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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范:风骨意境遗后世——恭读旭麓师《浮想录》

更新时间:2020-07-08 17:16:15
作者: 王家范  

   《浮想录》虽然是以个人思索随感随记的形式出现, 没有通常那种称之为“历史哲学”大而无当的构架和语词的艰深晦涩, 却成了足以代表20世纪后半期中国本土历史哲学的标志性专著。无处不在的那种现代中国一代史家经精神炼狱熬制出来的思辨震撼力和深刻性, 时间愈久将愈凸显其光彩。

   关键词:陈旭麓; 《浮想录》; 历史哲学;

  

   岁月蹉跎, 距先生遽然离世已十载, 还没有写出像样一点的纪念文字呈献给老师, 负疚深重。

   大学读书时, 我最喜欢的是中国近代史。但旭麓师那时已专授研究生, 一直没有福分直接聆听老师的授业。工作后, 老师不在系上, 又专业相隔, 与先生的过从不多, 记得与老师第一次真正的长谈, 是陪着天佑 (1)到老师临时工作的办公室, 就在徐家汇原来的历史所楼上。那时距粉碎“四人帮”大约还差四五个月, 正在放映一部关于鲁迅的纪录片。大家知道, 天佑与先生私谊极深, 又同被关进过“牛棚”, 患难与共, 所以谈话也就无所禁忌, 属于那个年代不多却也间或有之的“私人密谈”———相互间绝对信赖, “唯天知、你知、我知”一类的朋友间的聊天。谈话是从鲁迅的话题说开去的, 很多内容已记不甚清楚了, 给我的印象是先生对“四人帮”颇多不满, 似乎也预感到“风雨”将至。谈话中, 先生心情沉重地两次重复了鲁迅的话:“不在沉默中爆发, 就在沉默中灭亡。”先生指的是那时人人噤不能语、“万马齐喑”的时局。这情景一直保留在我的记忆中永不能忘怀。天佑过世后, 老师在师大的孤寂更深, 有时晚上会从二村跑到一村我局促的家里;实在过意不去, 我往先生家里跑得也比过去勤快多了。后来, 我酝酿着想做“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课题, 找过先生。老师鼓励可以尝试, 并慨允“书成后, 我帮你写序”, 现在已成了永久的遗憾。

   记得有一次, 我和先生同去太仓参观。傍晚, 踏着小镇特有的碎石路散步, 说着说着, 我突然发问:“陈先生 (我和天佑一直是这样称呼老师的) , 我搞古代史那么多年, 越想越觉得:中国靠自己是走不出中世纪的, 不知道是不是我学糊涂了?”寻思了一会儿, 老师没有批评我, 却说道:“我看, 中国不是走出中世纪的, 而是被轰出中世纪的。”那一个晚上, 我没有睡好, 一直在想着老师的“一字之改”。这一件事情, 后来在先生的《浮想录》中有所记录, 这就是现在《陈旭麓文集》所编的“1988年, 584条” (1) , 并且才得知, 过后先生在“619条”又补充了一段:“16世纪后期的中国就有走出中世纪的现象。然而走不出, 直到别人的大炮打来才被轰出中世纪。” (2) 老师的这一指拨, 很像是禅师入门之径的点化, 顿觉豁然而开朗。现今我正沿着老师指引的方向一步步走去, 我们却再也不能会聚在先生席前, 燃烟品茗, 谈天说地了。望风怀想, 能不依依?

   “文革”之后, 老师的才思如泉涌, 像是一口永远打不尽的井 (正如《浮想录》中一位朋友说的, 那时老师“好像有使不完的劲”, 先生却答曰:“春蚕到死丝方尽”) , 妙文迭出, 目不暇接, 每有深刻之论出焉, 学生辈争相传告, 情景历历在目。先生过世后, 《文集》陆续整理出版, 特别是生前绝不示人的《浮想录》正式面世, 使我们第一次真正有机会全面进入先生的精神世界, 得窥全境。其中, 我看得最多的是《浮想录》;业务遇到卡壳时, 首先想到求救的也是《浮想录》。据我个人的体会, 先生关于近代史的通论、专论固然珍贵, 但必得时时对照着《浮想录》互读, 方有可能领悟先生学术内在的意境和它们寄兴深微的真义。我相信随着学界阅读的深入, 将会发现《浮想录》虽然是以个人思索随感随记的形式出现, 没有通常那种称之为“历史哲学”大而无当的构架和语词的艰深晦涩, 却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成了足以称之为代表20世纪中国本土历史哲学的标志性专著, 它无处不在的那种现代中国一代史家经精神炼狱熬制出来的思辨震撼力和深刻性, 时间愈久将愈凸显其光彩。

  

   一“通”:意与境的兼得

  

   先生在《浮想录》里说:“要让历史自己说话, 但历史学家还要说出历史没有说出的话。” (1982/158) (3) 我觉得这对所有将要进入历史学的人, 很像是“入门须知”;而对已经入了大门的人, 甜酸苦辣尽在其中, 唯有境中人方知其意味之深远。显然, 先生有感于史学现状, 对时弊的针砭尽在不言中, 20世纪中国史学占主流地位的是科学主义。不只建国后我们信奉科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当年傅斯年所倡导的“史学就是史料学”, 也推崇自然科学式的研究方法, 总言之, 均可称“科学主义”。科学主义歪用的结果, 精神偏移, 不是竞以陈述历史细节争胜, 便是以公理公式演绎历史, 前者以为“只能让历史自己说话”, 史料横陈, 结果活生生的历史被分解成碎块断片, 历史学成了机械的肢体解剖;后者实际上是代替历史“说自己的话”, 却偏要说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结果历史成了血肉全无的骷髅, 意识形态注释的工具。前者, 最近读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70周年纪念文集》, 多少也有这类印象。该所荟萃20世纪史学精英, 但最有的成绩都以史料 (包括地下史料) 梳理阐释见长, 专题、断代研究擅胜, 通史、通论似不在他们的视野之内, 庆贺之余, 总有几分憾意。高兴的是, 此中亦有独醒鹤立者, 这就是曾任台大历史系系主任的沈刚伯先生, 沈先生与主坛史语所的傅斯年先生为挚友, 其史学主张却与傅“和而不同”。他认为史学的内在理路应该是讲“通”与“变”, 其外缘则是讲意义和作用, 大声疾呼:“我们大都抱着鉴往知来的目的去读历史, 一逢世变, 便想从历史中探寻世变之由;求之不得, 自然就不满意于现有的史书, 而要求重新写过。于是乎每一个新时代必有好些根据其时代精神所改修过的新史书。” (4) 他强调:“历史所研究的过去不是死了的过去, 而是在某种意义上, 仍然活到现在的过去, 史家应挟其时代之精神和问题去搜罗古人陈事, 把它们融化在心灵中;历史就理论上讲, 应该是整体的, 因为没有古就没有今, 没有过去就没有未来, 所以严格而论, 只有通史才是真正的历史。” (5)

   虽有一海之隔, 海峡两岸的学者所想何其相似乃尔?这也印证了老师所思, 确实体现了时代的精神, 先生在《浮想录》中一再申述:“历史学看来是探索过去, 实际上应该是为了现在与未来, 那些食古不化的人, 永远只知道历史就是历史。” (1977/16) (1) “没有未来, 谁去写历史?写历史都是为了现在与未来。” (1987/546) (2) 与沈先生不同, 更令老师有切肤之痛的是后一种“科学主义”, 故特为痛陈:“本质深藏于现象之中, 人们看到的首先是现象, 认识本质则要对现象进行深入的探索, 历史学家首先是捉住现象、描写现象, 从而透露出本质来, 或者让读者去探索本质, 如果历史学家不去捉住现象, 空谈本质, 也就失去了历史学家自身的基本任务。” (1978/37) (3) “只顾写历史的逻辑, 不问逻辑是否合乎历史, 所以历史书多公式化。” (1985/299) (4)

   老师的这层立意极端重要:历史学应该由“现在”的问题出发, 去追溯“过去”, 打通“未来”, 并且说“政治家看到的是地平线上的东西, 哲学家看到了地平线以外的东西, 历史学家记下了地平线上的东西, 但要把视野从地平线引向地平线以外。” (1978/26) (5) 我想“历史学家还要说出历史没有说出的话”, 最吃紧的, 是历史学内在的理路必须讲求“通”, 就像老师所说:“‘智以藏往, 神以知来’ (易经语) 是著史的旨趣。没有‘智’ (史学) 不能‘藏往’, 没有‘神’ (史识) 不能知来, 两者俱失之的史是断烂朝报。” (1985/248) (6) 我理会老师的意思, 治史的理想境界是能像《易经》所说, “方以智, 圆而神”, 即使论一时、一人, 也能入乎其内, 出乎其外, “从地平线引向地平线以外”, 获得一种对历史, 对人生, 对世界的通感。这才是真正的历史学, 而非断烂朝报、纪事本末。

   “通”为历史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向为我国史学前贤所共识。太史公首倡治史必“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并说这是“非好学深思, 心知其意”者所能达到的境界, “固难为浅见寡闻 (者) 道也”。吕诚之先生也曾多次感叹“通人之难得”, “读书之人百, 通者无一焉”, 可见“通”确是一种至难的高度。吕先生的《白话中国通史》, 当年顾颉刚先生曾赞誉“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半个多世纪后, 丽娃河畔再显风光:陈旭麓先生以《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开出了“中国近代通史”的新天地, 诚之先生倡导以“理乱兴亡”和“典章制度”两大板块构架“中国古代通史”, 而“典章制度”的探赜索隐尤见功力, 至今仍无出其右。旭麓师则将此两者浑然融通于百年大变动的时代, 以“新陈代谢“四字, 尽显近代中国理乱、制度之种种嬗蜕变迁的独有情韵, 其真见解、真精神, 读此书者无不为之动容, 回味无穷。同作为他们的晚辈和学生, 我想公允地说, 就思辨的广度、深度而言, 旭麓师是大大超过了诚之先生的。此乃是因为时代的风云际会所使然, 不可苛责于诚之先生, 是诚之先生所没有经历的时代成就了旭麓老师。但我觉得还必须补充一句, 时代的洗礼, 亦并非所有人都像先生那样能够结出思辨的硕果 (这一点不用我多举实例) 。我以为, 惟有具时代赤子之苦心, 以炼狱般的精神冥思神会, 反复咀嚼善善恶恶, 是是非非, 方能独步时代, 文末还会论及, 暂且打住。

   说到“通”之难, 我们这些史学后辈都有深切体验。原因多多。首先必须通博备于一身。博是通的基础, 博而后方能通约。综观诸大家, 能有通识者, 除家学渊源, 智商特异外, 下面三个条件也是不可或缺的:心力之专致, 阅历之凝练, 智慧之风发, 方可接近这种学问最高而至难的境界———谓之“通”。只博而不能返约, 几等于一架大书柜。书柜式的学者多, 有通识者少。准此, 我想旭麓老师应该是当之无愧的。然又何谓“通”呢?借用王国维先生《人间词话》所说, 出其意境者始谓之“通”, 静安先生说:“文学之事, 其内足以摅己, 其外足以感人者, 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 其次或以境胜, 或以意胜。苟缺其一, 不足以言文学。” (《人间词乙稿序》) 其实史学也何尝不是如此。本世纪史学, 冯友兰、钱穆均称有信古、考古、释古三派, 其中信古一派, 二先生均不取, 若以上面说的意境而分, 一为致力于历史的抽象 (抽象的程度可以不一样) , 以“释古”擅胜, 犹之于文学的“写意”;一为专攻描述具体的历史, 以“考古” (包括传世的与地下发掘的) 争长, 可比之于文学的“写实”, 然而, 所谓“大家”, 大抵都能意与境兼得, 只是各有所长。“通”的最高目标, 应是二者浑然一体;所造之境合乎历史之自然, 所写之意则凸显历史之真义, 圆融自如而无所隔, 能达此境界者, 是谓“大师”。我个人认为, 20世纪“中国古代通史”中最值得称道的当数吕、钱二家, 其中诚之先生的《吕著中国通史》, 以写境取胜, 梳理古代制度演进脉络独占鳌头;而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则特擅写意, 以其凸显的“中国历史精神”, 感动过抗战前后一代青年 (据严耕望先生所述, 这里暂不论其内涵是否妥贴) 。假若欲求意与境并茂者, 不才以为吕、钱二家尚不足当之, 唯寅恪先生能之, 读其隋唐史诸论稿, 即可体会一二, 惜乎胎死腹中, 不得而观。

  

   二新陈代谢:“中国近代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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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heyuan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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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8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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