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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翔:民法人格权规范的宪法意涵

更新时间:2020-07-11 15:15:47
作者: 张翔  
基尔克认为私法和公法的二分,是基于人的个体生活和集体生活二分的事实。但是,“最终不可忘记目标的一致性,在以关注个人利益为首任的私法中同样必须追求公共福祉,在首先关注全局的公法中也必须使个人能够获得正义”。[22]由此,必须平衡个人自由与社会正义。“在我们的公法中务必要飘荡着自然法自由王国的空气,而我们的私法也必须浸透着社会主义的膏油”。[23]然而,当时的法典化体现的是新兴资产阶级的诉求:“他们关注的焦点,乃是确立一种能够使得个体摆脱人身性约束的关系,成为自由的个体,使得以土地为核心的物质财富,能够以最简单和自由的方式作为市场要素,进行自由的流转,允许个体能够拥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去进行营业上的自由竞争”。[24]对个人所有权的绝对保护,与民事主体的形式平等、契约自由以及过错责任,共同构成近代民法典的基本特色。而未突出保护人格权,也是出于自由主义立场下强调经济自由、财产自由的观念。例如,《德国民法典》第823条,曾在起草过程中一度为损害“名誉”设定了金钱赔偿的民事责任,但最终却予以排除。“立法者的这一认识的深层次背景, 实际上是与当时盛行的经济自由主义的观点紧密相关的。这种观点认为,为了保证人的充分发展,特别是在经济方面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就不能对他的行动自由做过多的限制,包括他对他人评判的自由,即使这样有可能对他人的名誉造成损害”。[25]而作为对自由资本主义进行修正的社会主义理念,其在宪法中的确立构成了重新思考人格权保障的价值基础。

  

   1917年的苏俄宪法,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对社会经济生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工阶级提供生存保障是这部宪法的基本价值。而它对1919年德国的魏玛宪法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这两部宪法被认为是近代宪法和现代宪法的分水岭。[26]德国1949年《基本法》并未继承魏玛宪法中的社会权条款,但却在第20条和28条中规定了社会国原则。[27]社会国原则使立法者负有义务去建立“公正的社会秩序”。为此,立法者必须特别保护弱势群体,实现“为所有人提供有尊严的生活”的目标,并努力“使有产者和无产者的法律保护水平逐渐接近”,[28]以达到“社会平衡”。[29]社会国的理念是对自由资本主义所带来的负面后果的修正,其目标是为社会中的弱者,特别是经济上的弱势群体,提供平衡性的措施,使其在社会竞争中不至于无立足的基础,从而增加其自我发展的机会。

  

   社会国原则强调对经济上的弱者的辅助,由此首先影响的是民法的财产法领域。这突出体现在传统的“所有权绝对”观念的破除和“财产权应承担社会义务”观念的确立。财产权社会义务的基本含义是:财产权的行使,必须符合社会正义,必须有利于社会公共福祉的实现,也就是能够促进合乎人类尊严的人类生存的实现。[30]在这一理念下,借由《德国民法典》第903条财产权行使“不违反法律的规定或者妨碍第三人的权利”的规定,许多公法上对私人财产权的限制进入民法,对民法所有权的基本面貌产生了深刻影响。社会国原则或者说私法的社会责任理念对德国民法的影响不限于所有权领域。在合同法领域,借由《德国民法典》第241条第2款“债务关系可以依其内容使任何一方负有顾及另一方的权利、法益和利益的义务”以及第307条关于“一般交易条款的内容控制”等,对传统民法的契约自由原则进行了限缩。在侵权法领域,借由《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的“安全保障义务”和第826条的“善良风俗条款”,对私人科以了更多社会因素考量的义务。而在总则中,第134条的“违反法定禁止的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更使得公法上的社会性考量对民法产生了总体性的影响。在基本法时代的一些民法学家看来,社会国原则的重要性甚至可以与私法自治、信赖保护等民法基本原则相提并论。[31]

  

   此种社会主义观念当然也影响到了人格权法。正如基尔克所主张的:“今天私法的使命在于,在强者面前保护弱者,在个人的自私自利面前保护集体的福祉”。[32]进而他还批评了《德国民法典》仅仅重视人与人之间财产关系的取向,认为“若私法的任务仅存在于财产法中,则没有比这广泛传播的思想更危险的了。由于一切财产都仅仅是为了人的目的,且人格权位于一切财产法关系之上。同样,私法必须首先使用其可支配的手段来保障和保护各个自然人的人格;……必须由一个思维缜密的人法来组建该私法的特殊部分”。[33]基尔克对于人格权的重视,当然是出于维护共同体的目的。但他在主张确认一般性、普遍性的人格权之外,还主张确认“由某阶层所限定并塑造的人格权”,[34]这样的观点蕴含着保护社会中弱势阶层的意味。门格也认为,《德国民法典》对于有产者的财产权利进行了广泛而细致的保障,而相对于强者所具备的优势地位,那些只有社会中的弱者才会希望得到法律有效保护的人格利益,在《德国民法典》中得到的关注极少。[35]如前所述,《德国民法典》第823条将名誉排除在金钱赔偿的法益范围之外,是为了维护经济上的自由,而第824条对于“信用”的高度保护,也被认为是更有利于强者的规定。然而,在个人依据自己经济上的实力博弈的过程中,显然是社会中的弱者的人格更可能受到损害。因此,民法对于人格权的强化保护,实际上更多体现着保护社会弱者的价值立场。

  

   我国《宪法》第1条就规定了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原则是我国宪法第一项的基本原则。尽管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可以有多层次的理解,但维护社会正义、扶助社会弱者无疑是其坚硬的内核。如果说,我国《民法典》对人格权的加强保护,体现着宪法的精神,落实着宪法的要求,这不仅仅是对人权和人格尊严等基本权利的体现和落实,同时也是对宪法的社会主义原则的体现和落实。在我国现有关于民法人格权与宪法的关系的叙述中,这一点似乎被忽略了。当然,关注我国《民法典》的社会主义因素,同时也不可忽视宪法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36]和私有财产权以及其它自由权的规定,要意识到不同价值立场在民法典中的并立与调和。

  

   三、人格权编若干规范的宪法原理

  

   无论是作为“宪法实施法”[37]来落实宪法对于人权、人格尊严的保护,还是落实取向于社会平衡的宪法价值决定,民法人格权保障的勃兴都体现了公私法之间打破壁垒走向融合的趋势。离开前文在宏观层面的描述,回到《民法典》人格权编的具体规范,仍然能够体会到其中浓厚的公法色彩。这在主张民法典的私法纯粹性和体系自足性的学者看来或许难以接受,但在“政治国家—市民社会”的二分相对化,[38]现代宪法实际上取代了近代民法在法律体系建构中的中心地位的背景下,[39]这也可能是民法典体例和内容创新的必然选择。以破除“民法典不能包含公法规范”的眼光去审视民法典的人格权编,不难认识到其中的具体规范固然是调整个人之间关系的私法规范,但同时基于私法权利的社会关联性而可能具有公法规范的内涵,因而需要在宪法原理的笼罩下予以理解和适用。下面,就以民法典人格权编的若干条文为例,对其中的宪法原理予以说明。

  

   (一)基本权利放弃及其界限

  

   《民法典》第992条规定:人格权不得放弃、转让、继承。这一条涉及宪法上基本权利放弃(Grundrechtsverzicht)的原理。基本权利放弃是个人对其基本权利的一种处分,也就是个人允许他人(公法关系中主要指国家公权力)干预其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40]基本权利主体自愿许可国家侵害其基本权利,相应的其法律后果是,国家的干预基于个人的同意而阻却违宪。一般来说,宪法学理对基本权利放弃持肯定的态度。基本权利最重要的哲学基础是取向于“个人自决”的自由主义,既然权利是个人的,就应该允许个人处分其权利。德国学者也认为,《基本法》第2条第1款保护“人格的自由发展”,也应该包含个人以放弃自由的方式实现个人追求。[41]但在肯定基本权利放弃的合理性的同时,人们必须基于权利的性质、内容和被干预的程度来考虑基本权利放弃的界限。而对于人格权的放弃,必须遵循最为严格的标准。人格权具有人身专属性,这是其与财产权的重要区别。财产权通常具有非专属性,可以与权利主体发生分离。而人格权的人身性、伦理性本质决定了其与权利主体难以分割。如果人格权被一般性地、概括地放弃,必然导致人格缺损,甚至会威胁到人的主体地位,走向自由的自我否定。实际上,即使是财产权,也不允许一般性地、抽象地、概括性地放弃。例如,一个人在某次征收中放弃获得补偿的权利是被允许的,但如果其概括性放弃在未来对其一切财产的征收的补偿权,也无异于根本性地否定私有财产权。对于与人的主体性最密切相关的人格权,《民法典》作出禁止概括性放弃的规定,合乎基本权利放弃的宪法学理。[42]

  

   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在人格权编看到这样一些规定:“民事主体可以将自己的姓名、名称、肖像等许可他人使用,但是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根据其性质不得许可的除外”(第993条);“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权依法自主决定无偿捐献其人体细胞、人体组织、人体器官、遗体。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强迫、欺骗、利诱其捐献”(第1006条);“为研制新药、医疗器械或者发展新的预防和治疗方法,需要进行临床试验的,应当依法经相关主管部门批准并经伦理委员会审查同意,向受试者或者受试者的监护人告知试验目的、用途和可能产生的风险等详细情况,并经其书面同意”(第1008条第1款)。这些规定实际上意味着部分的人格利益是可以放弃的,但这并不与基本权利放弃的宪法原理相抵触。第993条实际上是第992条的一个例外条款,也就是在概括性禁止人格权放弃的原则下,允许民事主体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基于个人的自由意志,放弃特定范围的人格利益。同时第993条又以“根据其性质不得许可”的表述重申了人格权放弃的界限。而第1006和第1008条中被放弃的人格利益,与人的生命健康紧密联系,因此,放弃要遵循更为严格的标准,标准包括第1006条第2款和第1008条第1款要求的“书面形式”的同意,以及公法程序性质的风险告知、审查批准,等等。同时,作为对自身权利的处分,基本权利的放弃必须基于自愿和对后果的明确认识。[43]如果受到欺骗、蒙蔽,或者在特殊压力下作出承诺,都不能成立基本权利放弃。因而,基本权利放弃天然蕴含着对权利主体的行为能力的要求,限于篇幅,此处不赘。

  

   但是,如果从基本权利放弃的原理出发,第1006条的规定似乎有一个小的瑕疵,也就是未规定民事主体可撤回捐献决定。以“个人自决”为基础的权利放弃,应该允许基于自由意志的反悔,允许个人撤回其同意被干预的许可。第1006条所规定的是作为人格最核心内容的健康权益,对于尚未进行或者尚未完成的他人干预,个人应当可以要求停止,也就是撤回权利放弃。

  

   (二)基本权利限制和基本权利冲突

  

   如果从公法角度观察,人格权编中还有若干条文属于基本权利限制的规范或者协调基本权利冲突的规范。例如,“从事与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等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的,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不得危害人体健康,不得违背伦理道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第1009条),这体现了人格权编出于人格利益保障而对《宪法》第47条科研自由的限制,这是一个比较纯粹的公法规范。第1015条则是对姓名的自我决定权的限制,是对人格权行使自身的限制。对于基本权利限制的合宪性审查框架与标准,学界近年来探讨较多,此处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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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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