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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显明:关于中国的人权道路

更新时间:2020-07-14 15:13:32
作者: 徐显明 (进入专栏)  

  


   人权切实得到尊重和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本质性要求。美、英、法、德、意等主要西方国家的人权道路有着相同的特点,即内生式。而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方国家,它们的人权道路也有相似的特点,即移植式。中国作为东方文明元文化的创始国,所走的人权道路的最大特点是“自我构建”。中国人权道路有着自己鲜明的文化特色、理论特色和制度特色。

  

   【来源】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季刊)2020年第1期,脚注从略,如需引用,请参阅原文。

  

   人权和法治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的外在表现为法治,但它的实质是人权。法治的真谛是人权,讲法治而不讲人权,等于阉割了法治的灵魂。一个国家的法治道路与一个国家的人权道路,其实是同一条道路。道路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

  

   习近平总书记说:“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走对路。如果路走错了,南辕北辙了,那再提什么要求和举措也都没有意义了。”“纵观世界近代史,凡是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较好解决了法治和人治问题的。”

  

   无论是世界史还是中国史,都已经证明,法治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好的治国理政方式。中国的法治道路和人权道路,既承载着法治中国的进程,又决定着法治中国的成败,因此,认清和把握这条道路的特点和规律就显得尤为重要。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历史悠久且从未中断的大国,其任何道路都有独特性。要弄清楚中国的人权道路,就要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比较。我们先看一下西方的人权道路。

  

   对比它们的法制史,可以发现,西方国家走了一条几乎相同的道路,其共同特点有三:

  

   第一,它们的人权制度是内生的。“西方”的概念有三种意义:其一是指历史上共用拉丁语的国家;其二是指地理上同处欧美的国家;其三是指价值观意义上奉行自由主义并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

  

   本文所称西方国家,主要指上述三项特征兼具的代表性国家。它们的法治与人权均是根据本国的历史传统和实际情况,特别是根据本民族的文化而在内部产生的。西方传统文化对西方国家人权体系的形成发挥着重要影响和决定性作用。这些主要国家的人权道路就植根于它们的传统文化之中。

  

   自古希腊以来,城邦民主制的训练与商品交换的普遍性形成了私人所有制的经济结构,助推了个人意识的发展。早在梭伦改制时期就出现了个人权利的概念。古罗马法更是确定了一系列体现私人平等和个人自由的法律原则。即使在神权统治俗权的欧洲中世纪,个人自由与权利平等的传统仍顽强地延续和发展着,甚至基督教中也有关于“人人普遍平等”的理念,把人看作是平等的、独立的、个体的人。

  

   进入12世纪,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唤起的强烈的个人主义人性意识与罗马法的复兴贡献出来的宝贵的私人平等权利观念,就成为西方近代人权道路和人权理论的基本原则。古希腊文化构成了西方人权道路的哲学基础,罗马法构成了西方人权道路的制度基础,基督教及其改革构成了西方人权道路的道德基础。

  

   除这些相同点之外,英国则将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习惯提炼为本国的法治;意大利则通过全面复兴罗马法而形成本国的法治;法国则通过大革命而重造了一整套适应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制度;德国则将民族法与罗马法的结合作为自己的传统;荷兰则将个人信用与海商规则融合为本国法;瑞典则把抵御海盗的习惯与罗马法相结合而形成本国法;美国则是在继受英国法的基础上逐步从以习惯法为主变为以制定法为主。

  

   概言之,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与人权制度无一不是基于本国的实际而自我生成的。内生性是西方国家人权道路显著的特征之一。

  

   第二,都是缓慢演进而来的。作为人生存、发展基本要求和主体资格的制度性人权最早发轫于中世纪的英国。英国漫长但又最早实现法治的历史最具演进代表性。英国人权制度起点要追溯到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它发展到今天,已经走过了八百多年。在这一点一滴的漫长演进中,特别是受到1640年至1688年的资产阶级革命推动,英国新兴阶级一方面通过国家制定新法,另一方面,通过对原有的普通法和衡平法作出新解,以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终于建立起了比较系统发达的英国法律体系,并经过殖民扩张,形成了世界性的法律体系。

  

   英国人用近五百年的时间走完了这条路。美国、德国、意大利、法国等其他西方国家基本上走了相同的道路,各用几百年完成了法治化进程,最终都在世界人权史上建立了属于自己的里程碑。

  

   第三,政府是被动消极的。它们这条道路在演进过程中,人民一点点增长自己的权利,政府一点点丧失自己的权力,最终解决了“王在法下”还是“王在法上”的问题。当把国家权力通过法律一项项束缚住,最后把国王的权力都还给人民的时候,它们的法治道路和人权道路就最终形成了。人类开启用法律束缚王权先河的首份文件是用拉丁语写成的《自由大宪章》。这份文件的巨大历史价值,在于它改写了王权与法律之间关系的历史。

  

   在这份文献问世之前,一切法律都服从于国王;这份文献问世之后,国王开始服从于法律。在英国,是贵族阶层最早启动了英国法治化的进程。而在法国,则是第三等级与资产阶级启动了彻底改变人类历史命运的大革命。大革命的标志性成果是《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这份宣言,宣告了法国王权历史的结束,同时也宣告了王权制度在西方的终结。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产生的《魏玛宪法》,首次确立了生存权为基本人权,它是欧洲工人运动的结果,人权从此由自由权本位进入到生存权本位。二战之后产生的《世界人权宣言》则为世界所有国家提供了人权与法治全新的标准,它是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也成为人类制度文明的共同结晶。

  

   从最早的贵族推动以法束缚王权,到后来资产阶级大革命推翻王权,到工人运动推动产生生存权,再到废奴运动、消除种族歧视、实现性别平等、消除宗教迫害、反对酷刑、保护社会弱者,奴隶、少数民族、妇女、宗教人士、受刑人、儿童、身体障碍人等都是推动人权事业进步的动力,是他们用牺牲才换来了当代人权体系的确立。

  

   人权的演进史表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人权与法治的发展动力。政府在人权进步中扮演的是消极和被动的角色,人民才是人权史的主角。一部人权史就是王权与民权此消彼长的历史。

  

   我们再看一下东方的法治道路和人权道路。东方这条道路的代表性国家有日本、韩国、新加坡。这些国家的人权道路不是自我演进的,也非内生的。它们的人权与法治也有几个共同的特点。

  

   第一,它们的法律不是自己本土产生的,无一例外都是从西方移植而来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就是把西方的法治观念制度化,借鉴并移植西方人权制度,通过不断地“引进”与“加工”,完成了近现代的法治进程。

  

   日本的法律有三次对别国的移植。第一次是明治维新之前对中国的移植,其大宝律令几乎就是中国唐律的翻版。第二次是1868年之后决心脱亚入欧,抛弃“汉学”而改学“兰学”。日本明治维新后于1898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第一次把西方的人权制度搬到了东方国家,其民法、刑法也都带有德国法的浓烈色彩。第三次移植是二战结束后对美国等西方法律的移植。日本法制史上的这三次移植,前两次是主动的,而第三次则是被美国占领军强加的,日本现行宪法甚至被称作“麦克阿瑟宪法”。

  

   第二,都是依靠强有力的政府,自上而下推行的。能够推进水土不服的外来的人权法律制度,需要有高度集权的政府。日本通过明治维新确立了天皇制中央集权的资本主义国家,韩国、新加坡是在摆脱殖民统治独立后建立了权力集中的威权政府,正是依靠政府超强的推动力,加快了各自国家的法治化进程。

  

   第三,人民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发挥多少作用。它们的人权道路主要是政府主导,由知识分子、上层精英及社团组织助力,人民参与不够,发挥作用有限。人民大众是被动的,是被教育和改造的对象,而非制度创立的主体。

  

   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曾把公元前500年前后同时出现在中国、印度和西方的人类文明突破现象称之为“轴心时代”。在同一段时间里,东方、西方都产生了伟大的思想。西方的思想,像圣经、古希腊文明是在这个时间产生的,这两个文明成果促成了西方法治和人权道路共同的特征。

  

   东方的思想,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孔子诞生了,在中国形成了儒家思想,产生了东方文明的元文化。日本、韩国、新加坡尽管都属于东亚文化、儒家文化圈,但它们属于东方文明的亚文化,是模仿和学习中国文化而形成的文化。中国的法治道路和人权道路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轴心展开的。

  

   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就决定了其人权道路的不同。从聚焦“人权”的文化基因图谱来看,个人至上是西方文化传统绵延的根脉。西方文化里的“人”,是与他人分离对抗的、外制的、索取的、利己的、与国家斗争的主体,是绝对的个体人(individual person),不仅独立于群体,而且先于群体和高于群体;而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人”,则是宗法人伦关系中义理的人,是内省的、礼让的、利他的、与人协和的道德主体。

  

   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人”,与他人,与自然,与社会,与家族、民族、国家这类整体,被认为具有本体意义上的同一性,个人只有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才有意义。而且,个体从属群体,首先要为群体服务,人人都恪守在群体中的责任和义务。“在人群中做人是儒家学说的基本目标。”孔子70岁才从心所欲不逾矩,人在达到至善境界之前都不是理想的人。

  

中国文化侧重对超验人生价值的追问,而西方文化则侧重现实的致用;中国文化重视群体的正义,而西方文化则重视个体的权利;中国文化重视人际的和谐,而西方文化重视人际的界分;中国文化侧重于人生价值的完满,而西方文化则侧重人生具体目标的实现;西方文化中个人与国家是对立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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