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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卫东:数据、隐私以及人工智能时代的宪法创新

更新时间:2020-07-15 13:21:10
作者: 季卫东 (进入专栏)  
权力滥用的危险也将渐次增加乃至尾大不掉。然而对人工智能辅助的决定进行民主问责,势必要求对算法的理解和说明,可如前所述往往具有困难。于是,在这个出现了一个算法与问责互相纠缠的悖论。

   03 第四次产业革命与宪法体制创新

   1  现代宪法精神与人工智能发展的现实需求

   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面临的更大挑战还来自第四次产业革命本身,来自对人工智能发展的强劲需求。按照现代宪法精神强调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或多或少会引起虚拟空间的割据和碎片化,妨碍数据的大规模收集和应用,从而妨碍以数据为养料的人工智能系统以及智慧网络化社会的快速成长。站在公共利益或者社会福利的立场上来看,收集更多的数据、进一步加强人工智能的预测力显然是合乎理性的选项,有助于大幅度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因此有必要通过让个人分类发展的“新集体主义”方式来实现整体的最优化。但是,如果接受这样的观点,那就意味着现代宪法体制的退让,有可能损害个人自由。

   实际上,现代宪法体制也是产业革命的结果。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第四次产业革命应该也有可能在相当程度上引发宪法体制的创新。如果试图在现代宪法体制下的人权保障原理与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这两者之间寻找适当的平衡点,那就需要深入探讨某种更适应人工智能时代需要的宪法体制,进行法治的范式创新,而不是简单地按照个人自由主义的标准来限定智慧网络化社会的变迁。但是,前面已经提到的各种问题又表明,如果不能切实保障个人信息安全和隐私权,人工智能的发展就很有可能误入歧途,破坏“以人为本”的原则、侵犯个体的自由和安全,造成机器官僚主义的冷酷统治和无所不在的恐怖。因此当今宪法秩序演化的基本方向应该是把中国宪法第33条第3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理嵌入智慧网络之中,达成效率与公正、理性与温情之间的适当平衡。

   2  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治理方式创新

   怎样才能达成这样一种理想的平衡状态?在这个方面,所谓以人工智能来监控人工智能、通过不同的技术进行互相制衡是否具有现实可行性?在对新冠病毒疫情进行防控期间,中国广泛应用互联网和信息沟通技术(ICT)进行社会治理,提供了颇有启迪意义的试行经验和教训。2020年春节前夕从武汉猛烈冲击全国各地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使得隔离和割据突然成为一段时期内社会日常生活的特征,智慧网络化的技术和平台在汇集和分配信息、资源以及物资等方面发挥极其重要的功能。对疫区旅行者和疑似患者的排查、对隔离人员的监控、对救治病例的分析、对疫情发展的预测,都需要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促进以电子政府和网络型政府为特征的国家治理方式创新全面提速。在这里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区块链技术的广泛应用。例如上海市静安区临汾街道根据电子政府方案,在2020年1月启动了基于区块链协议的社区治理平台,推动十五分钟生活圈内的自治,试图在数字真实可信的基础上实现行政活动全程留痕和监控以及多方协同。在新冠病毒疫情防控中,这个平台又嵌入了预约登记和购买口罩等功能,显示了区块链技术在分散化、平面化社区治理方面的优势,体现了“一网通办”的制度设计思路。还有北京市的博云视觉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智慧社区疫情防控网格化管理平台”,可以进行人体测温快速筛查、未戴口罩预警、陌生人员预警、进出记录管控、异常人员聚集预警、疫情信息采集统计和分析等,以适应春节后返工中社区的精细治理和可视化服务。

   因为疫情防控的紧急状态,几乎所有城市和乡村都按下了中止键、施行了“空城计”,人人都进入闭门自省的状态。这样的体验以及由此产生的需求也许会为中国从零开始进行制度的理性设计提供一个重要的历史契机。如果说在西欧现代化进程中,“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理性设计方案表现为关于人权保障、法治国家的社会契约论,那么不妨认为在当今中国,这种理性设计方案主要表现为关于信息公开、电子政府的互联网协议,可以包括人工智能技术和区块链技术这两个阶段或者层次。如果上述命题真的能够成立,那么全国停顿就不是多此一举,李文亮的牺牲也就不会化作无谓的泡影。首先来看基于人工智能技术运作的电子政府。电子政府的基本目标或者特征是平面分散、互联互通、公开透明、数据安全,在价值体系上体现为平等、共享、协同、过程等偏好或者思想取向。不言而喻,通过把互联网的各种功能应用于行政和政治,政府的定位和作用势必有所变化,向群众提供公共服务的数量、质量、效率以及满意程度都会显著提高。

   例如东欧的爱沙尼亚的电子政府计划是以数字身份证为核心拟订和实施的,嵌入的芯片里除了持证人的基本信息外,还有两种证明资料:一种用于认证,另一种用于签名,凭各自设定的暗号登陆使用。该证在公民中的普及率达到90%以上,所以大量的行政服务项目通过数字身份证来执行。公民通过数字身份证进行在线投票、缴纳税金、享受社保、进行体检和接受医疗——所有就诊记录和诊断档案都可以一证调阅,并自我决定是否向亲属或医生公开。交通和旅行也是一卡通,数字身份证可以所谓乘车券或支付卡使用。数字身份证还可以用于网上银行的开设和利用、水电煤气费用的支付、学校教育(选课、提交作业、管理成绩单、与教师联系等)以及不动产登记、垃圾处理、环保等各种公共事业的服务项目,这就使行政与物联网密切联系起来。通过数字身份证,爱沙尼亚公民可以从全球不同居住地参加选举投票。通过电子居住制,非公民也可以取得数字身份证从全球不同国家向爱沙尼亚投资并申请设立公司。

   在中国的新冠病毒疫情防控中,杭州市从2020年2月11日起利用大数据和互联网技术推出的“健康码”,通过不同维度答问打分的方式把居民分成三种类型进行区别化安排。持绿码者可以在市内自由通行;持黄码者要进行七天以内的集中或居家隔离,在连续申报打卡七天都正常后转为绿码;持红码者要进行十四天以内的集中或居家隔离,连续申报打卡十四天都正常后转为绿码。对于填报不实的,都可以通过大数据进行鉴别,查实后一律定为红码,情节严重的还要采取惩处措施。这也是一种具有特定目的和时效性的数字化身份证。要使上述机制顺利运转,必须确保虚拟空间的安全。为此,爱沙尼亚的经验是建构了无钥签名的基础设施(KSI),使信息的记录和检索都可视化,确保政府记录的正确性以及合规性。这是借助区块链协议保证数据真实性的框架,不需要管理者,不需要对密钥进行管理和更新的手续,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有利于降低社会管理的成本。所以,接下来我们再来考察基于区块链技术运作的电子政府。

   3  基于区块链协议的电子政府与人权保障

   众所周知,没有信赖协议是信息互联网的主要缺点。以比特币和P2P方式为基础的电子通货系统,实际上构建了一种分散式信赖网络,人们无须第三者或者权力的介入,通过直接的认证合作就可以达成信赖协议,也就是说使网络本身能保证相互信赖。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区块链技术对于社会治理方式具有革命性意义。借助智能技术运作的电子政府,的确可以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为公民提供大量的方便,但与之相伴的代价是个人隐私的丧失,而隐私正是自由和自治的堡垒。区块链的本质是把个人隐私黑箱化,从而可以抗衡借助智能技术的外部操作。也就是以区块链技术实现隐私的黑箱化,从而制约人工智能技术,并力争改变黑箱化的算法。换个角度来看,如果说智能技术可以让信息处理系统的终端工作自动化,那么不妨认为区块技术能使系统中枢工作也自动化。因而人工智能技术与区块链技术之间存在着相反相成的关系。为了确保个人参与同意的计算和共识的达成,区块链还以挖矿方式提供了充分的诱因,用以解决交易成本问题。在这里,利己的行动本身就可以构成公共利益的一部分,具体的智能合约就可以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

   从新冠病毒疫情在武汉失控的事实可以看到,旧的集权式治理方式已经出现严重的功能障碍甚至失灵。在那样的体制里各级官僚大都眼睛朝上不朝下,满足于形式主义的官样文章,出现问题也总是倾向于隐瞒真相和推卸责任。不同部门之间画地为牢,缺乏信息公开和资源共享,把时间和精力消耗在繁琐的手续上。即便急需的疫情防控物资和捐赠医药品也被垄断流通渠道,无法及时送到最需要的地方,一些荒唐的作秀活动却浪费了极其宝贵的救护装备。在封城和隔离的决定做出之后,基层治理机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甚至出现崩溃,公民的各种诉求得不到必要的回应和处理。幸亏电商、物联网以及移动通信系统在疫情防控的隔离状态发挥了积极作用。由此也可以证明,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以及信息合作提高业务效率、在公共服务中充分利用物联网、借助信赖网络突破地域和行业的樊篱等做法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结论就是疫情防控的经验已经显示行政和政治的区块链化势在必行。

   区块链技术有可能形成社会治理的“路路通”格局。例如爱沙尼亚的电子政府计划利用区块链构建了所谓“X-road”的数据共享系统,把各种数据库和智慧城市项目融通无碍地联结在一起,使行政服务和民间服务能够互相衔接兼容,极大地提高了公共活动的效率,极大地方便了居民的日常生活和行动。前面提到的数字身份证系统并不是由国家集中管理,而是分散式的。包括出生证明、户籍、护照、驾驶证、投票资格等各种公共证书都用加密化的哈希值(联想配列)来表示,在区块链上进行分散管理和使用。在这里,可靠的数据安全技术保障了信息的正确性和私密性;数据查阅和更新的履历是可以确认的,公民可以及时获悉是谁接触了自己的个人信息;大量的作业量是自我完成的,所以可以显著减少行政成本,同时还可以保证公共证书的正当性。区块链技术还可以用于基层选举。提供参与诱因的挖矿方式,意味着区块链可以通过制度设计吸引人们对社会问题产生兴趣、发表意见、根据共识制定更有说服力和执行力的政策。由于电子货币的密码确保不能重复使用,能够有效地防止重复投票行为,所以区块链技术可以建构透明化的、可靠的选举系统。通过在线会议、意见广场等方式,区块链技术也可以应用于协商民主,而不限于分散化投票。通过数据的可视化、可追踪性,区块链技术还有利于落实问责原则。

   总之,人工智能技术的核心是程序算法,强调的数据汇聚和预测精确性,侧重于法制的统一化和行政效率;与此相映成趣,区块链技术的核心是网络协议,强调的是管理分散和隐私权保障,侧重于法制的透明化和网络共识。这两者互相制衡同时又互相补充,有利于电子政府的健全发展。前面曾经指出,以人工智能监控人工智能,通过不同技术进行制衡也许是解决算法黑箱化难题、根据人工智能时代的现实重构宪法体制的一条思路。在这里我们看到,人工智能技术与区块链技术之间相反相成的关系,为这条思路提供了现实可行的例证。

   4  机器人权与人工智能的责任主体资格

在探讨人工智能时代的宪法秩序创新之际,究竟应该怎样定位机器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般而言,生产率提高、经济景气上扬势必导致就业率的攀升。但是,从2000年开始,美国的经济效益越好,雇佣人数反倒减少,两者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不言而喻,其原因在于机器人取代自然人从事生产活动。根据MIT和波士顿大学的研究报告,每千名工人拥有的机器人数量增加1个,就业率就会下降18-35个百分点、工人薪酬也会下降25-50个百分点。鉴于这种情况,2017年2月17日比尔·盖茨在接受数字媒体Quartz采访时曾经提出向机器人课税的建议,试图通过再分配的方式解决失业和社会福利问题。从法理学的角度来看,既然机器人可以成为责任主体,那么当然也应享有相应的权利——这正是机器人权论的主张。赋予智能化机器以法律人格乃至人权貌似一种迂阔之见,但其实是持之有据、言之成理的;特别是最近出现了用青蛙细胞生成的“活体机器人(Xenobots)”,作为一种可编程的有机体,使得机器与动物生命之间的界限已经非常相对化。随着医疗科技的飞速进步,实际上人的身体或脏器的相当部分都可以由人工产品构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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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大法学》2020年1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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