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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磊:隋及唐前期江淮社会风俗的特点与转变

更新时间:2020-07-11 23:55:18
作者: 陈磊  

   摘    要:隋统一南方后, 江淮地区的传统风俗开始发生改变, 勇猛善战渐渐被温文守礼所取代, 风俗随着时世的更替而变化, 政治和宗教也对与风俗的改变起了一定的作用, 而对淫祠的信仰则根深蒂固。

   关键词:江淮; 社会风俗,宗教和政治; 淫祠;

  

   江淮地区在东晋以前的发展相对比较缓慢, 社会变化并不瞩目, 风俗好尚也基本保持了下来。南北朝之前有关江淮社会风俗的记载主要保存在官书地理志中。社会的发展速度和风俗在南北朝之后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来看一下传统意义上的江淮风俗的特点:

   1.敬鬼神, 好淫祠;2.勇猛善战;3.与水的关系极其密切;4.巧而少信。关于第一项敬鬼神, 好淫祠, 后面有专节论述, 这里就不再赘言。来看一下江淮地区传统上的勇猛善战。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吴越争战就充分表现出这一点。西汉时, 吴王刘濞和淮南王刘安在江淮地区招致宾客, 势力非常雄厚。当时公认“吴兵锐甚, 难与争锋”。 (1) 汉代人明确指出, “吴、粤之君皆好勇, 故其民至今好用剑, 轻死易发。” (2) “至今”是到东汉时期。三国吴时, 江淮地区的精兵天下闻名, “江南精兵, 北土所难, 欲以十卒, 当东一人”。 (3) 在时人的眼中, 竟然可以以一当十。西晋统一以后, 当地屡屡发生叛乱, “窃发为乱者相继”, 朝廷认为是由于“吴阻长江, 旧俗轻悍”, 所以“吴人轻锐, 难安易动”。 (4) 直到南朝梁时, 依然是“江淮兵劲, 其风难挡。” (5) 到隋统一之前, 江淮, 主要是淮南地区, 还是“人性并躁劲, 风气果决, 包藏祸害, 视死如归, 战而贵诈”。京口附近, “其人本并习战, 号为天下精兵”。到隋统一后, 还保留着五月五日的斗力之戏, “各料强弱相敌, 事类讲武”。 (6)

   总的说来, 江淮地区 (淮南和吴中) 的人, 在隋统一以前基本上都是轻视生命, 能够熟练使用兵器, 处事果断, 并且习惯用战争来表达意见的。长期的轻死好战, 造就了当地无与争锋的精锐的战斗力。江淮兵士特别善战, 因而当地在北方朝廷的眼中是一个事故多发区, 而且易于反复, 不是一个容易统治的地区。

   其次, 江淮地区的风俗有一点非常突出, 那就是和水的关系极其密切。当地由于天然的条件即河道纵横, 湖泊众多, 而且长江和淮水横穿过整个地区, 东面又临海, 这一切造成了当地人的生计有很大一部分是来源于水的。传统的“食鱼与稻”, 渔业一直是当地重要的谋生手段。《庄子·逍遥游》中就有记载“越人断发文身”。断发可以避免长发在水中缠绕, 而文身 (镂身) 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法。“越人习水必镂身, 以避蛟龙之患。” (1)

   另一方面, 出于对水的依赖, 当地种种的如洪水泛滥, 蛇蟒成灾的现象就很容易引起人们的恐惧和敬畏, 因此出现了对于与水、水族有关的如风伯、雨师、龙王、水怪等等的迷信。同时, 与潮信、渡船有关的活动在当地也非常盛行。如端午竞渡, 无论是不是为纪念屈原而起的, 关键是当时的人确实是这样认为的。而竞渡作为一种水上的竞技活动, 在江淮是最具有代表意义的。 (2)

   除此以外, 江淮土著被视为“巧而少信”。《汉书·地理志》中提到, 吴地人的短处就在此。当然如果把这一点和上述的吴人轻死易发, 容易反复的特点联系起来, 是有一致性的。这一点始终保持了下来。宋人在《鸡肋编》中提到当时的浙江风俗:“越州在鉴湖之中, 绕以秦望等山, 而鱼薪难得。故谚云:‘有山无木, 有水无鱼, 有人无义。’里俗颇以为讳。言及无鱼则怒而欲争矣。又井深者不过丈尺, 浅者可以手汲。霖雨时平地发之则泉出, 然旱不旬日则井已涸矣。……谚又云:‘地无三尺土, 人无十日恩。’此语通二浙皆云。”“浙西谚云:‘苏杭两浙, 春寒秋热, 对面厮啜, 背后厮说。’言其反覆如此。又云‘雨下便寒晴便热, 不论春夏与秋冬。’言其无常也。此言亦通东西为然。……荆扬多水, 其人亦明惠文巧, 而患在轻浅。肝鬲可见于眉睫间。” (3) 很明显的, 和汉代的概括相当相近, 都是指当地人巧慧而反复无常。

  

   一江淮社会风俗的转变

  

   隋统一以后, 传统的风俗开始发生了改变。最明显的是传统的勇猛善战开始被相对温和的习俗取代。《隋书·地理志》最早指出, 淮南“自平陈之后, 其俗颇变, 尚淳质, 好俭约, 丧纪婚姻, 率渐于礼。其俗之敝者, 稍愈于古焉”。而在它南面的吴中, “君子尚礼, 庸庶敦庞, 故风俗澄清, 而道教隆洽, 亦其风气所尚也”。比淮南更加温雅。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变化, 是因为首先, 传统的好勇善战是江淮地区的原有风俗, 而淳朴俭约温文好礼则明显是受到儒学影响以后才会发生的改变。在江淮当地, 因为永嘉南迁而进入其中的大量人口, 其中就包括了原来北方受到儒学教化最深的那些地区的人, 几百年下来, 人口构成的变化多少都会影响江淮。之所以风俗的变化发生在南北分裂的几百年后, 这方面的原因很重要。

   其次, 吴地高门在文化等各个方面都让北来的士族一席之地, 并进而模仿其语音、习惯。北来的士族传统上并不像江淮那样, 有崇尚武力的习惯, 反而轻视武力和武人, 重视经术、文学。既然这些新加入南方的士族好恶都和原有的当地士族不同, 而且他们又处处处于被尊重的境地, 则他们很自然地会用自身的好尚风尚影响当地, 渐渐改变了原来那种尚武力, 轻生死的作风。但是可以看出, 民间仍然有相当的崇尚武力的风气, 但是在政治和社会上有崇高地位的士族和官员那里, 则很少看得到类似的现象了。这种改变在隋唐时仍在继续深入, 变化是由上而下的。

   第三, 在分裂时期以淮水为界, 则淮南和江南的地理环境也是不同的。淮南处于南北交界处, 分裂时期的战争往往都集中在这里。而吴中则有淮南在北面作为天然的屏障, 几百年间几乎兵戈不动。而且在当地最为骁勇善战的山越人在三国以后被强行同化。

   最后, 佛教的盛行应该也是起到一定作用的。 (1)

   风俗的另一个变化, 是父子异居, 即大家族观念的薄弱。《隋书·地理志》中提到江淮地区一直以来的风俗时说“父子或异居”。南朝宋时, 周朗就指出, “士大夫以下, 父母在而兄弟异计, 十家而七焉;庶人父子殊产, 亦八家而五焉。凡甚者, 乃危亡不相知, 饥寒不相恤, 又嫉谤谗害, 其间不可称数。” (2) 可见南朝初年父子分居的局面就很普遍了。当时北方人这样概括江淮的这一风俗:“各别资财, 同居异爨, 一门数灶, 盖亦江南之俗也。” (3) 这一习俗在南北朝时是很有特点的。因为当时正是家族势力雄厚的时代。无论南北, 在分裂混乱的局面和下, 政权缺少力量和稳定, 众所周知的, 当时的士族高门势力强大, 而士大夫也莫不以保全家族为第一要务。像北方那样极度重视家族间关系的在江淮也不能说没有, 但是“各别资财, 同居异爨”的情况才是江淮最主要的表现。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认为很难单独地从一两个方面去寻找原因, 比如说江淮商业发展较快, 士大夫喜欢居住在城市, 因此缺少了以同一的居住地点为纽带的家族关系。根本上, 这种父子异居的现象是和当时江淮的整个社会环境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 这一习俗是当时整个江淮社会的一个方面。

   与这样相对松散的家族关系相关, 江淮的家族制度和妇女地位也很有特色。颜之推比较南北家族, 所谓“江左不讳庶孽, 丧室之后多以妾媵终家事”。而“河北鄙于侧出, 不预人流, 是以必须重娶, 至于三四”, (4) 之所以河北要“鄙于侧出”, 也都和重视家族, 分别人伦的门阀风气有关。江淮的家族既然相对松散, 则门阀制度中最为重视的出身、嫡庶的分别就没那么重要。

   另一方面, 虽然晋时葛洪专门指出南方的妇女往往“舍中馈之事, 修周旋之好, 更相从诣之适亲戚”, “或宿于他门, 或冒夜而反, 游戏佛寺, 观视渔畋, 登高临水, 出境庆吊”, (5) 看起来是享有相当的自由。这种情形似乎和上面提到的家族制度的松散是一致的。但是南朝末, 情形似乎就大不相同了。反而是北方重视家族制度的环境中, “专以妇持门户”, “代子求官, 为夫讼屈”, 当然更有可能的是因为受到北方少数民族的风俗影响。而江淮地区, “妇女略无交游”, 亲戚之间甚至有彼此往来通信致意十余年而未尝见面的。 (6) 自然颜之推是相当推崇江淮的家族作风的, 可能有所夸大, 从他对与江淮地区妇女地位的描述来看, 和当地受到儒学的影响倒是相当一致的。但是联系起当地家族关系疏散的现象, 似乎很有一点特异之处。

   第三点变化是好奢侈, 江淮由传统的以渔猎为生变为商业发达。江淮传统上以“以渔猎山伐为业”, 到了唐贞观中, 已经变得“俗尚商贾, 不事农业”。 (7) 商业发展在当地后来居上, 不仅南京“率多商贩”, “市廛列肆, 埒于二京”, 而且在吴中的广大地区, 由于物产丰富, 也是“商贾并凑”。 (8) 由于商业的繁荣, 江淮地区改变了秦汉以来“不忧冻饿, 亦亡千金之家”的传统, 贫富差距拉大。南北朝末的颜之推已经指出北方庄园经济可以满足基本需要, 而“江南奢侈, 多不逮焉”。 (9) 宋朝以后的江淮地区, 尤其是江南 (吴中) , “人无贵贱, 往往有恒产。以故俗多奢少俭, 竞节物, 好游遨”。 (10)

   除了以上这些主要的江淮习俗以外, 关于当地的节令习俗也有颇具特色的地方。江淮地区的传统, 一年中最重视的节令有端午、冬至和重九。尤其是冬至。590年江淮地区的叛乱中, 皇甫绩和高智慧在苏州相持时, 当地人顾子元因为感念皇甫绩平日的政绩, 在两军对阵的时候, “于冬至日遣使奉牛酒”。 (1) 这是选择了最重视的节日来致意。“吴门风俗多重至节, 谓曰:‘肥冬瘦年’。” (2) 一直到近代, 江淮地区都极其重视冬至。

   端午在江淮地区主要是为了纪念伍子胥和勾践, 也有认为是纪念屈原的。由于传统上五月是有禁忌的, 而其时以夏至最重要。有了纪念意义后, 端午逐渐变得和夏至一样重要。民间则主要是以竞渡和驱邪禳灾为主。从唐诗中描写的情形看, 竞渡的场面相当盛大, 如“标随绿云动, 船逆清波来。下怖鱼龙起, 上惊凫雁回。能令秋大有, 鼓吹远相催。” (3) 重九的节令活动则主要是禳灾祛难的登高、饮酒。

   概括一下, 江淮地区天然的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最初的风俗。而魏晋南北朝以来,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战乱与和平的更替, 江淮社会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相应的, 其传统风俗也有很大的转变。使得隋唐时期的江淮社会在风俗习惯上有着截然不同于以往的表现。

  

   二宗教和政治的对于江淮风俗的影响

  

   江淮地区本身的风俗随着时世的更替而变化, 同时, 当时的政治和宗教也对与风俗的改变起了一定的作用。下面就这方面的情况做一点论述。

   隋唐时期的宗教得到了蓬勃发展, 它们势必会对日常生活造成影响, 这种影响往往会反映在风俗方面。当然这一时期主要是佛教和道教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影响是关于忌月和断屠的规定。

隋初, 规定主要在各州官府建造的寺庙, 每年正月、五月、九月的八日至十五日, “当寺行道”。“其行道之日, 远近民庶, 凡是有生之类, 皆不得杀。” (4) 这一规定以后就一直延续下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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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林 Historical Review 2014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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