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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泽民:庚子罪己:传统政治行为的一次近代变异

更新时间:2020-07-15 21:03:59
作者: 郑泽民  

   摘    要:

   出于对政治传统的遵守与稳定统治的需要,“西狩”途中的慈禧、光绪于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六日(1900年8月20日)下诏罪己。而当发现“罪己”可以作为外交手段以求和平时,这一行为的载体便不再局限于明发诏书,而是扩大到电寄与国书。然而一系列的“罪己”之举并不能满足列强的实际需求,面对联军西侵的军事威胁以及“惩凶”、赔款等难题,两宫不得已于当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901年2月14日)再下“自责之诏”,向列强表明心迹,以最大限度止损。在这一过程中,因行在、全权、督抚、列强各方诉求存在差异,使得“罪己”最终不免沦为各方博弈的工具。“罪己”在近代由“安民”到“和外”的转变,恰是列强势力在庚子以后成为清廷重要统治基础的真实写照。

   关键词:罪己诏; 庚子事变; 庚辛议和; 权力格局;

  

   光绪二十六年(1900),中外失和,战氛骤起,是为庚子国变。七月二十日(8月14日),八国联军攻破北京,慈禧、光绪于次日开启了美其名曰“西狩”的逃亡。值得注意的是,两宫在途中曾有一系列“罪己”活动,其形式与意涵逐渐变化,并与往昔大异其趣。经笔者考察,“罪己”实是庚辛年间涵盖了止战、议和甚至新政等多重面相的一个核心问题,通过考察这些诏书诞生的前因后果及其文本内容,势必可以对当时的内政外交有一些新的认识。目前,庚子事变的相关研究虽然硕果累累,可对行在的“罪己”活动,学界并无深究,甚至存在认知上的讹误,实属遗憾。1因此,笔者试图通过梳理史料,重构西行途中一系列“罪己”行为的前因后果,考察“罪己”这一传统政治行为在庚子年的艰难变异,并进一步管窥与之相关的权力结构变迁及行在、全权、督抚、列强的多方博弈。

  

   一 内安黎庶:首道罪己诏之出台

  

   (一)功用与书写:作为政治策略的罪己诏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清晨,慈禧、光绪仓皇离宫,途经昌平、延庆、怀来,于七月二十六日抵达宣化,并在当日下诏罪己。2这道诏书的起草者当为军机汉章京鲍心增。清末民初郭则沄(龙顾山人)曾于《十朝诗乘》中分析周树模的时事诗《庚辛杂感》,认为其中“尺书哀痛乞行成”一句系述说罪己之事,并断定“尺书”乃“鲍枢部心增手笔也”。3郭氏另撰《南屋述闻》,专记嘉道以后军机处事迹。在谈及庚子国变时,书中有如下语:

   迨两宫仓皇西幸,章京在职得随扈者,只鲍太守心增一人,沿途所降谕旨,皆鲍手笔。至太原,枢僚乃稍集,然犹不及平时三之一。4

   察郭则沄之父郭曾炘其时也在军机章京任上,故其所述应当可信。鲍氏之子鲍长栋为乃父所作的《蜕农府君事略》中对此事有更为详细的记载:

   二十一日卯辰之交,忽闻御驾已由西直门出狩,(鲍心增)即仓皇投笔,穿永巷出地安门,乘马疾驰,冒雨行抵颐和园,得及圣驾。时军机从行者,满章京文公征、来公秀二人,汉章京惟府君。故满班仅办清文事宜,明发谕旨、廷寄、交片、抄折、缮档各事,则专由汉班任之。……厥后乘舆北还,当世议者以为七月廿六日府君在鸡鸣驿所草罪己诏言词真挚,四方感泣,咸知翼戴朝廷,足与陆宣公后先媲美,而不知草中沉痛之语已多,为长官所删易也。5

   由此可以断定,鲍心增作为当日汉章京中的唯一随扈者,起草了西行途中的首道罪己诏。至于删改诏书中“沉痛之语”的“长官”,当出自此时随扈的军机大臣王文韶、赵舒翘与刚毅之间。

   两宫“罪己”实则遵循了历代王朝之政统。自上古起,便有所谓“禹、汤罪己”之说(《左传·庄公十一年》),后世帝王以此为基,以诏书形式将“罪己”确立为一种传统,是为罪己诏。这一特殊的诏令形式存在了将近2 100年,几与中国帝制时代相始终。其形式上似乎是皇帝的自省书,事实上却更多是作为一种政治策略而存在。倪道善通过对历代罪己诏的研究,指出此类诏书大多是在阶级矛盾突出、国家危难之际颁布的。通过“罪己”可以取悦民众,从而缓和矛盾,凝聚人心。6这一策略在清代发挥到了极致,俨然成为一种政治文化。据笔者统计,有清一代帝王自清太宗皇太极算起,除高宗乾隆帝、穆宗同治帝外,皆曾有罪己之举,罪己诏书多达32道,为历代之最。7 纵览这些诏书,大多因自然灾害而起,也有少数因政务问题而下诏自责的,如顺治就曾于十二年(1655)六月以及十七年(1660)正月分别因“德教未敷”与“民生未尽遂,贪吏未尽除”而罪己。8至嘉庆年间,国家战乱频生,罪己诏往往针对战事而发,如嘉庆曾因天理教暴乱而下诏;9咸丰亦有对太平天国起义的“检讨”。10本文探讨的庚子罪己诏同样属于这一范畴,是在国家遭难、生灵涂炭之际,惧怕民心尽失的慈禧、光绪的安民、诿过之举。

   综观清代罪己诏,不难发现其于书写模式上有一定规律可循,基本可分为“颂祖”“悔祸”及“布局”三部分。“颂祖”即宣扬列祖列宗或自身之德政,树立统治者较为正面的形象;“悔祸”则陈明罪己之缘由,往往与将责任推卸于臣子相伴随;“布局”则为解厄度困之措施。在此试举几例光绪二十六年以前之罪己诏:

   表1 清代部分罪己诏

  

   资料来源:四道罪己诏分别出自:戴逸主编《清通鉴》第3卷,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61页。《康熙七年五月壬子上谕》,《清实录》第4册,中华书局2008年影印本,第2963页。《嘉庆十八年九月庚辰遇变罪己诏》,《清实录》第31册,第33034—33035页。《咸丰三年正月癸丑上谕》,《清实录》第41册,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9—11页。

   观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六日之诏,就其表述而言,仍不出上述三部分。开篇所言“我朝以忠厚开基二百数十年,厚泽深仁,沦浃宇内”、“我列祖列宗文谟武烈,超越前古”,实为“颂祖”。紧接着又陈明此次国变“衅起团教不和”,以致“震惊九庙,慈舆播迁”,为君者“自顾藐躬,负罪实甚”,似乎痛彻心扉、幡然悔悟,然而笔锋一转,又言“果使大小臣工有公忠体国之忱,无泄沓偷安之习,何至一旦败坏若此”,将变乱之责尽诿于臣下,而自己仅有“知人不明”之罪,这恰与以往“悔祸”部分相契合。诏书最末则对内外臣工提出应对时局的新要求,命他们“上念祖宗养士之恩,深维主辱臣死之义,卧薪尝胆,勿托空言”,要“视国事如家事”,其实是对政治局面的重新“布局”。11此封诏书名为“罪己”,实则“罪人”,将百官作为国变的责任者;名为反躬自省,实则是重申天命,是对“天子”这一沟通天与人的媒介地位的再强调。12

   为进一步表明朝廷的“自责”态度,在罪己诏颁布后仅两日,行在又发布了一封“求言责己”诏书,以自责之名,下令广开言路,“集思广益,用以救弊扶衰”。13从这一角度来看,罪己诏的颁布在很大程度上是两宫自发而为。当然,行在随扈官员的劝谏或也发挥一定作用。时任怀来县令的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里提到其曾上折条陈十事,其一便为“请下罪己诏”,后奉谕“交军机大臣商酌采用”。14查吴永其人在西行初期因迎銮有功颇受慈禧青睐,在简放广东雷琼道之前几乎日日随扈左右,故其所述西行史事较为可信。15

   (二)阴差阳错的“罪己”共识

   实际上,呼吁朝廷下诏罪己在当时几成地方大员与民间舆论之共识。先是使日大臣李盛铎表示若能“迭降悔过求和谕旨,饬庆亲王速照会各使,并多颁请和国书,于要挟各事委曲迁就”,则“款议尚可望成”。16根据李盛铎提供的信息,八月初一日,李鸿章以全权大臣的名义上奏,指出日本提出朝廷宜下诏悔过,和议方可进行。17八月初九日,李氏又致书行在军机处,援引日本外相青木周藏言,称“谕旨内须有朝廷引过辞意,各方方能开议”,否则德国将派水陆各军进逼。为免兵燹,李氏建议朝廷“媲美禹汤,先下罪己之诏”,如此“能使海内臣民抚膺而痛哭,即能使域外诸邦心悦而诚服也”,18即借罪己之举,既向列强表态,又安定民心。同日,李氏又与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会奏,重申朝廷应“效法禹汤”,下罪己诏。19

   作为当时国内密切关注战局之媒体,《新闻报》于七月二十六日发表时评,为两宫辩白,主张“不得以乱匪与权奸所为而归罪于两宫,加害于中国”,为今之计,朝廷需要“明白下一罪己之诏”,而侵略中国的联军同样有罪,也需要“答以罪己之诏以谢过于中国”,之后各国协商“调停之法”,以实现“各国之公利”。20要求列强给清廷“罪己”不啻天方夜谭,但是劝诫朝廷下罪己诏确是较合时宜。

   虽同是认为朝廷应有罪己之举,但不难发现,官员或民间的声音较之朝廷本意,仍有歧异。李鸿章等人固然强调罪己诏有“安民”之作用(“使海内臣民抚膺而痛哭”),然其表达重点乃为外国意见,《新闻报》也是将“罪己”视作弭战之法。说明在当时的臣民意识中,“罪己”已蒙上明显的外交色彩。然而彼等不知,在此之前两宫业已下诏,只是碍于通信,未能俾众周知,实在不可谓不巧。直到八月初十日,李鸿章才通过袁世凯接到七月二十六日的谕旨。21

   罪己诏颁布后逐渐传播,在朝野上下引起不小的震动。在朝者多有愧疚之感,如时任河南巡抚于荫霖读罢该诏后,于日记中写道:“敬读之下,不觉涕泗横流,我皇上引咎责躬,痛切至此,臣子其何地自容乎?”22在野者如翁同龢,虽赋闲两年,但时刻关注大局。他在读到诏书后悲痛莫名,“陨涕”而哭,23后又读到七月二十八日的“求贤责己”诏书,亦觉“甚悲切”。24《新闻报》一早便认定此次国变乃“乱匪与权奸所为”,25“西狩”一事亦非两宫本意,而是被端王挟持。26故诏书下达后,该报在“痛哭流涕”之余,着重痛斥端王祸乱朝纲,挟持两宫:

   夫中国为端邸所播弄,以致震惊九庙,播迁两宫,开罪强邻,涂炭赤子。如吾皇上之圣明,岂不知罪有攸归?特以政权兵权已入权奸之手,况此行卫士又多团匪,使显斥端邸之罪,恐致祸生肘腋,行在可危。是以七月廿六日上谕系罪己之诏,而仍不明斥端邸之罪。

   为此,该报呼吁全国臣民应“设法勤王”,“清除汉奸”。27

   张之洞的反应则理性得多。虽然两宫以为七月二十六日之诏足以向列强展示诚意,但张氏却敏锐地觉察出列强的需求与朝廷的旨意之间存在根本差别:

   朝廷之意盖以二十六日罪己诏即为谢过之旨。窃谓二十六日之诏是告臣民语,似非告外国语,海内臣民读之痛心疾首,无地自容。然说此次开衅语似较少,恐各国尚不以为真心谢过,奈何。28

   张氏之言可谓一语道破,如前文言,七月二十六日之诏确以“安民”为要旨。以彼之意,将此诏用于外交并不适宜,理应再下一诏,以求“和外”之效。刘坤一也认为“罪己须向各国竭言”,或许会奏效。29张、刘之言不无道理,七月二十六日之“罪己”必然不能息列强之怒,但再拟一道“告外国语”,果真能令情形好转吗?事实恐非如此。

  

   二 从诏书到国书:罪己行为的扩大化

  

   (一)列强分立与“回銮”“惩凶”之议

八月十六日,赋闲南京的原“清流”领袖、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对时局进行了分析。尽管他肯定了“引过、剿匪不须为异”,但又认为情况不会因此好转。一方面,“内毒尤蛊惑”,端、庄、刚、董等“城狐社鼠”尚未伏法;另一方面,列强相争,德占青岛,“俄欲东三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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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林 Historical Review 2020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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