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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佃来:新中国成立70年来政治哲学的发展

更新时间:2020-07-08 10:07:46
作者: 李佃来  

   作者简介:李佃来,哲学博士,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湖北 武汉 430072

   内容提要:新中国成立70年来,政治哲学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相对寂寥到不断勃兴、从尝试性探索到多样化推进的发展过程。梳理这一过程的不同阶段可知,中国的政治哲学是在学术观念的变革和现实社会的变迁中发育、生长、发展、壮大的。这也决定了政治哲学研究只有确立起“中国化”范式并在理论上切实地探索、解答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和历史进程所给出的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才能够真正在获得自我奠基的基础上走向成熟。而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要继续彰显其时代使命和生命力,则需要关注人类共同利益,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思想智慧,同时又需要着力构建本土政治哲学,增强理论自信与学术自信。

   关 键 词:新中国/政治哲学/改革开放/21世纪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7ZDA10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5AZD030),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自主项目(2018)。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均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作为哲学的一种特定理论形态或介于哲学和政治学之间的交叉性学科方向,政治哲学则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相对寂寥到不断勃兴的发展过程,在今天依然保持着昂扬的态势和强劲的生命力,是方兴未艾的热点领域和当仁不让的显学。在70年的历史跨度中回顾、盘点政治哲学的发展,不仅是一项关涉到如何整理学术史的总结性工作,而且也是一项关涉到如何为未来学术作奠基的准备性工作,具有非同寻常的积极意义。

  

   一、政治哲学荒芜与空白的30年(1949-1979年)

   政治哲学是对政治现象和政治事件进行前提性追问和反思的学问,也是中西思想史长河中最悠久的学术支脉之一。我们只要一提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霍布斯、洛克、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施特劳斯、罗尔斯以及孔子、孟子、王阳明等彪炳思想史册的哲学家,就会很自然地想到他们在政治哲学上的观点及贡献。政治哲学无疑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理论形式,在思想史的长河中甚至经常扮演着“第一哲学”的角色①。尤其是在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发生重大转换的历史时代,政治哲学更是会脱颖而出,发挥着其他形式的理论根本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以及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国的社会和政治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主义制度得以确立,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理说,在这个伟大而独特的历史时期,必然蕴含着一系列需要由政治哲学来回应和回答的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政治哲学层面上的理性思考对于这个时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长达30年的时间内,政治哲学却始终没有成为人们的一种基本智识活动,更不可能在此期间产生出有关政治哲学的积极学术成果。比如,在中国知网平台上以政治哲学作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只有《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后更名为《国外社会科学文摘》)分别于1959、1960、1961、1965年摘译了4篇(条)西方学者有关政治哲学的学术成果和著作信息,而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在政治哲学研究上的一种真正觉醒。将这个特定的30年界定为政治哲学荒芜与空白的30年,显然是符合事实的。从学科建设的层面上说,政治哲学在这个30年的荒芜与空白应当说不是一个个例,而是表征着一个特定时期的普遍现象,因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很多学科在这个30年中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不过,从学科特质和研究对象来看,政治哲学在这个时期之所以无法从学术上开展出来,又是有非常特殊的原因的。其中,哲学的知识化阐释,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原因。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二三十年,哲学是严格遵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以两个对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为判断标准来加以确立和发展的。在这样的理论框架和判断标准下,不仅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伦理学等哲学的二级学科不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发展,而且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也不可避免地走上了教条化的发展道路。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哲学的知识化。所谓哲学的知识化,即指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由其所代表的一般哲学在“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这四大板块中,被抽象和命定为一些固定不移的知识信条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原则。哲学的知识化使哲学变成了简明扼要的、容易为人们所学习和掌握的东西,但对于哲学思维活动的开展来说显然是十分不利的。具体到政治哲学这种特定的哲学思维活动,情况就极其明显。我们可以很确定地指出,从这种知识化的哲学中,是很难生长出实质性的政治哲学来的。之所以存在这个情况,主要在于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在知识化的哲学中,以理论思维为前提的反思性遭到了削弱。哲学是一种“思”的事业,反思性是哲学最重要的品格和特质之一。哲学的反思性不是以知识为前提的,而是以恩格斯所说的理论思维为前提的。理论思维的根基不是知识的确定性,而是思维的辩证性。知识化的哲学虽然也被指称为一种“理论”,但它却由于疏离了思维的辩证性而无法与理论思维发生实质性关联。就此而论,哲学的知识化不仅难以带来哲学的反思性,相反它构成了哲学反思性的一个天然对立面。问题就在于:以理论思维为前提的反思性作为哲学的一个重要品格和特质,也是政治哲学几乎不可或缺的一个根本条件。政治哲学不是一门重在描述的实证性科学,它的根本任务不在于从经验的层面为人们提供关于政治的一般常识,而在于探询政治的前提性问题,如政治制度之设计的理念、社会生活之塑造的目标、权利和义务之分配的原则,如此等等。政治哲学的这个任务,决定了它的理论特质。可以很明确地说,政治哲学作为一门实践哲学,虽然与以形而上学为代表的理论哲学相比更接近现实生活,但反思性对于它和形而上学等理论哲学而言,却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不管是柏拉图还是黑格尔抑或是罗尔斯,其政治哲学都是一种具有深刻反思力的哲学理论,反思性是他们建构各自政治哲学的坚实思维基石。由这个情况可见,在知识化的哲学范式中,以理论思维为前提的反思性的削弱,几乎同时意味着政治哲学之条件的缺失和政治哲学思维活动的贫乏。哲学的知识化或知识化的哲学之于政治哲学的消极意义,由此可见一斑。

   第二,在知识化的哲学中,以价值论为前提的规范性维度遭到了消解。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以深刻揭示历史的发展规律为己任,而且也以深切诉求公正理想的社会制度为目标。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是真理性和道义性的统一,因而也必然包含了两个维度——事实的维度以及价值或规范的维度。知识化的哲学在追求哲学知识的确定性时,虽然在一定意义上展现了事实的维度,但却将价值或规范的维度遮蔽了起来。由此可见,知识化的哲学不仅是一种“见物不见人”的哲学,而且同时也必然是一种“见确定知识不见规范诉求”的哲学。问题的关键也在于:作为一种以反思性为条件和特质的理论,政治哲学归根结底又是一门以价值论为前提的规范性科学。政治哲学作为规范性科学的根本宗旨,显然不在于以知识论的形式为人们提供一个“是什么”的客观世界,而在于引导人们思考和辨析“应是什么”或“应当怎样”的规范性问题。虽然施特劳斯曾经把获得“关于好生活、好社会的知识”认作政治哲学出现的标志[1](P1-2),但“关于好生活、好社会的知识”不是一个知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价值论的问题,原因是只有在价值论的层面上,人们才可以展开关于“好生活、好社会”的探讨。另外,在黑格尔所开创的政治哲学传统中,纯粹的“应当”虽然遭到了批判,但政治哲学却没有由此而变异为一种排斥规范性要求的知识论体系,毋宁说这一传统的一个基本特点,是以批判“应当”的先验性设定为前提,来思考如何在现实的地基上追问“应是”或“应当”的规范性问题。如果说这些情况表明,规范性是政治哲学的一个必要前提,那么毫无疑问,在知识化的哲学与政治哲学之间,并不存在相互贯通的有效桥梁。

  

   二、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哲学的发展契机与初步探索(1980-2000年)

  

   改革开放这一大幕的拉开,无疑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为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都带来了无限的契机,而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也在此背景下开始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分别都迎来了自己的春天。政治哲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严格地说,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的。综合来看,改革开放之后来自学术和来自现实的两方面原因,共同促成了政治哲学研究的出场。

   首先,我们来看学术方面的原因。

   哲学史表明,哲学研究的每一次重大推进,往往都离不开哲学观念的变革和哲学体系自身的调整与改革。政治哲学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出场,是哲学领域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学术推进,而这种推进恰恰也就与中国学术界哲学观念的变革和哲学体系的改革有密切关系。改革开放不仅带来了生产力的解放,也带来了人们思想观念上的解放。对于哲学工作者来讲,思想观念上的解放也就意味着哲学观念上的解放和哲学观念上的变革。改革开放之前的哲学,如上所示,是一种教条的、知识化的哲学,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教科书体系的哲学。总体说来,这种类型的哲学是一种“物”的哲学,而非“人”的哲学,其逻辑前提是与人、社会、历史存在隔膜的“物质本体论”。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哲学界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这种哲学所进行的反思和批判,表征并引领着哲学观念上最重要的变革。以这种反思和批判为前提而确立起来的哲学,大大突破了物质本体论的框架,从而逐渐地成为“人”的哲学。作为一种具有反思性的规范性理论,政治哲学只能是“人”的哲学,而非“物”的哲学。当然,这并不是说经由对知识化哲学和教科书体系的批判而确立起来的“人”的哲学,就直接是一种政治哲学了。准确地说,这种“人”的哲学之于政治哲学的积极意义,在于为后者创造了可能性的甚至也可以说是必要的学术条件。这种“人”的哲学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具体展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各二级学科的研究中。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这种“人”的哲学就具体展现为有关人道主义、异化、道德、自由、权利以及价值等诸个方面的研究。在一定意义上,这些研究的挺立,意味着过去在知识化的哲学中遭到消解的规范性维度,重新恢复了其在哲学中的应有位置。而与此同时,随着“人”和“价值”的嵌入,哲学真正开始成为具有自我意识的哲学、自为的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哲学只有成为具有自我意识的哲学、自为的哲学,才可能建立起以理论思维为前提的反思能力。而实际情况就在于,改革开放之后所逐步确立起来的“人”的哲学,不仅是拥有规范性维度的哲学,而且也是拥有反思力的哲学。这样来看,这种“人”的哲学虽然并不直接等同于政治哲学,但却具备了政治哲学的智识活动得以发生的必要思维和学术前提。如果说在今天政治哲学已经成为一种表征时代主题的显学,那么这与80年代以来“人”的哲学之范式的逐步确立必然有着实质性的内在关联,即使这种关联是在人们非自觉的潜意识中建立起来的。

除了上述,学术方面的原因还在于西方政治哲学的直接影响与刺激。20世纪上半叶,受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影响,近代以来一直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政治哲学一度陷入了低谷。之后,以施特劳斯、罗尔斯等人的开创性探索和理论建构为契机,政治哲学在西方学术界开始恢复其昔日的荣誉和地位。特别是罗尔斯《正义论》1971年发表之后,政治哲学更是走向了全面复兴。这种复兴所产生的效应实际超出了西方学术框架和学术共同体,从而成为一个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学术事件。由于逐渐摆脱了思想教条的禁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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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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