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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飞力:改造与再改造:中国现代国家演进的根本性议程

更新时间:2020-07-10 21:41:27
作者: 孔飞力  
因此,毫不奇怪,二十年后当文人参与政治生活终于成为一条人们所强力鼓吹的原则时,它在实践中已经被一系列形式更为广泛的政治行动所超越了。根本性的转折出现于1895年春,当时,清廷刚刚同日本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精英阶层对此做出了愤怒的反应。从表面上看,似乎文人参与政治活动的原则很快便会得到实现了。从建制发展的角度来看,文人的反应采取了由参加会试者经由都察院上书的形式。这些上书者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学生”;他们都是来自各省的举人,是全国性精英阶层的成员——也就是魏源心目中有着合法性权利参与全国性政治活动的“文人中流”。来自十六省的数百名精英人物聚集在都察院门口,情绪激愤地上书请命。如果魏源还活着并亲眼看到这种情形的话,他一定会既极为惊讶又大喜过望的。

  

   但是,由康有为起草并经一千二百余名进京赶考的举人联署的“万言书”,其实际内容远远超出了魏源当年的想象。大众将通过选举产生代表,“不论已仕未仕,皆得充选”。当选代表将以“议郎”(这个词系“因用汉制”而来)的身份,轮班入值,“随时请对,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康有为认为,由此可以做到:

  

   上广皇上之圣聪,可坐一室而知四海;下合天下之心志,可同忧乐而忘公私。皇上举此经义,行此旷典,天下奔走鼓舞,能者竭力,富者纾财,共赞富强,君民同体,情谊交孚,中国一家,休戚与共。以之筹饷,何饷不筹?以之练兵,何兵不练?合四万万人之心以为心,天下莫强焉!

  

   上述言论给我们的感觉是,它们已经体现了属于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这是经由日本明治宪法而介绍到中国来的)。这种看法的出现,只有在国家面临着外来征服以及——用19世纪90年代这一帝国主义时代所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语言来说——亡国灭种的危难时刻,才是可以想象的。

  

   在这一关于国家的看法中,尤其令人振聋发聩的,是它在铲除不平等上的效果。中国人不论地位高低,国家都是他们的共同财产。这种观念,在结构上同那种关于文人们不管是否在官,都有着共同的、因而是平等的文化身份的旧观念,其实有着一脉相承之处。但是,如果两者之间有任何差别的话,那应当是所有人都是国家一员的观念。这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这是因为,这种地位是与生俱来的,而不是政府授予的。在非常实际的意义上,康有为这班人正在走出“文人中流”的圈子,而通过在19世纪90年代建立起来、已成为激进宣传活动中心的各种学会,实现对于广大文化精英人士的动员。他们的直接目标固然是各省参加过乡试的文人,但他们的出版物却接触到了更为广大的读者群;而他们的行动中所隐含的信息是,国家的问题,并不是一个仅仅应该由文人们来考虑的问题。

  

   然而,最具有煽动性的看法,是将外来征服者同国内暴君联系在一起。进入20世纪后,这种意见已经得到了广泛传播。让我们来读一下1903年由一位革命党人和一位君主立宪派人士所写下的几段文字。革命派邹容写道:

  

   数之民贼、独夫、大冠、巨盗,举众人所有而独有之,以为一家一姓之私产,而自尊曰君,曰皇帝,使天下之人无一平等,无一自由,甚至使成吉思汗、觉罗福临等,以游牧贱族,入主我中国,以羞我始祖黄帝于九原。

  

   立宪派梁启超则提出:

  

   同族之豪强者居而专也听之,异族之横暴者殄而夺也亦听之。如是,则人之所以为人之具,其涂地矣。……我国民仰治于人,数千年矣。

  

   在梁启超看来,“仰治于人”意味着民众受到并非建立在他们的普遍参与基础之上的强权的统治,而不管这种强权是国内的还是外来的。

  

   虽然说,关于文人参政的观念可能在梁启超和其他人的思想里起到过某种过渡性作用,但这种观念显然已经不适于用来对付19世纪90年代后期所出现的急迫情势了。梁启超和他的追随者们可能觉得,这种观念过于倚重于国家权力,也过于具有社会身份上的排他性,因而难以使之一般化,而为广大民众所接受。这种观念既不包括使得社会走向平等的含义,也不包括普遍公民权利的思想。尽管如此,梁启超关于政治参与的看法的基础,并不是个人权利,而是所有公民对于自己的社区自然而然地所应当负起的责任。

  

   本文选自《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注释从略。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该选文只做介绍相关研究和著作的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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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选自《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转引自 勿食我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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