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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年:无法忘却的情谊——兼记韩延龙先生对中国法律史学研究的贡献

更新时间:2020-07-11 15:35:04
作者: 刘海年  

   斯人已逝,风范永存。

   韩延龙先生1934年生于江苏,1954年9月考入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1955年至1960年在苏联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留学,以优异成绩毕业。1960年10月开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工作,五十七年来,韩先生潜心于法学研究,教书育人,在近现代法制史研究上留下清晰的印记,为中国法制史学会的成立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培养了一大批有造诣的学者和政法战线骨干,为荣誉学部委员。2017年韩先生因病逝世,其多年同事兼好友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刘海年先生写下此篇纪念文章(发表于《法史学刊》2020年卷),回忆二人多年情谊及韩先生对中国法律史学研究的贡献。

  

   2017年10月31日凌晨,我接到延龙夫人盛芬的电话,她说:“海年,延龙走了!”我还没回过神,电话中又传来了她颤抖的声音:“昨天半夜他突然走了,是大出血。”怎么会?!头一天,也就是10月29日下午我去医院看望,他虽然精神不如两天前,但对一个刚做完肺部大手术的84岁老人,状态还算正常。他像往常一样,头脑清晰,说话条理。医生允许进食后,一直有食欲。29日晚饭除吃了从医院定的一个小馒头、一点米饭和菜,还吃了我刚从新侨饭店买来的半块酥饼。为了让他休息,没待多长时间,只告诉他下礼拜我有两个会,只能等礼拜天再来,我还说那时你就能下地了。他让儿子品陶送我到电梯。品陶是学医的,虽是中医专业,但毕竟已在教学单位工作多年,分别时并无太大牵挂。怎能想到术后五天,离我最后一次去医院看他仅仅过了三十多个小时,就突然传来如此令人震惊的噩耗!

   延龙走了!家人失去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好兄长;研究所和学界同仁失去一个好同事、好朋友、好老师;我失去的更多,在学习和工作中,在内心深处塌陷了一个难以弥补的空白。我参加工作68年了,与他在一起却多达53年。后期的十多年虽然相继从研究所退休,但直到他这次住院我们始终没断联系。他只比我年长两岁,可能缘于20世纪50年代他在中学学习期间,就曾承担诸多社会工作,如徐州一中学生会主席、团总支书记、徐州市学联主席、山东省学联执委、江苏省学联副主席,并被选为徐州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徐州市鼓楼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性格沉稳,为人真诚,遇事深思熟虑,倾听群众意见。我们俩在一起,他对我这样一个喜怒哀乐溢于言表的性情中人多有弥补,合作中形成了相辅相成、难以割舍的关系。

  

   一起参加“四清”

  

   我1964年研究生毕业,12月分配到法学研究所,到所时,大部分研究人员都下乡或到外单位参加“四清”工作。元旦过后的春节联欢会上才与延龙第一次见面。春节后,我与张仲麟、李淑清去最高人民法院搜集革命法制史资料,他继续参加“四清”。同年9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统一组团赴北京房山县南尚乐公社参加“四清”,延龙和我都是其中成员。二人劳动、工作虽在相距十多里的两个生产队,但开会时毕竟有几次接触,又因是同一研究室,相互有所交谈。他奇怪我这个曾在军事法院工作的转业军人,为什么大学毕业读研究生时选择研究唐律;我曾问及他在列宁格勒大学留学的一些情况,由此开始几次接触。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来势迅猛,很快“彭、陆、罗、杨”被揪出,党和国家政治上发生了大事。我们却在远离城市中心的乡下,开始生产、工作,总体上仍能按部就班,生活还算平静,至少我们这些工作队员如此。大约6月20日,在我们大队蹲点的学部副主任姜君辰让随行的廖发章秘书回城了一趟。他带回的消息让大家吃惊:学部党委和各研究所党委瘫痪了,许多领导都被作为“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或“黑线人物”揪斗了。一些群众拉他们戴高帽子在大院游街,办公楼内外贴满了揭发他们的大字报。不身临其境,无论如何也想不出那种场面。他私下对我们来自学部的同事说:姜老回去后也很难不被揪斗。这话令我震惊!姜老(君辰)七十多岁了,来工作队后,我和他的秘书及周明俊、张绳祖等五人共同睡在一个通炕上七八个月。他原来是国务院所属某部的副部长,调学部任职后主抓经济各研究所工作。参加“四清”工作深入细致,对事思虑周密,对人和蔼可亲,生活艰苦朴素,是位有学者风度的老干部。生产队认识他的农民见面称他姜老、老姜,背后也有称他姜老头、老姜头,反正他与工作队员和农村老乡关系都很好。这样的老同志也会是“走资派”,被揪斗游街?实在想不通!我很想找延龙交换看法,但由于以中宣部张际春副部长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学部,通知到房山县参加“四清”的工作队员6月底前赶回原单位。因临走前需将有关工作向当地干部做交代,未能如愿与延龙见面。

  

   一起参加“文化大革命”

  

   1966年6月下旬,我和延龙等到房山参加“四清”的一行回到城里时,尽管对时局有一定思想准备,但所见所闻仍然令我们吃惊。研究所领导已被批判,党组织已经瘫痪,工作组进驻了,由他们主事,却见不到人。原期盼回来后领导安排我们干什么会有所交代,却没人理睬。

   我来研究所后,先是到最高人民法院搜集整理革命法制史资料,然后便是到房山“四清”,在所里总共也没认识几个人,很想与延龙交谈。他为人谨慎,面对如此突如其来的变故,也是处于迷茫之中。大家想,好在中央委派了中宣部副部长带队的驻学部工作组,根据“四清”的经验,工作组就是替代党组织的主心骨。可是没过多久,工作组也犯错误了,被宣布贯彻了“何其毒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由此开始了对工作组及其领导人的揭发批判,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由声讨被点名的大人物发展到批斗本单位领导,本来就有不同看法,等待工作组拿主意。工作组一撒手,不同看法便发展成公开分歧。林彪说(对“最高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加深理解。”而“最高指示”往往是原则的,各有不同理解。整个运动多数人都理解,少数有“献身精神”的人在“誓死捍卫”的口号下冲到了前面。从“文革”开始到进一步发展,混乱局面随“彭、罗、陆、杨”、“刘、邓、陶”、“二月逆流”、“王、关、戚”、“杨、余、付”相继被揪出或批判,一浪高过一浪。绝大多数干部群众与他们根本扯不上丝毫关系,却莫名其妙被牵连。基本上是“上面感冒、下面吃药”,局面越来越难以收拾。我和延龙等广大群众,就是如此在尽量理解,却又一再在迷茫之中,于1968年秋等到了“工宣队”“军宣队”来占领学部。在工军宣队领导下,开始是办“学习班”,之后是下“五七干校”,再后是集中到军营进行“清理整顿”。

   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五七干校被置在河南息县东岳公社。1970年春我们先去的人住席棚,然后盖房准备过冬。干校按军事编制,法学所是第十三连。主要任务是从信阳火车站为干校运建筑材料,同时完成本连的住房建设。体弱的男五七战士和女五七战士,在驻地附近栽果树苗和插一种叫紫穗槐的灌木,据说一年后紫穗槐可收割用以编筐。到干校后干活虽然劳累,政治上压力未减,但大自然清新空气,广阔天地自由度增大,不同派别的群众一起干活,相互协作,关系逐渐改善,心情舒畅了不少。延龙和常兆儒晚去了几个月,要补清理课。军工宣队不断找去个别谈话,让回忆一些并不存在的事情,因此非常苦恼,压力较大,吃饭、走路情绪都显得很沉重。他俩心情沉重,我们这些“过来人”,虽然思想上仍背着包袱,但看到他俩情绪低沉,不免惺惺相惜,但又不便语言上过多直接交谈,只能在生活上默默给些照料,以示宽慰。劳动方面,他俩个头不小,但身体却较弱,被分派到果园班与女战士一起干活。

   1970年冬,五七干校住房建好,各项生活也安顿就绪。大家都认为1971年开春要有序展开劳动再教育的时候,又突然接到通知,全干校统一迁到信阳明港附近的一座军营集中“清理整顿”。后来才听说是集中加快“清理”后,将各研究所拆散,人员重新分配。这些五七战士不少是携家带口搬来干校的,到明港集中于兵营之后,又碰上了中央布置“批陈(伯达)运动”。尽管这些五七战士与陈伯达的关系八竿子都打不着,但也要清理思想,划清界限。通过“批陈”大家感到事情愈来愈复杂:陈伯达是“文革”组长啊!不久听说周总理对解散学部提出了不同意见,说:“解散学部容易,当再需要时,将这批人集中起来就难了。”总理的话使“解散”被暂时按下,但集中到军营的哲学社会科学部这批五七战士,却成了军宣队(此前工宣队已撤走)的烫手山芋,放也不是,不放也不是,他们劲头也逐渐松懈下来。

   听一位因“文革”下放明港劳动的同学说,我们搬军营前,军宣队领导向当地革委会介绍情况时说:学部这批人,革命对象占85%;中间派约占7?5%;左派约占7?5%。这种估计,绝非源自他们的认识。不过由此可想初到军营时的紧张气氛。搬到明港军营后,吓得当地小学领导不敢接收学部人员的学龄子女入学。军宣队的领导只得又通过当地革委会领导缓和局面,说这些孩子都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问题才得到解决。

   到军营后没过多长时间,“九·一三”事件发生,林彪出逃,机毁人亡,举国震惊。事情虽然不直接波及军宣队,但至少他们的领导也进一步认识到了“文革”的复杂性,讲话的语气明显减弱,管理大大放松。学习时间仍强调读经典著作和毛选,因为读了多遍很难再深入,实际上各人根据所需、所好,文、史、哲、经、诗、词、外语,抓住什么读什么。休息日抓鱼、捞虾,几乎将附近的河沟淘干。有的年轻军宣队队员也一起助兴,出现了到干校后称不上快乐却是难得的精神放松日子。

   大约挨到1972年麦收,上级领导认为这样下去,对这帮人既不利于“清理整顿”,又不能进行劳动改造。麦收后一股脑全部搬回北京。回到北京干什么?继续“清理整顿”!从1969年开始,从北京到息县再到明港,最后又回到北京,两年多一直在“清理”。工宣队、军宣队无论用什么方式,“清理”根本不存在的问题,花费的力气越大,反倒是“清理”本身成了问题。到明港“清理”时,增派至驻法学所的军宣队一把手,1975年秋从北京撤离时,专门分别向延龙和我打电话到我们劳动的工厂告别,表示歉意。当时我正在第二车间,他特别将电话转到第二车间,显示了他的诚意。多年后他又从外地专程到法学所,表示愿接受法学所同志们的批评。大家知道事情并不是他个人的责任,他却对曾经被伤害的人于心不安。这是一位难得的好同志,其自觉反省的精神实在令人感动。

1972年回到北京后,学部五七干校十三连恢复了中国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建制。不久中央派林修德、刘仰桥、宋一平三位老干部组成学部领导,与军宣队共同领导学部的斗批改。虽恢复了建制,但除上面必需(如考古),各所研究人员均不得与报社、出版社联系。这倒使各研究所人员因“祸”得福,一方面研究人员可以多一些时间读书;另一方面参加当时全国范围所谓“批判”的压力大为减轻,对仍继续发生的事多了一些时间思考。由于我和延龙、兆儒都是在二组(法制史研究组),能够经常交换看法,尽管上面发起的“批判”仍在全国范围进行,但毕竟距离较远,无须那么认真地“从灵魂深处闹革命”,日子也就一天一天好过起来。大约是1975年小平同志“文革”中第一次复出,学部各研究所比照科学院各所进行整顿,延龙和我被指定为二组正副组长。研究组组成了,却不能开展研究工作。一组负责人王家福、王叔文就与延龙和我商量,两个组去工厂和工人师傅一起,边劳动边参加批判。1975年夏秋,经领导批准,我们到了位于右安门外的北京第二机床厂。我分到二车间(总装车间),延龙在另一车间,每礼拜规定一段时间到厂宣传科集中。在机床厂的几个月,我虽然身体颇棒,但总装车间是技术活,有劲使不上,只是跟着师傅打打杂。几个月中,不管是工人师傅和车间干部都把我们当自己人,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又感受了许久未体验到的温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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