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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卫东:数据、隐私以及人工智能时代的宪法创新

更新时间:2020-07-15 13:21:10
作者: 季卫东 (进入专栏)  
人机混合状态日益普及,这就使得机器人权的讨论具有越来越强的现实意义。2019年8月,在Youtube网站上发表视频的不少人发现,算法会自动删除机器人对战的视频。这是否构成机器人自我认知的征兆?在出现诸如此类的“机器觉醒”现象,特别是出现自律型人工智能之后,机器人的权利问题其实与动物、胎儿、植物人的权利问题具有类似性;在机器人的能力超过自然人的情况下,赋权的理由实际上也就变得更加充分。

   一旦承认机器人权,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如果人工智能具有与人同样的能力、资格以及精神权益,中国宪法第33条第2款规定的法律面前的平等性是否也包括人工智能?鉴于猴子拿起傻瓜相机自拍和人机对话系统的歧视性笑话等实例,人工智能是否也可以享有宪法第35条规定的言论和表达的自由?现在已经有很多自动作曲、自动写诗、自动绘画的智能软件,由此产生的作品能否享有著作权、权利主体是谁?能否承认对这类作品的垄断性保护,如果承认的话保护期间设定多久为宜?在中国,人工智能在司法和法律服务方面的应用已经非常广泛,并且得到政府的鼎力支持。在现行法律框架下,人工智能代行相当部分的法律业务是否违反了法官法、检察官法以及律师法?如果人工智能可以被赋予法律人格,那么可否也被赋予法官、检察官以及律师的任职和执业资格呢?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就必须考虑设定什么样的准入门槛。关于人工智能系统的法律人格以及自然人和机器人在人格上的平等性,是数字化时代宪法学也有必要认真讨论一个重要问题。

   04 结语:在智慧网络中寻找新的平衡点和组合方式

   在上海召开的2019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法治论坛,通过了《人工智能安全与法治导则》,从算法安全、数据安全、知识产权、社会就业和产品法律责任这五个方面明确了相关的原则、政策和法律制度安排,体现了硬法与软法相结合的特征。关于算法的可理解性和可说明性,导则强调对算法进行技术评估以及算法的技术伦理,要求构建软件质量和算法安全的检测体系。导则鼓励人工智能数据开放性保护,还对数据隐私问题给予特别关注,强调对采集和使用敏感个人数据的人工智能企业或行业加强法律的和行政的监管。在这里,不是像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那样赋予数据主体提出异议、进行抵制的自由权,而是进一步加强法律和行政的监管,体现了中国传统治理方式的特征以及宪法观的差异。导则也注意到关于机器人纳税之议,提出了面向人工智能开展收入调节,提高社会二次分配的合理性和精准性的命题,但没有把机器人作为责任主体。中国倡议的做法是科学分配人工智能侵权的法律责任,要求人工智能设计者、生产者、运营者、使用者承担法律主体责任,并按照过错程度进行分担。在这里可以发现,导则还没有明确地提示处理各种规范冲突的元规则以及对价值进行排序的标准,这是一个缺憾。

   人工智能在本质上是规则嵌入的系统,可以形成硬法的支配、创造全程留痕的条件,因而有利于加强对公权的制约。在这个意义上,人工智能可以贯彻现代宪法的精神。但是,人工智能的能力提升有待于尽量增大数据的规模,势必突破围绕私权的屏障壁垒,在相当程度上侵蚀隐私和个人尊严,甚至动摇自由的根基。另外,以对大数据的机器学习为背景,尤其是在智慧网络化的社会条件下,算法的理解和说明将变得很困难,并自然导向算法黑箱化以及算法独裁。算法黑箱化实际上会在不同程度上妨碍对权力问责,同时也会助长回避责任和转嫁责任的不良倾向。数据偏误和算法歧视还会招致对现代宪法原则的抵制,削弱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

   如果希望发展人工智能、提高其预测能力,同时又尊重和保障人权,就需要在算法与宪法之间达成适当的平衡,从而推动宪法理论和法治范式的创新。新型宪法观树立的一个关键是形成人工智能技术与区块链技术之间制衡的机制并不断寻求科学理性、经济效率与人格尊严、社会公平之间的更优乃至最优的组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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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大法学》2020年1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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