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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阳光:唐代灾害救济实效再探讨

更新时间:2020-07-10 22:05:15
作者: 毛阳光  
谓齐宗曰:‘公百姓不能救之,而使惠归一尉,岂不愧也!遽令释之。’”韩思彦巡察剑南,“会蜀大饥,开仓振民,然后以闻,玺书褒美。” 这种情况在唐墓志资料中也时常出现。如《张之辅墓志》记载其在沧州任上“属濒海水灾,连□粟贵。人负子,舟乘城。公以奏报历时,幼艾蒙袂。请以一身之罪,庶解万人之悬,乃开仓救之。飞章列之,优诏允纳,并赐衣一袭,迁太子詹事、柱国袭韩国公。”《李璀墓志铭》载,天宝年间,“复改东平郡矩野县令。岁凶,哀其鳏寡,发廪擅贷。朝廷贤汲黯之仁政,寝有司之简书”。类似的情况到唐后期还存在,上元元年(760),李皋摄行温州事,“岁俭,州有官粟数十万斛,皋欲行赈救,掾吏叩头乞候上旨,皋曰:‘夫人日不再食,当死,安暇禀命!若杀我一身,活数千人命,利莫大焉。’于是开仓尽散之,以擅贷之罪,飞章自劾。”文宗大和中,“狄兼谟为郑州刺史,属岁荒,百姓阻饥。以常平义仓粟二万二百石逐便赈给,讫事上闻。”

   而一些官员则身先士卒,亲自指挥部下和百姓抗灾、救灾。开元中,冀州暴雨,河流泛溢。刺史柳儒“躬自相视,大为堤防。”玄宗称赞他“而率彼吏人,具兹舟楫,拯救非一,式遏多方。夫家以宁,糇粮用济。其事甚美,雅副朕怀。”贞元八年江淮水灾时,泗州刺史张伾“聚邑老以访故,搴薪楗石以御之。其渐盛也,运心术以驭事,维舟编桴以载之,遂连轴促橹,敛邑之茕嫠老弱,州之库藏图籍,官府之器先置于远墅;军资甲楯士女马牛遽迁于水次,将健丁壮遏水之不可者,任便而自安,迨数日而计行矣。”水退之后,“公乃舍车而徒,弃輴而泥,弔亡恤存,绥复军郡。” 开成二年(837),河南蝗虫为灾,河南尹孙简“值飞螣起,公虑害我穑事,用诗之界火之义,遂令坑焚,去其大患,竟致丰稔。” 一些官员则高瞻远瞩,兴建工程防御灾害。元和初,高瑀为忠武军节度使,“比年水旱,人民荐饥。瑀召集州民,绕郭立堤塘一百八十里,蓄泄既均,人无饥年。”

   唐后期,由于政治、经济和军事格局上的巨大变化。尤其是两税法施行后,地方与中央政府分割赋税收入,而地方政府在灾害蠲免上也具有了一定的主动权,与中央共同承担灾害损失。地方官员在灾害救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赋税蠲免上,许多地方长官都根据地方财政的实际情况减免灾民的赋税中送使和留州部分。尤其是大量财政羡余被用来填补由于蠲免造成的财政的亏空。在赈济灾民方面,除了常平义仓赈济之外,地方官还使用地方财政中羡余之钱、杂用钱、军资粮储参与地方救灾。一些地方官甚至还拿出自己的俸禄来救济百姓。并且还雇佣灾民修造地方各种公共工程,来帮助他们度过灾荒。

   正是由于各级官员的努力,使得灾区地方百姓的生活和生产得到了及时的恢复,取得了较好的救灾效果。无论是唐前期还是唐后期,这种记载史不绝书。

   高祖时朔州刺史张俭“虽霜旱,劝百姓相振赡,免饥殍,州以完安。”

   武后时,瀛州乐寿县丞衡守直,“虽天灾流邑,而地力劝人,人用咸勤,饥而不害。”

   中宗神龙年间,“方河北饥,(肥乡令韦景骏)身巡闾里,劝人通有无,教导抚循,县民独免流散。”

   开元中,崔茂宗任亳州临涣县令,“属岁不登,人争去土,公劳安定,归者十七八,美声洋溢南河之上。”

   代宗大历中,马燧为怀州刺史,“其夏大旱,公以救灾沴莫若修教化,掩骨骼埋胔,蠲苛恤隐,使皆得其欲而无穷人。”

   德宗贞元年间,北方地区蝗灾严重。河中府“人艰吏急,政用大讹。”解县丞刘渭“约己以训穷,酌权以济事。由是犴谳咨公而决,赋敛待公而平,游谈者藉其声芳,莅政者效为程式。虽荐岁荒歉,而残人乐安。”尽管墓志铭中没有明确刘渭在灾区的具体行为,但是由于灾后举措得当,河中地方社会没有发生大的动荡。

   元和年间,婺州刺史王仲舒“时疫旱甚,人死亡且尽。公至,多方救活。天遂雨,疫定。比数年里闾完复。”

   崔玄亮任密州刺史时,“密民之冻馁者赈恤,疾疫者救疗之,胔骸未殡者命葬藏之,男女过时者趋嫁娶之,三月而政立,两年而化行。”

   宪宗时宣歙观察使路应,“逢水旱,喜贱出与人。岁熟,以其得收,常有赢利,故所在人不病饥,而官府蓄积。”

   穆宗时长庆年间,何抚任沔州刺史,“其始至沔也,时属旱歉,百姓艰食。随之以征敛,因之以流亡。公于是减租发廪,飞章上闻。免其征徭,削去烦冗。逋遁来复,乡闾以安,吏不忍欺,人无败业。”

   文宗时,李正卿为绵州刺史,“左绵灾,殍馑在野,公发仓庾加救药,人赖而济活。”

   令狐楚任天平军节度使时,“属连岁旱俭,人至相食,乐其惠化而无流亡者。”

   而河朔地区的藩镇也有积极救灾的记载,如幽州节度使刘济“比岁大旱,蝝蝗为灾,洁齐蔬菲,默以心祷,甘雨祁祁,嘉生大歉则振其仓廪,一方之人,蒙被惠和。”

   即使是到了唐末,政局动荡,一些地方官员仍旧注意安抚灾区百姓。如唐懿宗咸通十三年(872),湖南道州发生旱灾,灾民聚集为盗寇,地方政府“且起三州之兵以翦之。”此时新上任的道州刺史李当,“以书先谕而招之,洎到郡之日,则遣使以逆顺之理告之,祸福之门纳之,不莹尺刃而山贼革面,皆得保生生之福,耕于野而岁再稔。”

   笔者这里之所以不厌其烦的摘录各种文献以及石刻史料来列举以上情况,意在说明地方各级官员在地方救灾中的作用。

   各级官吏绝大多数都能够做到尽心尽力领导地方进行,尤其是在唐后期中央集权被削弱的情况下,地方官吏极大的发挥地方的主动性来指挥地方灾害救济活动。当然,从本质上说,唐代各级政府和官员主导的救灾活动,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护自己对地方的统治,从百姓那里获取长远的利益,其实行所谓“仁政”的物质基础也是从地方百姓那里搜刮来的,用于保存劳动者、恢复生产力。不过,由于各级政府和官吏及时、灵活地开展救灾活动,的确缓解了社会矛盾和危机,保障了灾民的基本生活,促进了灾区经济的恢复,维持了唐代地方社会秩序的基本稳定。

  

   三、唐代救灾史料中的负面记载分析

  

   然而,从唐代文献中有关灾害救济的史料记载来看:反映灾害救济中存在问题如匿灾不报、不予赈济和蠲免、救济不力、灾民大量死亡的记载也非常多,这也成为许多学者否定唐代灾害救济实效的主要依据。那么,怎样分析和看待这些负面记载呢?

   有学者指出:自然灾害也是对国家政权的稳定程度、行政效率、财力物力、吏治好坏等诸方面因素的综合考验。因此灾害救济本身就是一个涉及面非常广,过程复杂,环环相扣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很容易受到外来因素的干扰而影响其效果。从史书记载来看,反映灾害救济中问题的史料大多与以下几个方面有关,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灾害救济的效果主要受到以下几种因素的影响。

   (一)政治局势动荡影响救灾效果

   稳定的政治局面是灾害救济顺利开展的前提基础和有效保障。尤其是太宗、玄宗以及唐后期的宪宗统治时期,政局稳定,义仓粮储充实。加之应对措施得当,使得灾情并没有恶化,灾民生活和区域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同样,在政局动荡时期,救灾事业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而史料中救灾实效较差的记载多集中在以下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安史之乱后爆发后,唐政府忙于平乱,军费开支剧增,原来的义仓制度完全隳坏,自然无暇顾及荒政。地方遇到灾害,中央政府根本无力赈灾,百姓无法生存,只有揭竿而起。肃宗后期,江淮地区虽然自然灾害不断,唐政府却忙于对付安史叛军,横征暴敛,元载以“江淮虽经兵荒,其民比诸道犹有赀产,乃按籍举八年租调之违负及逋逃者,计其大数而征之。……或相聚山泽为盗贼,州县不能制。” 最终引发了袁晁、方清、陈庄等江南农民起义。之后又有大旱、大疫,独孤及在《弔道殣文》中记载了江淮地区的惨状:“辛丑岁(761)大旱,三吴饥甚,人相食。明年大疫,死者十七八,城郭邑居,为之空虚。而存者无食,亡者无棺。殡悲哀之送,大抵虽其父母、妻子,亦啖其肉而弃其骸于田野,由是道路积骨,相支撑枕籍者弥二千里,《春秋》已来不书”。这一时期,“县官处师旅饥馑之弊,宜穰灾于未然,既将不时赈恤,又苦之以杼轴。”

   而在德宗建中元年施行的两税法并没有设置类似唐前期义仓地税那样的专用救灾支出。陈明光指出:“建中元年确立两税三分制之际,是把救灾支出‘遗忘’于计划之外的,义仓遂因失去粮源而废弛了。”此时,唐前期形成的以义仓为中心,中央统一决策的救灾体制早已完全瘫痪。因此遇到自然灾害,无法再像唐前期那样动用义仓粮储进行救济活动。建中三年(782)四月,户部侍郎赵赞上言:“军兴已来,此事浸废,因循未齐,垂三十年。其间或因凶荒流散,馁死相食者,不可胜计。” 此奏所指虽为常平仓,实际上也是这一时期仓储制度隳坏的真实写照。尤其是德宗兴元、贞元初年,政局动荡,先后有“四镇之乱”与“泾原兵变”,唐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中央财政为军费与官俸耗去大半,捉襟见肘。故史书记载“贞元初,仍岁旱蝗,上以赋调为急。”兴元元年(784),北方地区又遭遇罕见的蝗灾:“蝗遍远近,草木无遗,惟不食稻,大饥,道馑相望。”当时,唐朝中央政府内外交困,“中外经费才支七旬”,虽然也命以江南上供米赐赈灾区,并派遣使臣宣慰灾区,但收效不大,无补于大局,史载“关东大饥,赋调不入,由是国用益窘,关中饥民蒸蝗虫而食之。” 正如宰相陆贽所言:“顷以寇戎为梗,师旅亟兴,惠恤之方,多所未暇。每遇阴阳愆候,年不顺成,官司所储,祗给军食。支计苟有所阙,犹须更取于人,人之凶荒,岂遑赈救?”而偏偏这一时期灾害频繁,“率计被其害者,每岁常不下一二十州。”贞元元年(785)十一月,德宗在《贞元元年南郊大赦天下制》中不得不承认:“关畿之内,连岁兴戎,荐属天灾,稼穑不稔,谷籴翔贵,烝黎困穷,仓廪空虚,莫之赈赡。每一兴念,悯然痛心。” 这一时期,如有灾歉,朝廷只能命令各州县随事优恤赈给,即使遭遇水旱,灾民还要缴纳租调;纵然农作物受损不收,还得据数折纳。中央政府所能做的,只是要求地方官吏不要额外加征。因此史料记载:“时以关辅亢沴,民穷为盗,不可止。” 此时由于政局动荡,朝廷财政困难,这对灾害的正常上报和赈给产生了很大影响。贞元十四年(798),大旱,百姓请求蠲免租赋,兴平令韩皋因为“府帑已空,内忧恐,奏不敢实。”

   另一个时期是在唐末,从懿宗咸通三年开始,河南、江淮等地水旱频仍。而许多地方官不能体恤救济百姓,如咸通八年(867)七月,怀州百姓向州府诉说旱情,刺史刘仁规不听,反而张榜禁止。百姓愤怒,遂作乱驱逐刘仁规。咸通十年(869)六月,陕州百姓驱逐了观察使崔荛,“荛以器韵自矜,不亲政事,民诉旱,荛指庭树曰:“此尚有叶,何旱之有!”杖之。民怒,故逐之。” 前引湖南永州新发现的摩崖石刻《述事文》记载,咸通十三年(872),道州“此岁阳九之灾,山民蚁聚为贼,且起三州之兵以翦之。”而这段时间频繁的民变反映出灾区百姓生活的困窘。

咸通十四年(873),关东旱灾。次年正月,翰林学士卢携上奏称:“臣窃见关东去年旱灾,自虢至海,麦才半收,秋稼几无,冬菜至少,贫者碾蓬实为面,蓄槐叶为齑,或更衰羸,亦难收拾。常年不稔,则散之临境;今所在皆饥,无所依投,坐守乡闾,待尽沟壑。其蠲免余税,实无可征,而州县以有上供及三司钱,督趣甚急,动加捶挞,虽彻屋伐木,雇妻鬻子,止可供所由酒食之费,未得至于府库也。或租税之外,更有他徭,朝廷傥不加抚存,百姓实无生计。乞敕州县,应所欠残税,并一切停征”。僖宗下敕采纳了他的意见,但“有司竟不能行,徒为空文而已”。朝廷的蠲免诏令成为一纸空文。因此史书这样记载:“乾符中,仍岁凶荒,(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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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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