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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明:民法典编纂中的若干争论问题 ——对梁慧星教授若干意见的几点回应

更新时间:2020-07-09 17:25:26
作者: 王利明 (进入专栏)  
在会议的主旨论坛开始后,梁慧星教授第一个发言,他一上来就说,我向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中央已决定不再搞人格权编了,没有采纳王利明的意见。与会者纷纷感到诧异,因为来了不少外宾。我个人认为,人格权是否入编,最终是由立法机关决定的事,梁慧星教授在这样一个场合仅凭个人的判断,就冒然宣布中央作出“人格权不会独立成编”的决定,难道妥当吗?事实上,从公开的文件及刚通过的《民法典》来看,中央确实并未作出梁慧星教授所说的“决定”。

  

   二、关于人格权单独设编是否有利于保护人权的问题

   在四川大学的公开讲座中,梁教授指出:“王利明教授主张人格权单独设编,主要理由是人格权的重要性。现在加上了另外一个理由,要通过人格权单独设编,把人权保护提到前所未有高度”。

   梁教授强烈批评我提出“把人权保护提到前所未有高度”,但他也没有引出我在什么地方提出这个观点,也没有指出我究竟是怎么讲的。在我印象中,梁教授邀请我参加在杭州举办的前述会议,在会上我确实提到过,制定人格权法有助于人权保护。后来,在法工委上次会议以后,法工委的一位退休的领导特别善意地提醒我,以后不要讲“人权”二字,只讲人格权,以免被人曲解。所以,在此之后,我也没有再讲制定人格权法有助于人权保护。但梁教授说我提出过“要通过人格权单独设编,把人权保护提到前所未有高度”这一观点,我也没必要否认,这很大程度上与党中央“人民利益至上”的执政理念也是一致的,也是《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体现。

   梁教授在四川大学的演讲中,针对这个问题对我提出强烈批评的理由有二:一是“民法典要把人权保护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个口号,隐含我国当下人权保护的现状很糟糕的意思。就此,梁教授还发出了“这符合不符合中国当下人权保护的现状呢?……所谓前所未有的高度,究竟是美国的高度,还是欧洲的高度?”这一质疑。梁教授认为这种观点“没有正确评估我们的国家现今人权保护的现状,无视中国人权保护所取得的重大进步,是不公正、不客观的,而且容易为别有用心的人、别有用心的势力所利用。”二是认为人权中根本没有人格权,他列举了 12 类基本人权 ,说根本没有人格权,因此,把人权保护提到前所未有高度,“纯属欺人之谈 !”“不是欺骗,便是无知。”梁教授的主要观点后来正式发表在一个学术刊物上。

   我至今都认为,即使我说过“把人权保护提到前所未有高度”,可能话说的有些满了,但恐怕很难说有什么大错误。对此,我做以下简要回应:

   第一,提出有利于保护人权就是别有用心吗?我国《宪法》第 33 条明确规定“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一条宪法原则,我们的各个法律部门都要落实宪法的精神和规定,人格权独立成编本身就是宪法这一原则的具体化。“尊重和保障人权”,绝不是西方提倡的或独有的,更不能把人权的概念就当成西方的、敌对势力的使用的概念。习总书记最近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充分认识颁布实施民法典重大意义,指出民法典对“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展”意义重大,我的理解,主要是指人格权独立成编强化了对人权的保护。

   第二,强化人格权保护难道不正是有力回击西方学者对我们的批评吗?我即使主张民法典有助于保障人权,也正是针对西方批评我国人权状况的有力回应。我记得在 1986 年《民法通则》颁布之后,我在国外不少学校交流、讲课时,曾经反复讲到过这样一个观点,中国几千年来不存在人格权这个观念,以至于“文革”的时候发生把人“戴高帽”“架飞机”、在脸上画叉叉、“剃阴阳头”等严重侵害人格权的行为,但当时一般人也没有认为这是对人格权的侵害,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概念。正是基于对“文革”期间侵害人格权暴行的反思,《民法通则》用9个条文规定了人身权,其中主要是对人格权的保护。至此之后,人们的名誉、肖像才受到法律保护,第一个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才开始进入法院,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就!这难道不是我国人权保障事业的巨大成就吗?我提出的这个观点,恰好积极回应了西方对我们的批评。

   第三,公法学界从不否认私法对人权的保障作用。我记得,有一次我参加前全国政协副主席、北京大学罗豪才教授主持的人权讨论会,当时,罗老师是中国人权学会的会长。会上,我专门讲到了人格权保护是我们人权保护的巨大成就,而且举出了一些在名誉、肖像、隐私保护方面的一些司法经验,与会的一些中外学者也都认为,这确实是我国人权保护的一个巨大进步。当时,罗豪才老师点评时,说我讲的这个问题很重要,过去我们将人权保护主要局限在公法领域,其实私法保护是人权保护的重要内容和方式。文革中造反派侵害人格权的例子就是深刻的教训。他当时邀请我担任中国人权学会常务理事,多从私法角度讲讲人权保障,我立刻表示接受。

   关于梁教授提出的第二个观点,即人权中根本没有人格权,把人权保护提到前所未有高度,“纯属欺人之谈 !”“不是欺骗,便是无知。”对此,我也作出简单的回应:虽然关于人权的概念存在不同的看法,中西方的理解也很不一样,但是,谁也不能否认生命、健康等权利是最基本的人权。梁教授列举了 12 类基本人权 , 说根本没有人格权。我不知道这个理论是从哪里找来的。从人权运动的发展史来看,第一代人权首先就是生命权。没有生命权,其他的人权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宪法、行政法等公法理论的基本共识是,生命权是第一位的人权。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讲,抗疫就是要生命至上,不惜一切代价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这就生动体现了生命权优先的价值理念。坚持生命至上,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人们的生命健康,这不是保障人权是什么呢?民法典人格权编强化对生命、健康、身体的优先保护,最初针对这三项权利,《民法通则》只是用一个条款规定,但立法机关用三个条款将其规定出来,就是为了宣示对这三项权利的重点保护。怎么能说人权中根本就没有人格权呢?怎么能说人格权保护有利于保障人权的观点“不是欺骗,便是无知”呢?

  

   三、关于规定对生命的合法自卫是否鼓励造反问题

   梁慧星教授在其发表反对人格权独立成编的很多讲演和文章中,包括在民法典审议通过前夕发布的“在《民法典》出台前,再次郑重建议删除人格权编”一文中,反复提及的一个观点就是,我在《人格权法研究》一书中有一段话:“生命维护权,一方面可以用于防御来自个人的不法侵害。另一方面也可以用于防御来自国家的不法侵害行为,以防止国家将个人生命用作实现国家目的的手段,尤其要防止国家对生命权作出不当的限制。”他将这个观点提升到了极为敏感的政治高度。他说:“按照王利明教授的主张,必须创设自卫权,用来防御来自国家的不法侵害行为,防止国家将个人生命用作实现国家目的的手段,防止国家对人民生命权作出不当的限制。这里所说的‘国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王利明教授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目的’,与中国人民的利益(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是对立的、冲突的!因此,才有必要创设一项新的权利即自卫权,用来对付国家、防御国家的不法侵害行为、防止国家将个人生命用作实现国家目的的手段、防止国家对人民生命权作不当的限制!”他进一步由此联想开来,说规定自卫权就是要颠覆国家,要像香港的“黑口罩”、法国的“黄马甲”那样上街打砸抢,是要鼓动造反,要颠覆国家,危害国家安全。在《民法典》表决前,梁慧星教授再次提出,自卫权是人格权编的核心,因此,他再次呼吁删除整个人格权编。

   为了澄清是非,我要将这个观点加以说明:

   1.我在《人格权法研究》一书中所提及的“自卫权”概念并非我本人所创造的,严格地说,不是我的观点,而是来源于宪法学者的研究成果,我在书中已经注明出处,这一结论来自于韩大元教授《生命权的宪法逻辑》一书,我专门与韩大元教授核对,他说,这一观点完全没有错,可以说是宪法学、行政法学等公法学者的普遍共识。

   2. 我引用宪法学者提出的合法自卫权概念,本身是在强调生命至上的理念,强调生命权在各项权利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按照康德伦理哲学的观点,没有理性的东西只具有一种相对的价值,只能作为手段,因此叫做物;而有理性的生灵叫做人,因为人以其本质即为目的本身,而不能仅仅作为手段来使用。康德“人是目的而非手段”的思想也成为尊重和保护人格尊严的哲学基础。生命价值高于一切,也得到了几乎所有学者的普遍认可。在论述生命权时,我提出不能把生命当成手段,也意在强调生命权的价值高于一切。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可以理解为:生命至上也是生命权至上,国家首先把人民生命权作为最高价值、最高目标,不惜一切代价拯救生命,不能把生命作为工具,为经济发展牺牲生命。学习总书记的讲话,我理解就是要防止国家将个人生命用作实现国家目的的手段,这究竟错在哪里?

   3. 我在《人格权法研究》一书中的论述,本身就是从学理层面进行的一般性阐述,并不是针对我们的国家,也不是针对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编生命权规则的解读。再说,如果不承认国家机关会不法侵害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我们怎么会有《国家赔偿法》,还有必要出台《行政诉讼法》等旨在限制公权的法律吗?

   另外,即使承认合法自卫权有何不可呢?作为一种权利的自卫权,当然是要合法行使的,最典型的自卫权不就是我国《民法通则》《刑法》《侵权责任法》早就承认的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这有何不可呢?将自卫权认为是“解放了的暴力,是放开手脚的暴力”这种说法有何根据?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包括自助行为,这些法律赋予人民自我保护的权利,和打砸抢等暴力违法犯罪活动有何关系?如果人民在遭受非法侵害时,连这样的制止和防止非法侵害的权利都没有,这还能体现我们民法典以人民为中心、更好地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立法精神和立法目的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自卫行为主要指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具有正当性,这一学术观点也是梁慧星教授一直支持的,在他的《民法总论》教科书中,至今也一直如此主张。

   4. 在这篇文章中,梁慧星教授说,保护行动自由就是“鼓励上街”。这一观点让人匪夷所思。众所周知,民法典中的行动自由是禁止通过非法拘禁等方式剥夺、限制他人的行动自由。对此,《民法典》第 1011 条已经规定得非常清楚了。而且,保护自然人的行动自由,不允许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也为我国《宪法》《刑法》等明确规定,怎么会与鼓动上街打砸抢联系在一起呢?

   此外,自卫权的承认与否根本不是人格权编的核心问题,更与人格权编是否独立无关。在最终颁布的民法典中,其第 1002 条、第 1003 条都是非常明确的规定:“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自然人的生命安全和生命尊严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权。”“自然人享有身体权。自然人的身体完整和行动自由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害他人的身体权。”由此可见,根本就没有梁慧星教授所批评的那些规定。事实上,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民法研究室的内部征求意见稿开始,就不曾在人格权部分规定过梁教授所解读的内容。

  

   四、关于所谓的“双重适用”问题

在人格权编争论中,梁慧星教授经常批评我的另一个理由,是认为人格权独立成编会导致“双重适用”。他说:“按照王利明教授的解释,法官裁判侵害人格权的侵权责任案件,必须先适用人格权编的某个条文,据以判断受害人应不应该受保护,加害人应不应该承担责任;再适用侵权责任编的某个条文,以决定怎样保护受害人,加害人应当承担什么样的侵权责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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