垄断权的动摇,改变了国家权力与市场经济间的结构关系,塑造了新的财政运作方式,对明清以降货币金融史的演化造成深远影响。

   早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国内外学者就已开始从货币史或财政史角度出发解读明代货币制度转型问题。此后,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日益丰富,不少问题得到重新解读。1然而,有关明代货币转型起点的研究尚有不足之处,如对大明宝钞制度的解读便是如此。不少学者单纯从经济学的角度认为宝钞失败的原因在于实行不兑现制、多执行财政支付、超发引起通胀或前期发行保守等因素,2虽不无道理,但甚少从宋元明纸钞演进序列、明初立国形态、货币与财政的关系等角度把握宝钞的实质。关于前一个角度,何平将宋元明的纸钞划分为“地域共同体信用纸币”“国家信用纸币”与“国家纸币”三类,认为宋至元时期的纸钞大多属于前两者的交替,而明初宝钞属于彻底的国家纸币,具有无准备、无兑换安排、无数量控制的“三无”特点。3邱永志认为,大明宝钞是一种有别于宋元纸钞体制的“新型纸钞”,属于完全名目空心化的纸钞类型。4关于后两个角度,檀上宽将明初宝钞体制和专制国家构建进程统摄起来考察,认为宝钞体制是朱元璋意图建立空前规模的专制国家体系的重要一环,有打破“南人型政权”政治封闭性、压制江南白银经济、将政权急速推广至全国的政治用意。5岩井茂树从明初国家财政体制建立角度,提出白银和铜钱等货币资源的缺乏,加上巨额财政开支的需要,使得朱元璋只能选择前途渺茫的宝钞。6宫泽知之从财政物流角度,主张宝钞并非财政行用的主要货币,故宝钞贬值对财政运行并无影响,反而有利于纳钞百姓减轻负担,使得宝钞深入基层,钞法不行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无法维持货币间的固定比价,而非民间不流通宝钞。7岩井与宫泽将宝钞制度与明初财政体制联系起来一体考察,较有意义。仅停留在脱离明初社会实际的经济学层面探讨货币问题,是难以洞悉明代为何会发生影响深远的货币转型这个问题的。

   另一个不足处在于不少人误以为明前期的货币政策是钱钞兼行制度,误解了明初“禁钱”政策的维持时间问题。本文通过考辨指出,明廷自洪武末施行“禁钱”政策,大体维持了半个世纪以上,直至天顺时期方正式解禁。所谓英宗的“弛用银之禁”其实是“弛用钱之禁”之误,而且只是“弛两广一地钱禁”之误。其间永乐、宣德铸钱主要是为了赏赐朝贡诸国,而非在国内重兴钱法。故明前期政府在货币制度层面并不是双脚运转,甚至称不上是单脚运转,而是接近于在严重跛脚状态下运行。单一的新型纸钞体制、禁金银政策、禁铜钱政策、官方主导折兑价体系构成了本文所称的“洪武货币秩序”的主要内涵。

  

   一 单一纸钞体制的形成

  

   与人们通常的认识相反,作为开国君主的朱元璋并没有建立起持续稳定的货币政策,反观其在位的30多年时间,货币政策几经更迭,归结起来有重要三变:首先,重视铸钱制度;然后,推出纸钞体制,虽令钱钞兼行,但重钞轻钱;最后,停罢铸局,禁钱流通,实行单一纸钞体制。

   (一)重视铸钱

   元末纸钞制度逐步崩塌时,各割据势力纷纷铸行铜钱来宣示政治权威、佐用军需,朱元璋也不例外。至正二十一年(1361)二月,朱元璋开铸大中通宝钱,正式建立铸钱制度。8他颁行了一套令人诧异的四进制(400文为1贯,40文为1两,4文为1钱),并改变了元代“贯”“两”相等的惯例,9显示出朱元璋集团重视并回归铸钱制度的现实。

   至正二十二年(1362),宝源局铸行的铜钱数额从起初的431万文增至3 791万文多,10铸行能力扩充近9倍。至正二十四年(1364)四月,朱元璋开始在下辖地方铸钱,“命江西行省置货泉局,设大使、副使各一人,颁大中通宝大小五等钱式,使铸之”。11由此,朱元璋设置铜钱等式,行小平、折二、折三、折五、折十五等钱制,为洪武通宝的推出奠定基础。

   朱元璋于改元称帝后的当年三月便铸行“洪武通宝”。12此时国内尚未统一,铸钱一方面是为了确定新朝的货币制度,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佐用军需。史载,洪武元年(1368)七月朱元璋“命户部、各行省罢铸钱。未几,以国用不敷,复令鼓铸”。13此时“大中”及“洪武”两种通宝俱在流通,民间甚至对两种钱产生了“挑拣”行为。于是,洪武四年二月(1371),朱元璋“命铸大中、洪武通宝大钱为小钱,先是宝源局所铸新钱,皆铸京字于其背,其后多不铸,民间以二等大钱无京字者不行,使故命改铸为小钱以便之”。自此,大中通宝、洪武通宝大钱逐步被改铸成小钱,14说明民间对小钱的需求旺盛。洪武六年(1373)十一月,朱元璋进一步下诏收缴更铸私钱:“令私钱作废铜,送官偿以官钱。应天府言,私铸有碍钱法,乃诏:自今遇有私铸钱,许作铜送官,每斤给官钱一百九十文偿之,诸税课内如有私钱亦为更铸。”15铜钱制度的规范进一步确立。

   此后,明廷相继在各省开设铸局,山东、山西、河南、浙江、江西、北平、广西、陕西、广东、四川等10处共设铸炉326.5座,16覆盖全国大多数地区,没有设炉的仅有福建、湖广、云贵等少数地区。铸局设立地区虽广,然额定数额并不太多,每年铸额仅为1.904148亿文(19余万贯)。17

   此时铸钱所用铜料主要来源于民间废旧铜钱和铜铸器皿。18朱元璋对官钱铸造的样式、用料、质量皆有严格规定,19这对铜料供应是个难题,故钱法势必难以为继。洪武七年(1374),国家铸钱的数额从洪武五年的2.224亿文下降至1.998亿余文。20不仅如此,民间私铸的问题也日益显现。21由于受铜料及大额货币缺乏以及私钱兴起等问题困扰,朱元璋逐步放弃统一的制钱制度,改而兼行纸钞。

   (二)重钞轻钱

   洪武七年九月至洪武八年(1375)三月,明廷经过酝酿,正式发行“大明宝钞”。《明太祖实录》详载:

   诏造大明宝钞。时中书省及在外各行省皆置局以鼓铸铜钱,有司责民出铜,民间皆毁器物以输官,鼓铸甚劳,而奸民复多盗铸者。又商贾转易,钱重道远,不能多致,颇不便。上以宋有交会法,而元时亦尝造交钞及中统、至元宝钞,其法省便,易于流转,可以去鼓铸之害,遂诏中书省造之……曰:“大明宝钞,天下通行”,中图钱贯状,十串则为一贯,其下云:“中书省奏准印造大明宝钞,与铜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二百五十两,仍给犯人财产。”若五伯文则画钱文为五串,余如其制而递减之。每钞一贯准铜钱一千、银一两,其余皆以是为差。其等凡有六:曰一贯、曰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禁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治其罪,有告发者就以其物给之,若有以金银易钞者听。凡商税、课程,钱钞兼收,钱十三钞十七,一百文以下,则止用铜钱。22

   可知,其一,明廷发行宝钞的原因是由于铜料缺乏、铸钱过于劳民伤财、铜钱私铸问题屡禁不止,加之商人缺乏大额货币用于周转等。其二,宝钞的画案形制以铜钱为本,有替代铜钱之意,且规定钱钞兼行。明宝钞分为6等,最小面额为100文,并设定了与钱、银间的比价。政府明文规定在商税、课程等领域钱钞兼行,大额用钞、小额用钱。其三,明廷出台了宝钞运行的配套措施,禁止民间金银、物货用于交易。禁金银政策的目的一是为了钞法运行的需要,这点与元代禁金银政策有相似之处,二是朱元璋重本去奢、弹压江南富民豪强的具体举措之一,这点与元代统治者有所不同。23

   洪武八年明廷确立的双层货币制度有一点需引起注意,小额铜钱极为重视铜钱的内在实体价值,大额宝钞却强调其票面符号价值,两者在政策精神上存在严重的差别和矛盾。洪武八年以降,朱元璋对铸钱表现出日益排斥的立场(见表1)。

   表1 洪武八年以降货币政策演化表 

  

   资料来源:《明太祖实录》卷98“洪武八年三月辛酉”条;卷98“洪武八年三月辛巳”条;卷101“洪武八年九月己巳”条;卷106“洪武九年五月己酉”条;卷107“洪武九年七月甲子”条;卷112“洪武十年五月丙午”条;卷114“洪武十年八月辛亥”条。《钦定续文献通考》卷11《钱币考·钱》。《明太祖实录》卷181“洪武二十年四月丁酉”条;卷196“洪武二十二年四月戊申”条;卷196“洪武二十二年六月癸丑”条;卷205“洪武二十三年十月己未、戊辰”条;卷211“洪武二十四年八月辛未”条;卷216“洪武二十五年二月庚辰”条;卷229“洪武二十六年七月丙午”条。《钦定续文献通考》卷11《钱币考·钱》。《明太祖实录》卷234“洪武二十七年八月丙戌”条。

   由表1可知,洪武八年三月,明廷在宣布钱、钞兼用的同时开始罢撤工部宝源局。第二年,裁撤福建省的宝泉局。第三年,其他各布政司宝泉局全部停止铸钱。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明初政权未完全稳定,大规模开铸所需的铜料极其难获,各省施行鼓铸导致劳民伤财过甚的情况屡见不鲜,故逐步停罢之。但宝钞的面值太大,无法满足民间对小额货币的需要,故洪武十年(1377)五月,朱元璋又命各布政使司复设宝泉局,铸小钱与钞兼行。洪武二十年(1387),工部右侍郎秦逵上奏工部宝源局铸钱铜料缺乏,请收郡县民间的废铜以资鼓铸。朱元璋说:“铸钱本以便民,今欲取民废铜以铸钱,朕恐天下废铜有限,斯令一出,有司急于奉承,小民迫于诛责,必至毁器物以输官,其为民害甚矣,姑停之。”24明廷于洪武二十二年(1389)四月宣布印造小钞,试图全面解决并代替小额铜钱,估计效果并不好。两个月后,工部尚书秦逵上疏言:“鼓铸铜钱,本与宝钞相参行使,不宜停罢,请仍收废铜铸造,以便民用”,朱元璋听从,再度恢复宝源局铸钱。然而,洪武二十六年(1393)七月,朱元璋“以铸钱扰民故也”,下令彻底关闭各省的铸钱局,只保留京师宝源铸局。在这一年颁行的《诸司职掌》中,京师铸局被移入内库管理,25这反映出国家钱法已然式微。

   (三)罢局禁钱、行单一纸钞

洪武二十七年(1394)八月,朱元璋宣布了彻底的“禁钱令”,关闭全国所有铸局,并禁止所有类型的铜钱用于交易,造成了明代前期货币制度的重要一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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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林 Historical Review 2020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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