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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鹏:试论罗尔纲史学研究的新生命 ——《罗尔纲全集》出版前言

更新时间:2020-07-13 21:01:01
作者: 张海鹏 (进入专栏)  

   考据学不为旧史学所专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也离不开考据学,罗尔纲的辨伪、考信所取得的成就就是有力的证明。历史记载(特别是近代史)包罗万象,纷繁复杂,每个记录历史的人有不同的立场、观点和角度,如何从复杂多端的记载中找出历史的真相以及这些真相所反映的历史的本质,就需要马克思主义的解剖刀。如前所述,罗尔纲在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时候,他的主要工作是考据,他对太平天国历史研究的主要结论是从考据中得出来的。他考出太平天国的性质是反封建、反侵略,他对太平天国的纲领及其实施做了翔实的考证,他考出洪大全不是太平天国的领袖,他考出太平天国的政体是军师负责制,他考出太平天国的内讧及其失败的因由,他对李秀成自述的真伪做了长时间的考证,他考出李秀成写自述是实施苦肉缓兵计,是学蜀汉姜维伪降、劝曾国藩反清为帝,目的是复兴太平天国。他考证《水浒传》,考出罗贯中70回本是原本,100回本和120回本是“续加”和“盗改”,从而得出70回本《水浒传》是一部反抗封建统治、宣扬农民起义的不朽名著,推翻了《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一部奴才传的错误论断。

  

   祁龙威先生认为,罗尔纲是当代考证学的高峰。郭毅生先生认为:罗尔纲“继承了乾嘉学派的优长却又突破了旧考据方法的局限性”。对于罗尔纲的考据,贾熟村先生总结:他“已经不再是片面地、孤立地看问题,而是全面地、联系地看问题;不再是从现象看问题,而是从本质看问题;不再是‘是则是,否则否’地看问题,而是从矛盾对立之中看问题;不再是静止地看问题,而是发展地看问题;不再是无视或掩盖阶级斗争,而是正视和揭露阶级斗争;不再是无视或蔑视群众,而是有群众观点和走群众路线。”这连续几个“不再是”和“是”,总结得很好,因为,这一段话,正确地揭示了罗尔纲晚年的考据方法,是科学的,是辩证的,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的。说罗尔纲的考据方法,已经远迈前人,是符合史实的。

  

   胡绳先生在祝贺罗尔纲85岁寿辰时说过:“乾嘉学派的考据工作只限于古文献中的文字的校订与诠释,而我们的历史考据则着眼于事实的真相。马克思主义对考据工作的指导作用在于分别轻重,使考据工作不致漫无边际地进行,为考据而考据,甚至钻入牛角尖。至于在弄清楚一件事实真相以后,把许多事实联系起来,阐明其因果关系和规律性,那就不是只靠考据所能做到的了。但一切论断必须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不能凭主观的任意的猜想,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所要遵守的原则。”胡绳的话,是对罗尔纲学习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所作考据工作的客观评价。事实上,罗先生自己多次强调考证工作必须得到唯物史观的指导,并且力图把考证工作与唯物史观相结合。1956年秋,罗尔纲在完成《太平天国史论文集》七集做总结时,他才深切地体会到“做考据工作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才能够发挥考据方法的效能”。

  

   罗尔纲曾经回顾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前、后做考据工作的情况和经验。他说:“今天检查我过去做的太平天国史事考据工作所用的方法,都是古老的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我是从时间、地点、人事等等方面提出证据来证明虚谬。这一种方法,从实际出发,依靠证据,实事求是地去鉴定史料或史事的真伪。但是,它却不能从全面的发展上去看问题,因此,在比较简单的事件上,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但遇到了复杂的事件,就往往受着一定的局限,不能深入。研究历史,要想深入去发掘历史事件的内容,非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立场不可。”他举例说,20世纪40年代,他研究太平天国的土地法、圣库制度、诸匠营与百工衙制度、乡官制度、妇女解放等等,是割裂开来、孤立地去看的,只能考出一个个孤立的史事,看不出它们的内部联系。只有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后,才懂得必须全面地、联系地看问题,再来考证,才考出《天朝田亩制度》,包括废除地主阶级土地占有制的土地法,废除私有财产的圣库制度,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工业归国营的诸匠营、百工衙制度,还有人民选举乡官的民主制度,和妇女解放等等,其中“贯串着一个反封建的纲领”。

  

   谈到考据,还有一个“史料即史学”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有人问罗尔纲怎样看史学界有人轻视理论重视考据的倾向,罗尔纲立即回答“这是不对的”。他指出,考据只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步,“历史研究是要找到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看出历史发展中的本质的东西,其目的是为了今天,为了明天,不是为历史而历史的。这种认为‘史学就是史料学’的谬说,不但大大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也不是中国古代史学家的作法。”

  

   当然,同样是用唯物史观作指导来做考证工作,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与解释,这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是正常的现象,正是这种同与不同的切磋,推动了学术的进步,这里不赘述。

  

   罗尔纲一辈子研究太平天国,终生研究都在为太平天国的事业辩护,乃至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也不后退;同时又以同样的兴趣和努力,探讨、研究一部表现了我国宋代底层劳动人民的小说《水浒传》,在在体现出他努力探讨我国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和奋斗,探讨这种奋斗如何影响中国历史的走向。我以为,指出罗先生的巨大研究成果,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是符合事实的。罗尔纲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写文章,做研究,不是言必称马克思,但他的研究旨趣,贯穿他的研究的思想指导,是马克思的。罗尔纲曾致函钟文典,要他指导青年看历史史料,要注意作者的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立场,要青年学者了解,同一事实,立场、观点不同,解释也就不同,谆谆告诫青年学者不要中毒。这样的告诫,正是罗尔纲自己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后的心得。

  

   罗尔纲一生追求学术事业,心存远大,脚踏实地,不务虚名,不慕官位,努力在学术研究上做出贡献。20世纪50年代初,罗先生在南京一手创办了南京太平天国博物馆,当正式任命他为馆长时,罗先生坚辞不就,宁愿接受范文澜所长之聘,到近代史所来做一名普通的研究员。后来,他担任过两届全国人大代表,两届全国政协委员,虽不能辞,遇到活动,却很不能适应,以至不再参加政协的活动。但对于学术研究,却始终追求,终身不悔。正是这种精神,造就了一代大学问家。范文澜先生说过做学问要有“等富贵如浮云”的精神,罗尔纲以终生的学术追求,实践了这种精神。

  

   罗先生常说做学问“要大处着眼,小处下手”,必须从打基础下功夫,由博入专,不可急功近效。罗先生直到辞世前,从事史学研究,终生乐此不疲。他做学问,宏博淹通,基础极为雄厚。罗先生在复一位研究中国文化史的青年的信中,强调“做学问‘要大处着眼,小处下手’。能大处着眼,为学方不致流于烦琐,而有裨益于世。能小处下手,方不致流于空谈。所以千万不要求速效,要花三四十年读书,积累史料和增进知识的功夫,然后以三四十年做研究的功夫,断断乎必会有大成就的。”他举英国人李约瑟为例,李约瑟本是一个外交官,抓住中国科技史这个题目,下了几十年的研究功夫,终于成就了《中国科学技术史》这部名著。其实,罗先生自己的例子,更有说服力。罗先生著《太平天国史》,如果从1937年《太平天国史纲》算起,前后经历了54年。他注李秀成自述,从青春注到白首,前后花了49年。他注意并研究《水浒传》,从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到1992年出版《水浒传原本和著者研究》,前后花了近60年。

  

   罗先生告诉一个研究太平天国史的青年,“必须从打基础下功夫,刻苦学习,刻苦钻研。学问的高峰是可以攀登的,但断不是急功近效所能达到的”。他还在一封信中表示要“提倡一点我国治学朴质的作风,反对主观臆断、夸夸其谈的风气”。罗先生做学问,从来是言必有据,没有材料,或者根据不足,就不说话,或不说满话。在研究历史问题,广泛收罗史料的过程中,他始终坚持一种打破沙锅璺(问)到底的精神,不弄清问题,决不罢手。一旦发现新的材料,必定从新审视自己以往的研究。

  

   罗先生是史学研究的大师,在学术研究中却非常谦虚谨慎,在发现自己的错误时立即改正。一次一个青年朋友写文章指出罗先生文章中的错误,罗先生认真审视自己的文章,发现的确是自己弄错了,马上写文章更正。他把文章寄给《安徽史学》编辑部,并附上一封信,建议“为百家争鸣提倡一种好风气——互相切磋、承认错误的好风气”。他在信中说:“鄙见以为,提意见的同志应本学术为公、与人为善的态度,以和风煦日的文笔提出商榷的意见,而被提意见的同志则应以闻过则喜和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去接受批评。自古文人相轻,同行成仇。特别是那些自封为专家、权威之流,如有人提出正确意见,或考出真伪时,竟强辩不休,甚至结伙反对,使论问题则是非不明,考史料则真伪不辨。此种情况,于昔为烈,于今不绝。”罗先生建议编辑部在他的文章前加一段按语,指出他的错误,以便批评有的放矢。他强调说:“承认错误是对人民负责的应有态度,而提意见的同志则应有与人为善的态度,为百家争鸣提倡一种好风气。”

  

   罗先生在学术研究中,一辈子都坚持这种虚怀若谷的态度,这是一种真正的大家风范。只要有人指出他文章中的错误,他立即写信感谢,并且写文章公开改正。这种闻过则喜、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在今天值得大大加以提倡。

  

   罗尔纲先生少年离开广西贵县,到上海上学,后到胡适家帮助胡适工作兼做家庭教师,又随胡适到北京工作。抗战期间,辗转云南、四川,1949年后,先在南京工作,着手筹办太平天国博物馆,后长期任职于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前身)。本人是后学晚辈,1964年8月才到近代史研究所报到。1988年9月担任副所长,1994年1月担任所长,2004年7月免职。在负责所里工作期间,每年都要到罗先生家里看望。1991年1月,罗先生90大寿,中国社会科学院胡绳院长到罗先生家里祝寿、献花,我陪同在侧。罗先生前一天知道了胡绳院长要来家里,异常兴奋,一夜未曾好好休息,早起不慎摔了一跤,头碰到暖气管上,出了血。我们到罗家时,罗先生头上还缠着纱布。胡绳院长来时,原来躺着的罗先生连忙坐起来。胡绳知道他因为兴奋摔跤,表示歉意,忙请他躺下。罗先生坚持坐起来说话。胡绳说些年轻时读过罗先生的书之类的话,仰慕罗先生在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上的成就,表示有罗先生这样的学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光荣,祝愿罗先生健康长寿。有意思的是,胡绳是苏州人,说话是苏州口音,罗先生是贵县人,说的是很难懂的贵县话。两人的话,全靠在场的罗先生女儿罗文起和女婿贾熟村翻译,我也偶尔在旁插话。1997年,罗先生满了97岁,我和近代史研究所的同志们正在考虑为罗先生庆祝百岁生日。可惜,这个愿望没有实现,罗先生在那一年仙逝了。过了两年和三年,罗先生尊为领导的近代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刘大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也先后谢世了。

  

   1999年6月28日,南京太平天国博物馆举办罗尔纲史学馆开馆暨罗尔纲铜像揭幕仪式。我陪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前往出席。李铁映院长以《纪念罗尔纲 学习罗尔纲》为题发表了长篇演讲,肯定罗尔纲同志一生向往光明,追求真理;一生治学不苟且;一生坚持真理,胸怀坦荡;一生布衣,为学者典范。李铁映呼吁要大力提倡罗尔纲做学问“十年磨一剑”、“甘坐冷板凳”的精神,号召青年一代学者向他学习。

  

   罗尔纲先生女公子罗文起女士,早已年逾古稀,担负了整理罗先生全部文稿的繁重任务。罗文起早年学农,数十年来在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一直是罗尔纲先生的助手,帮助罗先生整理文稿、查阅资料,充当罗先生文稿的第一读者。《罗尔纲全集》的文稿收集、整理和编辑工作自然由她承担,贾熟村研究员从旁协助。罗文起在文稿整理大体告竣的时候,给我一个任务,要我为全集写序。我没有资格做这件事,实在不敢承担。无奈罗文起甚坚持,我只好勉为应命。

  

   罗尔纲先生是我尊崇的前辈,是近代史研究所,也是国家的历史学大师。关于罗尔纲先生,许多学者已经说了很多景仰的话。我只讲一点别人说得不多的话,主要是强调说明罗先生在学术上取得巨大成就的思想渊源,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推动罗尔纲先生的学术进步。

  

   1949年以前,罗尔纲出版的著作有12种,1950年以后出版的著作超过了30种。他于1954年进入近代史研究所,1955年以后出版的著作接近30种,编辑的历史文献等不算在内。他进入近代史所时,已经53岁了。他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在学习中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在史学研究中多有开拓,多有创新。总结全文,我们可以概括地得出一个结论:马克思主义开拓了罗尔纲史学研究的新生命。

  

   作为晚辈,我希望,用这些话来祝贺《罗尔纲全集》的出版,也希望史学研究的后来者有所憬悟。不敢云序,学习心得而已矣。

  

   来源:《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1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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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2011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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