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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维:西来政治学重大概念的中国理解

更新时间:2020-07-12 09:06:01
作者: 潘维 (进入专栏)  
这就要求政府根据实际的具体情况去平衡百姓利益,并顺应社会进步的大方向、大趋势。

  

   三、“授权/主权/合法性”与治权的正当性

   西来的政治概念“主权”(sovereignty),对中国人来说是困难概念,不知这概念与中国常识里的“治国理政”是什么关系。但遇到2019年香港暴乱就清楚了:中央政府收回了香港“主权”,却主动放弃了绝大部分“治权”——《基本法》规定“港人治港”。

   主权与治权的两分来自西式宗教,源于一神教。“主”就是上帝,是“天主”。信神就要服从神,由神来做主的主权是天然的。于是产生了世俗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即谁“授权”国王统治人民?在中世纪欧洲,人们信奉“君权神授”。世俗政府有“神授”的治权。于是,“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主权与治权两分。

   对缺乏宗教信仰的中国人而言,“授权/合法性”是奇怪概念。法律来自神,所以有神圣法,自然法。但神的立法和授权并没有具体实在的过程,不过是宗教信仰。在中国常识里,“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主权与治权两分必然冲突,冲突的结果是主权虚化。

   原先在欧洲有两类政府。其一是打理民众精神生活的教会,拥有土地和教众,并向教众收取一成税收。其二是打理民众世俗生活的政府,由贵族主政,贵族之最强大的一支就是国王。教俗双方争权夺利,国王压倒教会,教会就只剩下主权,治权归国王。但民众权力上升,议会压倒国王,逐渐掌控治权,国王又只剩下主权。再然后,国王连名义主权也丢了:人民通过选举程序,“授权”给“人民代表”,就是“人民主权”。如此,主权与治权都落入议会的“人民代表”手中,两权归一。

   但选票“授权”很不扎实。人民主权号称“神圣”,系于人民之整体,通过选举程序,如上帝般“授权”给执政党,使之获得治权。选民无论参加或不参加投票,甚至投反对票,都号称“人民”在“授权”,授予执政党治权。此即“合法性”。全民信仰上帝,上帝“授权”便神圣、自然、合法。但称选票“神圣”就颇为荒唐。二选一无聊到经常有四成以上的选民不去投票,地方议会选举的参与率更低,大概两三成而已。而且,人民分为“上、中、下”阶级,选票是分裂的,执政权属于获得相对多数、绝对少数支持的“代表”,遑论大批投反对票的人“被代表”。

   读历史,中国人不难理解西方强权规则的军事部落起源。从罗马到中世纪,代议制及多数决产生领导人的实践在西方源远流长。但就中国常识而言,少数管理多数是天然的,否则违背自然规律。这与神的“授权/合法性”无关。世俗的中国人谈论政权的“正当性”,即“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体现家国同构的理解。三千年庞大古国的持续存在是至高的政治价值观,政治上统一的执政集团是维持统一的核心,其质量决定同心圆的向心力。而“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收放循环,是这个同心圆的成本代价。所以,世俗的中国人难以理解宗教文化里衍生出的“主权、授权、合法性”。至于领导人更替的办法,如何选贤与能,古今中外都是难题,可能是无普遍恒解的永恒难题。

   而今,“主权”概念用于国际关系里的国际法领域。国际法里“领土主权”概念并不神秘。其政治逻辑是:既然是民国,民众之国,国土疆界是民众在历史上长期浴血奋战得来,所以不能因具体政府的换届变更而变更。说领土疆界是西来的“国际法”发明的,是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后才有的,显然是胡扯。国土疆界的法定“主权”是说辞,国土疆界取决于国家实力,多是战争和地理障碍(阻挡战争)的结果。

   主权与治权合一是常态,两者分离会构成严重问题。国际公认中国对台湾地区有主权,但主权是法定和名义上的,治权才是实在的,所以“统一祖国大业”尚未完成。中国政府剥夺了英国对香港的治权,却仅保留主权,因历史原因选择“港人治港”。不过,中国对香港的法定主权里埋藏了一些潜在的治权:第一,驻军以掌控香港的国防外交权,制止外来干涉;第二,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香港特别行政区“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

  

   四、“Law”与法律

   西文的“Law”只能中译为“法律”。“贾宝玉”只能翻译成“Jia Baoyu”,而非假的、漂亮且值钱的石头。John也只能翻译成“约翰”,而非“基督门下的圣徒”或“张三、李四、王五”。

   在崇拜单一神的文化里,“Law”有两个可以互换的特征。第一是神给人定的规矩。“Law”是神圣的,是“神圣法”。信神就是守法,守法就是守德。不守法的人是不信神的人,就是不道德的人。第二是自然规律,不可更改的自然规律,是“自然法”。天不变,“Law”亦不变,违反法律就是违反自然规律,受到严厉惩罚是天理。

   《圣经》在西方中世纪可以当法律用。贴近沙漠阿拉伯人实际生活的《可兰经》和《圣训》,更能当法律用。于是,今日之“Law”有“位阶”,分成上位法与下位法,上位法是“LAW”,代表抽象的公正,管着下位法“law”,即规范社会生活的具体规矩。

   守法的精神与宗教精神有关。守法不是问题,立法就成为主要问题。当“神”被“人民”取代,立法就成为政治生活的核心。不同利益集团的立法平台是当代西方政治权力的核心机构。人民立法立的是下位法,必须服从上位法,服从掌管最高法院或宪法法院的、能依照自然法或神圣法去解释宪法的那几个法官。

   在缺乏一神教信仰的中国,“法律”与“神祇”没关系。“法”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律”是规矩。两个字合起来,就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演化成的固定规矩。天圆地方,规矩为的是“方圆”,即“天下”,所以“无规矩不成方圆”。

   较之“Law”,中文“法律”有两大特征。

   第一,法律没有至上权威。法律的权威取决于执法的严格和严厉程度,也取决于法律是否能在此时此地解决实际问题。天不变,道亦不变,但法律可以随时随地变通,即“权变”。所以,相比行政和执法,立法是次要问题,还可以去全球借鉴。而在西方,立法机构是主要权力机构。

   第二,守法与道德无关。守法的人未必是有道德的人,而有道德的人也未必是守法的人。中国的道德不是神给人定的规矩,而是家庭伦理。小家生活的“孝悌”衍生出社会生活的“忠信”,“忠信”再衍生出政治生活的“礼义廉耻”,就是家国同构的“伦理道德”。所以,中国历朝历代“以孝治天下”。西方不分“法治、德治”;中国则有“法家、儒家”之分,有“法治、德治”之分。仅强调一个,在中国必定出问题。

   欧洲拘泥于法条,信奉法律主义。若中国也拘泥于法条,就不会有改革开放或超大型互联网公司。美国与中国类似,欧式的“rule of law”(法治),在美国演变成了“rule of lawyers”(律师之治)。美国律师的质量与支付给律师的金钱数量密切相关。

   “法律”与“Law”当然有共性。《圣经》阐述“十诫”,其前四条讲神的权威不可冒犯,衬托后六条的不可违反。这六条大体是:禁止杀、偷、抢、骗,禁止遗弃老弱病残和无限制的性关系。各人类群体能延续至今,因为全都有这些习惯规矩。但犹太人最早抽象出这最重要的六条,记录在他们最重要的书上,广为传诵。

   中国的常识拒绝神化法律和司法程序。第一,严格的司法程序成本非常高,可能高到普通人无力承受;第二,法律是道德的底线,而非道德本身。可见,神化“法治”为“现代”,属于非平民层的信仰,特别是重要商界人物的信仰。

  

   五、“个人/权利”与权力

   西方政治学特别强调“个人”(individual)。权利是个人的,自由是个人的,平等也是个人的,个人是叙述一切政治逻辑的起点。

   19世纪中叶,访美的法国人托克维尔最感惊讶的是:在落后的美国,群体意识竟然强于欧洲。当代的中国人访问西方,像笔者当初留学美国,处处能看到严谨的社会组织和普遍的社会公德。比起散漫自私的中国小农,西人的群体意识强大得多得多。中国学人普遍感到惊奇:强调个人主义的西方,为什么集体主义却强大?其实,谈到日本与其他亚洲国家的区别,集体主义和社会公德的强大也是很明显的。

   西方学人声称,强调个人源于基督教。若把美国《独立宣言》里最著名的一句,“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直译为“所有男人皆为上帝所造,彼此平等”,中国人会大呼荒唐,故只能意译为“人人生而平等”。但初生婴儿依赖母乳,如何生而与父母平等?该句背后的含意也确有荒唐之处:女人是上帝抽出男人一根肋骨所造,所以男女不平等;黑人是否是“人”存疑,故可役使为奴隶。

   事实是,直到“文艺复兴”,西学并未强调个人。在16世纪至17世纪,(个人)权利(right)才开始变得“神圣”,出现“天赋/自然”的“right”叙事。

   俗话说,“缺什么补什么”。从古代西方的奴隶制到中世纪的农奴制,到工人像军人那样穿制服的现代工厂制,分阶级的集体各有组织纪律。越往上层,组织越严密。自罗马帝国到近代,西方贵族阶层有独特的荣誉准则(code of honor),有古怪仪式彰显的秩序和纪律,使用特别古雅的词汇和语调,文化自成一体。所以,极少的贵族能团结起来,统治大多数农奴与平民。换言之,贵族阶级的统治基于压抑个人的思想和创造力。

   无论属于哪个阶层,从分层的社会组织压迫中获得“解放”(liberty),个人才能得到“自由”(freedom)。欧洲穷人坐船横跨大西洋去开拓新土,就是从阶级社会里获得解放,得到的是个人自由。但欧洲的精英、农奴、市民要通过血腥的社会革命才可能打破阶级藩篱,获得(个人自由的)平等。故欧洲不同于美国,“解放”(liberty)是原因,“平等”(equality)是结果,“博爱”(fraternity)是理想。

   然而,早期北美大陆定居者抱团才能生存,明明是散漫的穷人,却有了更强大的集体主义传统。而欧洲各帝国靠严密的社会分层获得秩序和海外军事殖民利益。所以,西方又把“(个人)自由”(freedom)定义为“守法”,即不得侵犯公共利益。于是,新兴的个人主义与传统的集体主义有机挂钩。考虑到中国人对个人由“解放”而“自由”的困惑,严复翻译英国人约翰·密尔的名著On Liberty(论解放/自由)时,准确地将书名译为《群己权界论》。

   理解中国,也需要“缺什么补什么”的逻辑。中国社会“富不过三代”,编户齐民,社会分层不固定,没有欧式阶级社会。中国小型自耕农自给自足、自私自利、自由散漫,致力于自己小家庭兴旺成大家族。这既非个人主义,亦非集体主义,而是家庭主义。这种社会的大敌是自私自利,公德不彰,故无需由“liberty”获得“freedom”。中国主流政治思想强调“公”,称“大学之道”(最大的学问)乃视百姓为至亲,乃以全身心为人民服务为“至善”,以“天下为公”为终极理想。中文“自由”原是佛教词,描述无欲无求、跳出名利场甚至食色之欲的心态,今泛指自己个人的行为不受“公共”约束。这个庞大的无神论群体,天生自由散漫。

中国人的眼光是世俗眼光,将原本带有神赋之权的“right”译作“权利、权益”。利益皆来自权势(power),与“神祇”无关,与“神圣法、自然法”无关,也与“正确”或“右手、右派”无关。错的不是中国常识,也不是西方历史,而是学人的食洋不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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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来政治学重大概念的中国理解》,载于《比较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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