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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宁:中国大陆新世纪杜甫研究综述(2000-2018)

更新时间:2020-07-09 10:36:36
作者: 刘宁  
对杜诗文献学史进行梳理,选取了唐宋、金元明及清代不同时期最具文献价值的杜诗注本进行探讨,如宋吴若本《杜工部集》、赵次公《杜诗先后解》、元好问《杜诗学引》、卢世㴶《杜诗胥钞》与《读杜私言》、仇兆鳌《杜诗详注》等,揭示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杜诗学研究论稿》(与王新芳合著)、《杜诗文献学史研究》(与王新芳合著)两书,对杜诗文献学史上的重要问题做了丰富的钩稽考辨。

   关于杜诗学文献的综合性整理研究,还有胡可先《杜甫诗学引论》[14]。本书有四个部分:一、杜诗学通论,范围包括七个方面:1.杜诗的著录;2.杜诗的版本;3.杜诗的校勘;4.杜诗的注释;5.杜诗的史料;6.杜诗的评点;7.杜诗的文化(绘画、书法、石刻、戏曲、集句)。二、杜诗学史论,包括:1.杜诗渊源论;2.唐代杜诗传承论;3.论宋末的杜诗学;三、杜诗学专论,侧重于杜诗学的专题研究。四、杜诗学年表。对杜诗学发展过程加以考证,按年代编次。附录包括安史之乱中杜甫行经地名笺证,杜集善本目录。作者在参考周采泉《杜集书录》、郑庆笃等编著《杜诗书目提要》及中华书局出版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杜甫卷》的基础上,广泛搜集资料,论述颇为翔实。

   蔡锦芳著《杜诗版本及作品研究》[15]对郭知达《新刊校订集注杜诗》、钱谦益《钱注杜诗》、朱鹤龄《辑注杜工部集》、杨伦《杜诗镜铨》等重要文献进行了考辨。郝润华等著《杜诗与杜诗文献》[16],对宋元明清有代表性的杜诗文献做了详细的考察,论及宋代杜注伪王注、赵次公杜注、《九家集注杜诗》、《黄氏补注千家注纪年杜工部诗史》、《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杜律意筏》、《钱注杜诗》、朱鹤龄《辑注杜工部集》、黄生《杜诗说》等。书中还讨论了李梦阳对杜甫七律的追摹与创获、晚清诗人鲁一同对杜诗的接受与超越,都是杜诗学史较受忽视而又颇为重要的问题。刘重喜《明末清初杜诗学研究》[17]对明末清初杜诗的校勘、年谱和编年、笺注、技法、解意等五个方面的问题展开详细的论述。

   刘文纲《杜甫学史》[18]对历代杜甫批评家的见解进行了梳理,对重要的杜诗学文献进行了考辨,如郭知达《杜工部诗集注》、《黄氏补注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刘辰翁的杜诗评点、文天祥《集杜诗》二百首、单复《读杜愚得》、邵宝《杜少陵全集分类详注》、唐元竑《杜诗捃》、胡震亨《杜诗通》、卢世㴶《杜诗胥钞》、朱鹤龄《杜诗辑注》、卢元昌《杜诗阐》、张溍《杜诗注解》、吴见思《杜诗论文》,书中皆有论列。

   在杜诗文献的专书研究方面,郝润华《<钱注杜诗>与诗史互证方法》[19]、李爽《钱注杜诗研究》[20]、陈茝珊《<钱笺杜诗>研究》[21]、吴淑玲《<杜诗详注>研究》[22]值得关注。《<钱注杜诗>与诗史互证方法》,周勋初在此书序言中指出:“前人注杜,虽名著甚多,而以钱谦益的贡献为大,因为他将古来以史证诗和以诗证史的方法系统化了,形成了一种较为完整的诗史互证的体系,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润华以此为研究对象,对中国学术史上的这一特殊现象作了深入的探讨,将这一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作了系统归纳和阐发,并对这种方法的意义作了多方面的考察。”[23]全书对钱注“诗史互证”方法的创新性、内在阐释结构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和当代意义,做了系统的梳理和思考。陈茝珊《<钱笺杜诗>研究》,讨论了《钱笺》的版本体例、宋元明清杜诗注本的流变,对钱笺如何发扬诗史互证法做了更细致的讨论。李爽《钱注杜诗研究》认为钱氏对《洗兵马》1600多字的笺注可为全部笺注之纲,李著对《钱注杜诗》中涉及诗史互证的笺注,包括相关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典章职官、典故词语、修辞手法都做了详细的考辨,得出这些笺注与唐史符合率约为百分之九十,不符合率仅为百分之十,因此钱笺“开启了对杜甫微言政治抒情诗的深度系统解读,是中国微言诗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24]。其中微言政治抒情诗的概念,源自邓小军《魏晋宋微言政治抒情诗之演进——以曹植、阮籍、陶渊明为中心》。[25]吴淑玲《<杜诗详注>研究》[26]对《杜诗详注》注杜的指导思想、批评方法、取得的成就、存在的失误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全面梳理了仇氏的诗学批评思想及其对杜诗注释的影响。

   专书研究之外,一些重要的杜诗学文献也得到整理和研究,例如张忠纲编著《杜甫诗话六种校注》[27]收录宋方深道辑《诸家老杜诗评》、宋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话》、清刘凤诰《杜工部诗话》、清潘德舆《养一斋李杜诗话》、蒋瑞藻《续杜工部诗话》、张忠纲编注《新编渔洋杜诗话》等诗话著作。韩成武等点校《杜工部诗集辑注》[28]。

   刘文刚《郭知达<杜工部诗集注>考论》[29]、李伟《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版本辨疑》[30]、彭燕《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师古注”考》[31]、彭燕《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述评》[32],沈时蓉、庾光蓉《卢世㴶<读杜私言>发微》[33]、郝润华《朱鹤龄<辑注杜工部集>略论》[34]、周兴陆《从杜诗接受史考察黄生<杜诗说>》[35]都对所讨论的文献作了深入梳理考辨。聂巧平《赵次公<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的编年诠释及其历史价值》[36]认为南宋初赵次公《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的编年笺注既是杜诗学史上“以史证诗”、“以诗证史”的开山之作,也在实践上为后世“诗史互证”阐释学观念的产生与这一研究方法广泛运用于诗文诠释准备了充分条件。陈尚君、王欣悦《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版本流传考》[37]通过对所见各版本的比对,整理蔡笺从50卷本到40卷本的演变过程,重新认定40卷本系统的价值及黎庶昌刊刻“《古逸丛书》本”的意义。李小华《宋代杜诗编年考论》[38]梳理了宋代杜诗编年的演变过程。

   曾绍皇《论杜甫陇右诗的清人未刊评点》[39]以数十家杜甫“陇右诗”的清人未刊评点为对象,具体剖析了杜甫陇右诗清人未刊评点的历史贡献。曾绍皇《明清杜诗手批本书目著录的辑补与辨正》[40]辑录43种《杜集书录》未曾著录之杜诗手批本,对诸家杜集书目误录杜诗手批本的情况进行了辨正。

   三、文献研究的成果集成及未来发展方向

   新世纪在对杜诗学文献及杜诗研究成果的全面总结方面,也有重要收获,以《杜集叙录》[41]《杜甫大词典》[42]为代表。

   张忠纲、赵睿才、纂维、孙微编撰《杜集叙录》收录杜集文献1216种;1986年问世的郑庆笃、焦裕银、张忠纲、冯建国《杜集书目提要》收录知见及著录书目600余种;周采泉《杜集书录》收录达1200余种(实际二书收录书目数量相近,只是收录标准和体例不同);《杜集叙录》收录杜集文献1216种,唐五代14种、宋代124种、金元28种、明代171种、清代416种、现当代350种、国外158种。包括中国和国外(欧美、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区和国家),体裁上包括有关杜甫诗文的全集、选集、评注本、研究著作、文艺作品(包括集杜、和杜、拟杜,以及传奇、杂剧、小说、电影)、港台硕博士论文等。编纂中尽量秉持亲见原书的原则,最大限度避免讹误,考订精细。

   《杜甫大辞典》按作品提要(包括诗文)、名句解析、语词成语、家世交游、地名名胜、版本著作、研究学者七大类编排,计收词目七千六百八十余条。辞典正文前为《凡例》《目录》,而正文后又有《附录》与《笔画索引》,其中《附录》收入张忠纲编《杜甫年表》、杨广才编《杜甫研究报刊论文索引(1909—2003)》。王士菁编《杜甫词典》[43]收有词条1327条,侧重杜诗典章、文物、制度、历史人物和事件、山川、草木、飞禽、走兽、语言文字等。

   杜甫文献研究未来进一步的发展方向,首先是杜甫研究资料汇编唐宋部之外的辑录,冀勤《金元明人论杜甫》[44]对金元明三朝文人著作中有关杜甫的研究资料做了辑录,对辑录编排体例皆有深入的思考。目前中华书局正在委托刘明华主持进一步的辑录工作。

   杜诗学史的编写,张忠纲主持并亲自撰写“唐、五代编”,梁桂芳撰“两宋编”,綦维“金元编”“明代编”,孙微“清代编”,赵睿才“现当代编”。完成后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对出土文献、碑志的利用,胡可先《出土碑志与杜甫研究》[45]提示新出土的碑志当中,直接和间接涉及杜甫其人其诗者不下于20方,这些资料,为探讨杜甫的家世生平、交游经历,解读杜甫的诗歌作品,提供了切实的依据,需要引起高度重视。胡可先《杜甫叔父杜并墓志铭笺证》[46]就利用1919年出土的杜甫叔父《杜并墓志铭》对杜甫家世多有补证。这方面的工作还大有可为。

   文献研究方面的博士论文有范伟军《黄生及其<杜诗说>研究》(安徽大学,2006)、曾绍皇《杜诗未刊评点的整理与研究》(复旦大学,2010)、彭燕《宋代巴蜀杜诗学文献研究》(四川大学,2012)、王欣悦《南宋杜注传本研究》(复旦大学,2013)、熊言安《杜诗批点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14)。

  

   第二节 生平交游行迹研究

  

   对杜甫生平交游的研究,是20世纪的研究热点,学界围绕杜甫的生卒年、父系、母系与妻室、李杜交游、行踪、由华州至秦州、离蜀、南下湖湘、卒地与卒因等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47]新世纪学界对上述问题,仍有进一步的关注。新世纪文学史研究更趋深细、地域文化研究日益兴起,这些新的学术趋向对杜甫研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学者更多地着眼于交游和行迹的考察,杜甫交游研究和行迹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极大的拓展。

   一、生平研究的新推进

   关于杜甫生卒问题,杨经华《“南窑湾”“康店”之争——杜甫诞生地的历史真相》[48],吴淑玲、康靖、樊纯轩《杜甫诞生巩义康店龙窝沟考》[49],认为杜甫出生于巩义“康店”而非传统所认为的“南窑湾”。杜甫的卒葬问题,20世纪关注者多,但尚无定论。萧涤非主张杜甫“病死在由长沙到岳阳的洞庭湖上”(《杜甫研究》再版前言)。傅光《杜甫研究(卒葬卷)》[50]全面论述了杜甫的卒葬问题,认为杜甫于大历五年夏卒于耒阳。莫砺锋《重论杜甫卒于大历五年冬——与傅光先生商榷》[51],赞同杜甫卒于大历五年冬。新世纪以来,霍松林《杜甫卒年新说质疑》[52]仍然认为卒于大历五年冬比较合理。王辉斌反驳了傅光的意见。[53]李定广《杜甫大历五年夏卒葬耒阳考实》[54]依据唐五代至宋初人祭拜杜甫墓者全在耒阳,绝无一诗一文涉及岳阳;北宋至明代人均曾为核实杜甫墓而进行过实地考察,证实唐宋元明四朝岳阳无杜甫墓。杜甫大历五年夏五月卒葬耒阳应是事实。

关于杜甫的妻室问题,据元稹《杜君墓系铭》载,杜甫妻子为司农少卿杨怡女,享年49岁,不少研究者认为,杨氏之卒当在杜甫之后,杜、杨结褵在开元二十九年,时杜甫30岁,杨氏19岁。王辉斌《杜甫妻室问题索隐》[55]则认为杨氏早于杜甫去世,其后杜甫又与夔州当地的一位少妇再婚。这一观点被陈冠明、孙愫婷《杜甫亲眷交游行年考(外一种 杜甫亲眷交游年表)》[56]等采纳,但也受到很多质疑。孙微《诗圣杜甫家室问题考辨——与王辉斌先生商榷》[57]针对王氏再娶说进行反驳,认为王氏认为杨氏早卒的几点证据皆难以成立,而仅凭杜诗“山妻”“卓女”等意象,即论证其再娶,亦无说服力。谭庄《杜甫妻室问题辨正》[58]对孙氏之论有进一步补充。陈道贵《杜甫续娶“山妻”说辨疑》[59],认为杜甫续娶的立论之基有三点:《促织》诗“去妻”问题,《孟仓曹步趾领新酒酱二物满器见遗老夫》诗之“山妻”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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