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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东岭:易代之际诗学研究的文献问题

更新时间:2020-07-08 10:31:58
作者: 左东岭  
可谓任重而道远。

   另有更多也更复杂的问题乃是同时代人作品的真伪混杂问题。那些尚未引起重视的诗文别集暂且不说,就拿元明之际最为著名的吴中四杰来说,他们可能是研究此一时期诗歌创作绕不开的作家群体,但目前对其文献的整理考辨还难言理想。高启是学界研究用力最大的作家,但对其别集的版本系统及流传状况依然眉目不清。比如同名的《缶鸣集》共有三个不同时期的本子,而且内容、性质区别甚大,可许多人在使用时却并不加以区别,近来何宗美教授曾花功夫做过一些梳理,对此颇有推进⑩。问题更大的是张羽的《静居集》,其版本源流与作品收录简直就是一笔糊涂账。先说作品误收问题。在张羽研究中,学界早就发现其中混杂了元代一位和尚释英的大量诗歌作品,杨镰先生就指出,张羽的诗集中混入大量释英诗作,经其比对结果是:“《静居集》存诗725首,95首重见于释英《白云集》;而《白云集》三卷本,存诗仅102首,除最初三首及接近结尾的三首,几乎整集与《静居集》共有!”(11)但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因为这其中不仅存在着《静居集》和《静庵集》的版本关系问题,而且还存在《白云集》不同版本的问题。现存释英《白云集》有知不足斋本、四库全书本、武林往哲遗著本、日本应安七年刻本等,于是也就有了《静居集》误收释英诗作95、113、80和104首的不同说法,近来汤志波由于在日本看到了和刻本《白云集》,并对各本进行了认真比对,发现和刻本不仅收录150首为最多,而且《静居集》所误收的释英诗作均见于《白云集》,因而得出了144首的新结论,这才算把误收的数量基本弄清楚了(12)。下一步的工作应该是剔除释英诗作,对比《静居集》与《静庵集》的文字异同,再参校各种不同版本,整理出一个比较完善的本子,然后对张羽的诗歌体貌及成就的研究,才算有了比较可靠的文本依据。就此而言,元明易代之际诗学研究的文献考察,显然还在起步阶段,其工作可谓任重而道远。

   同时对现存作品的全面整理与考辨,以保证研究文献的可靠性也至关重要。如何划分易代之际的诗文作家,历来都有着见仁见智的不同理解。比如宋濂与戴良同属于金华学派的主要代表学者与作家,同出于黄溍之门,又一同经历了元明易代之变,但宋濂被归之为明朝开国文臣之首,而戴良却被定性为元朝之遗民。其实,戴良(1317-1383)不仅比宋濂(1310-1381)小七岁,而且比宋濂晚谢世两年。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的历史判断,原因很清楚,那就是宋濂早在元至正十九年就归顺了朱明政权,并最终成为明朝廷的翰林学士承旨这样的重臣,而戴良则始终不肯屈服归顺新朝,因而二人的朝代归属也就基本为历史学界与文学史界所认可。但有的作家就颇费思量并存有争议,比如关于《屏岩小稿》到底归之于宋代还是归之于元代的问题,迄今尚无定论。该书最早见于《文渊阁四库全书》,《四库提要》曰:“观光字直夫,东阳人。其始末未详。集中有《和仇山村九日吟》,而《晚春即事》诗中有‘杜鹃亡国恨,归鹤故乡情’句,盖宋末元初人。又有《甲子岁旦》诗。考景定五年为甲子,元泰定元年亦为甲子。诗中有‘岁换上元新甲子’句,以历家三元之次推之,上元甲子当属泰定。观其《除夕即事》中称‘明朝年八十’,则得寿颇长,其时犹相及也。诗多穷途之感,盖不遇之士。惟《赠谈命姚月壶》诗,有‘试把五行推测看,广文官冷几时春’句,其殆曾为学官欤?”(13)四库馆臣之所以将张观光列为元人,显然是根据他入元时间很长和曾担任元代官职这两条所作出的认定。民国初年胡宗楙将其收入《续金华丛书》中,并撰跋语曰:“《屏岩小稿》者,元张观光之所著也。观光字直夫,东阳人,郡志、邑志均未载,四库则已著录,称其始末未详。考其诗,定为宋末元初时人,曾为学官,得寿颇长,并称其吐属婉秀,以吟咏擅名云云。余按《吴礼部集》卷十四有《张屏岩文集序》,言屏岩当宋季年,以《诗》义为浙士第一,入太学,才二十有六岁。中朝例授诸生官,独以亲老丐归,得婺学教授。杜门深居,沉潜经籍,所著述皆本性情义理,粹然一出于正。廑以诗人目之,殆未深知屏岩之行实耳。是编有诗无文,故名《屏岩小稿》。”(14)胡宗楙的贡献在于他在《四库提要》的基础上,又发现了吴师道的《张屏岩文集序》,大致弄清了张观光的在世时间,因此后来杨讷在编撰《元史研究资料汇编》时,就将《屏岩小稿》一并收入,而且用的就是《金华丛书》本,至此问题似乎已经得到了解决。其实不然,杨镰所编《全元诗》依然未收张观光的诗作,原因就是他经过认真比对发现,署名黄庚的《月屋漫稿》与《月屋樵吟》和署名张屏岩的《屏岩小稿》居然是同一部书,经过详尽分析考证,他得出结论说:“黄庚、张观光诗集,应该是明人依据元诗文献,组合重编的伪书,甚至包括个别张观光的佚诗。”(15)问题至此依然没有解决,因为杨镰已经考证出其中的《书怀》一诗乃是张观光所作,而且其中还有可能包含张观光的其他诗作,则对《屏岩小稿》的考证工作依然有继续下去的必要,因为就元诗整体论,缺少几首张观光诗作也许无碍大局,但从易代之际的诗学研究来说,就有较为重要的价值。吴师道《张屏岩文集序》有如下记载:“当宋季年,以《诗》义第浙士第一,入太学,才二十有六,英华之气发于文辞,同时辈流固望而敬之矣。未几国亡,随其君北迁,道途之凄凉,羁旅之郁悒,闵时悼己,悲歌长吟,又有不能自已者焉。方中朝例授诸生官,独以亲老丐归,遂得婺学教授。改调,时年甫强仕,即陈情辞禄,以遂终养……闻公常嘱以吴某无他求,必许其周旋。见则自延之庄坐,竟日谈学馆旧游及留燕时事。尝出数编相示,每读一篇已,辄言其所作之故。盖公平居,人未尝见其面也。藐焉不才,负公期待,衣冠道尽,风流日微,故书以致其拳拳之思,有不知其僭矣。”(16)张观光曾随君北迁,有亡国之痛,后又入元为官,旋又归隐,他是宋元易代的亲历者,而且具有“悲歌长吟”的诗作表达。但其晚年似乎颇感孤独,希望通过吴师道进行自我心迹的表白,其经历的复杂性绝非常人所能比拟,因而对于他的诗作的整理与考辨以及其本人的朝代归属就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从便于研究的角度看,以后有必要设立易代之际的新的文献类型,以容纳该历史时期的相关史料。其实,像张观光这样的文人,无论归之于宋代或元代可能都是存有疑问的,而将其作为易代之际的作家可能更为合适。关键是要考辨其行迹与现存的诗作并弄清其情感经历,才是最为至关紧要的。

  

   三、别集整理编撰的原则问题

   易代之际作家作品的研究,从文献使用有效性的角度来说,创作时间是必须关注的首要原则。因为易代之前与易代之后往往成为划分易代之际作家创作阶段的重要界限,其思想观念、创作目的及审美风格均会发生较大的变异,因而在进行别集整理时就应该更重视其诗歌作品的时间归属因素,故在整理过程中选择底本时就应依据时间原则加以定夺。但在实际操作时却往往忽视了此一原则。比如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刘基集》整理本(17),就存在这方面的问题。该书选用《四部丛刊》初编本所影印隆庆本《太师诚意伯刘文成公集》为底本,并用明初本《覆瓿集》、《犁眉公集》、成化本《诚意伯刘先生文集》及《列朝诗集》等作为校补本,而完全未提《四库全书》本。按照一般古籍整理原则,首选《四部丛刊》本当然是对的,而四库本一向被学界所不齿。但具体到作为易代之际的作家刘基来说情况却并非如此。因为《四部丛刊》所收的隆庆本是按文体编排的本子,符合明人以体分卷的编辑习惯,但其缺陷则是完全打乱了原来作品的时间顺序,依据该本就会影响到元明易代创作状况的认知。尽管整理者用星号标出了入明之后所作诗文《犁眉公集》中的作品,但显然是一种舍近求远的下策。而四库全书本《诚意伯文集》却是依据较早的成化本为底本,其最大特点就是依据刘基早期的各种小集按时间顺序进行排列,并保持了原来小集的名称,则其创作的时间线索一目了然。从研究易代作家的角度看,刘基作品的《四库全书》本较之《四部丛刊》本更有研究价值。当然,最理想的还是应以成化原本作为研究的版本依据,比如最近中华书局影印出版的《稀见明史研究资料五种》,正是选择的明成化六年的戴用、张僖刻本,还原了刘基别集的早期面貌。另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再造善本第二期中又影印了刘基的《覆瓿集》,就更向原貌推进了一步。

   与此相近的情况还有宋濂别集的整理,罗月霞主编的《宋濂全集》的出版,使得宋濂的别集有了第一部现代整理点校本,为学界的宋濂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尽管这个本子在主编署名、文句点校乃至作品搜集方面还存在着种种的不足,但有一点依然值得肯定,就是它基本是按照宋濂早期小集的次序编排而成的,依此为《潜溪集》、《潜溪后集》、《銮坡前集》、《銮坡后集》、《翰苑续集》、《翰苑别集》、《芝园前集》、《芝园后集》、《芝园续集》、《朝京稿》等,而将辑补的诗文作品列于后边,其时间线索清晰可见。正如该书前言所说:“以北京图书馆藏明洪武初年所刻《潜溪前集》《潜溪后集》和明正德九年张缙所刻《宋学士文集》为底本,在文集编纂体例上力图恢复原貌。因为北图藏本《潜溪》两集是目前国内所见最早的宋濂著作的版本,而张缙刻本不仅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汇刻本,而且在体例上最接近宋濂各个单刻文集的原始面貌。”(18)而此处所言的原始面貌最为核心的要素,便是以时间先后排列宋濂的诗文作品。至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新编《宋濂全集》时(19),从搜罗作品的完备程度看,较之罗月霞整理本有了很大的改观,特别是宋濂诗集《萝山集》的列入,大大增加了作者诗歌作品的数量,为宋濂的诗歌研究提供了新的文献,其贡献之大毋庸讳言。但有一点却较之罗月霞主编本有了极大的倒退,就是整理者的编纂主旨从恢复宋濂文集的原始面貌转向了搜集作品之全的辑佚之功,因而采用了依文体分卷的编撰方式,将所有小集拆散,分类编入各卷之中。这种编排方式固然符合明代人的习惯,而且在现代的古籍整理中也属于常规编辑方式,依一般通则看本无可议之处,然而如果从易代之际的诗学研究而言,乃是极不方便因而也是极欠思量的。依本人之见,凡是整理易代之际作家的诗文别集,如果作者原来存有依时间顺序的小集,就应按照时间顺序予以编排,力争恢复其原貌;如果没有小集存在,或者从各种总集中勾稽所得,也应该采用编年的方式予以编辑。其实,目前不少学者在整理元明之际的诗人别集时,已经关注到此种编纂方式,比如李军在点校戴良《九灵山房集》时,就选择了乾隆三十七年刻本为底本,点校者特意交代选择该刻本的原因说,该本之编辑原则为:“原编自《山居》迄《越游》,诗文类次,时地皆可寻按。目录与题文少异者,编成于先生殁后,今不敢易也。题序纪传遵其旧,而益其所无。”经过这种比勘,编者得出结论说:“故乾隆本的正文部分,其收录诗文数量及全书编次,与正统本均无二致。”(20)可知乾隆刻本的主要优点是最接近初刻本正统本,而正统本的好处即在于“诗文类次,时地皆可寻按”。而这恰恰是研究戴良这位易代作家最为重要的时间线索。

与上述原则相关的是,学者在使用易代之际的别集文献进行研究时,对于关键证据的诗歌作品应该有明确的时间意识,并对作品创作时间进行认真的考辨。尽管承平时期的诗歌作品研究也会关注到时间因素,以探索其创作体貌的变化过程,但一般说来时间划分即使出现一些小的出入也不会对研究带来颠覆性的影响。易代作家则不同,有时不同年份甚至不同月份的创作都会展现出不同的面貌。同时,有些相近的思想情感出现在不同时段又会具有不同的价值意义,有时候稍有不慎便会导致错误的结论。比如戴良曾有《题栖碧山人卷》的诗作:“都邑集豪右,山林遗隐沦。隐沦端可慕,豪右何足陈。少小悟斯理,出处故绝人。杖策托幽栖,抗志辞垢氛。阴谷掇丹荑,阳冈望白云。对绶不敢绾,临符宁肯分。晚节婴世务,薄言走风尘。投耒袭珪组,解褐纡缙绅。始愿竟难毕,俯仰悲此身。”(21)有人论及明初遗民之复杂心态,曾引该诗为证,认为寄托了他们“世事难料、盛衰无常的感慨”(22)。但作者在此明显失考。本诗见戴良《山居稿》,而此小集乃戴良元末创作之结集,对此李军《戴良集》前言中已明确指出:“至正二十二年之前,戴良基本在自己的家乡一带生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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