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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同祖:我和社会史及法制史

更新时间:2020-07-10 21:46:01
作者: 瞿同祖  
然后在此基础上撰写论文。

  

   我利用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研究工作之便进修,选读了社会学系及人类学系几位著名教授的课程,有麦其弗(R. M. MacIver)的“社会变迁因素”、默顿 (R. K. Merton)的“社会结构与理论”、艾贝尔(Theodore Abel)的“欧洲社会学”、林德(R.S Lynd)的“美国权力结构”、利普斯特(S. M. Lipset)的“社会阶层之划分”、林顿(Ralph Linton)的“人类学”、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文化与人格”。加利福利尼大学人类学系名教授克罗伯(A. L. Kroeber)某年来哥伦比亚大学暑期开“人类学”一课,我也选听了。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时,于工作之余着手翻译《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 (1962年出版),英译本改名为“传统中国的法律与社会”,收入法国巴黎大学高等研究实用学院经济及社会科学部的《海外世界:过去和现在》丛书 (1961)。

  

   抗战时期图书缺乏。我在昆明撰写《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稿时,找不到《宋刑统》,是我书中一大缺点。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藏书丰富,英译本出版时才得以将《宋刑统》补入,弥补了这一缺憾。中华书局重印本付印时,我也借此机会补入《宋刑统》。

  

   1948年夏我应华盛顿大学之邀访问该校,为远东系教授及远东研究所人员作一关于“清代绅士”的学术报告,引起该校对绅士问题的重视。

  

   1954年费正清(J. K.Fairbank)等多名汉学教授发起并组织了一次关于中国思想史的讨论会。我应邀出席,提出一篇论文,题为“中国阶级结构与其意识形态”(英文),载于费正清编辑的《中国思想与制度》一书(1957)。1964年我文又收入拉特格斯(Rutgers)大学两位教授(忘其姓名)合编的《社会学与历史》一书,介绍我运用社会学观点研究历史的成就,作为一个范例。

  

   由于哥大中国历史研究室经费来源断绝,我于1953年离开该室。

  

   1955年费正清在哈佛大学成立东亚研究中心。友人杨联升教授为该中心委员会成员之一,推荐我去哈佛担任研究员,后兼任讲师。除与杨联升合开“地方志”外,又与法学院教授冯梅伦(Arthur von Mehren)合开“中国法律”一课。

  

   我撰写《清代地方政府》(英文)一书(1962年出版),指出州县官不谙吏治,职责繁重,主要依赖幕友执行各项任务。这些人是刑名、税收、公文及行政事务的专家,以“佐治”为职业。州县官的长随亦有一定的职责,参与公务的处理。我研究地方政府时,釆用政治社会学的观点,认为凡参与治理过程者都应包括在广义“政府”范围之内。除州县政府外,亦应研究绅士在地方行政上的作用。作为地方领袖,绅士不仅参与地方事务,并运用其势力,施加影响于地方官,左右政策之决定,甚至操纵并干涉地方官吏。劣绅则往往与贪官污吏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绅士与地方官吏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既有合作,又有矛盾;既互相依赖,又互相制约。

  

   我在哈佛任职时,为了进修,又旁听了社会系名教授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宗教社会学”和法学院教授索恩(S.E. Thorne)的“英国法制史”二课。选听后者的目的是想对研究不同国家法制史的观点和方法有所了解,能进行比较,或有助于我对中国法制史之研究。

  

   1962年荷兰(William Holland)教授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成立亚洲系,邀请我去该校任副教授,开“中国通史”一课,并讲授古汉语。

  

   哥大中国历史研究室关闭后,王毓铨和我的汉史文稿全部移交华盛顿大学。60年代该校拟出版我的原稿,与我商洽。约定由杜敬轲(Jack Dull)博士担任编辑,我利用课余时间,整理和修订原稿,于1965年回国前夕交卷。迟到1972年才以“汉代社会结构”(英文)的名义出版,那时我早已回国了。该书对家族、婚姻、妇女地位、社会阶级、豪族等专题分章进行讨论和分析。

  

   为了与家人团聚,并参加祖国社会主义事业之建设,我于1965年秋辞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职,经欧洲回国,由华侨事务委员会接待。当时已是“文革"前夕,无法为我联系工作。次年夏侨委要我回湖南原籍等候分配。1971年才安排我在湖南省文史馆学习。1976年我妻病故,女儿接我来京小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李新先生了解到我的情况,借调我去该所,编译《史迪威资料》(1978年出版)。1978年春调我来所任研究员。

  

   1980年8月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会议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行。中国历史学家代表团,以夏鼐先生为团长,出席会议。我为团员之一。同年9月社科院派我及历史所黄烈先生出席在瑞士苏黎世大学举行的第二十七届欧洲汉学会议。我于开幕式上宣读论文,题为“清代法律的延续性和演变”。英文原稿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卷第3期)。中文稿《清律的继承和变化》载《历史研究》(1980年第4期)。该文收入《中国法学文集》 (1984)。我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1984)写了“礼”和“服制”两个辞条。

  

   1983年香港大学举行“冯平山图书馆五十周年纪念学术讲座”。我应邀作一公开演讲,题为“法律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历史的考察”。次日当地各报均有报道。在港期间,除为中文及历史两系学生讲学外,并为港大师生用英语作一演讲,题为“清代司法”。

  

   1985年春应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高级学者交流计划的邀请,访美讲学,作了三次学术报告:在华盛顿大学的讲题为“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法律之发展”,在芝加哥大学的讲题为“法律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历史的考察”,在哈佛大学的讲题为“中国的服制”。后又访问哥伦比亚大学及普林斯顿大学,与两校教授多人交换意见。

  

   拙著《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问世后,博得好评。英译本及《清代地方政府》两书至今仍为美国各大学亚洲系的指定参考书。书中的一些观点为专家所引用,对美国汉学界有一定的影响。

  

   我才疏学浅,成就微不足道。拙著能不贻笑大方,便心满意足了。我一生治学得力于“勤奋”、“认真”四字。在昆明时生活和工作条件艰苦。敌机不时来袭,有警即匆匆挟稿而走,时作时辍,备受干扰。为了躲避空袭,在呈贡乡间住了一年。夜间以菜子油灯为照明工具,光线昏暗,不能写读。八时即就寝,于床上反复思考写作中所遇到的问题。有了腹稿,次晨便可奋笔直书了。

  

   在哥伦比亚大学译《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时,只能于工作、听课之余从事,时间有限,周末往往不休息。在哈佛大学担任研究工作时,该校中日文图书馆给我一把钥匙,常于夜间去书库查阅资料。

  

   顾炎武于其《日知录集释》引用明人谢肇淛的《五杂俎》,云户部十三司书吏皆为绍兴人。近人多引用顾书,以为此条可以解释何以幕友多为绍兴人。我查了《五杂俎》,发现原文为“吴越人”,并非“绍兴人”。这是“认真”的一微小收获,因此悟到做学问总要有一丝不苟的精神。谨以我的经验作为给中青年读者的赠言。

  

   1997年11月19日,时年八十七

本文责编:heyuan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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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家学与师承——著名学者谈治学门径》第二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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