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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莉 王曙光:新中国全球化战略70年:从独立自主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更新时间:2020-07-08 10:03:26
作者: 王丹莉   王曙光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从全球化视野看,晚清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全球化战略经历了从1949-1979年的“独立自主与避免全球化陷阱时期”,1980年-2001年的“主动参与的全球化时期”,2002年之后尤其是十八大之后“积极引领的全球化战略时期”。新中国的70年实际上是全球化战略与思想不断深化的70年,中国在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推动了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近年来中国提出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遵循公平正义原则、天下主义与社会主义原则、社会责任与利益共同体原则,树立新的国际合作和国际援助理念,从而构建一种崭新的全球经济、政治和文化秩序和全球治理模式。

   关键词:全球化战略/新中国70年/新型全球化/世界秩序/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王丹莉,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曙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标题注释: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路径与策略研究”(18JZD029)。

  

   一、引言:全球化视野中的世界秩序建构与阶段特征

   “全球化”这个词是最近几十年以来非常流行的词汇,引起很多人基于不同立场的持久争论。全球化(globalization)指全球的联系不断增强,国与国之间政治、经济、文化深度融合、渗透和依存,全球意识逐渐成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环顾当今的世界,全球融合的态势非常明显,国与国之间不可能再相互割裂,而是互融互通,在互联网的语境之下,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全球化已经不仅是一个理念问题、观念问题,而是活生生的现实问题。任何人、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回避全球化。

   在探讨中国的全球化战略之前,本文强调几个观点。第一,全球化既然强调一个“化”字,因此它必然是一个曲折发展的漫长的历史进程,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全球化的历史形态、内部机制以及对世界的影响都是不同的。而且,这个历史进程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极为复杂,不要把它看作是一个单面的积极的影响。全球化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负面的消极的影响。第二,在全球化过程当中,每个文明体或者经济体的文化独立性跟全球化既有协调的一面,又有矛盾的一面,而我们会观察到一个规律,越是文化传统比较丰厚的国家,它跟全球化的矛盾的一面越是明显,它跟全球化进程会发生激烈的冲突,有些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甚至会受到毁灭性的冲击。对于中国这样的历史悠久、本民族的文化积淀极为丰厚、文化的渗透力和生命力极为顽强的国家,在处理全球化问题的漫长过程中,一定会遭遇更多的波折,遭遇更多的痛苦和不适,要根据自己的国情、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来处理与全球化有关的问题,而不能简单地“被全球化”。第三,我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对全球化的理解就会不同,对于全球化实施的模式也会有不同的见解,我们对全球化支持还是反对,实际上都是基于不同的文化立场。

   全球化是一个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不同领域的多元化的全球历史变迁过程,但无疑经济层面的全球化是最基本的动力。经济全球化指全球在生产、交换(贸易)、金融(含货币)等经济领域不断加深相互交流和提高相互依存度的历史进程。全球化大致分成四个历史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这一时期,经济全球化的速度比较慢,其特征是采用暴力的手段将经济全球化与对外扩张、殖民贸易相结合。通过殖民,那些最早进行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化的国家,在全球殖民地推行他们的强势文化,很多国家被裹挟进这样一个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来。

   第二个阶段是帝国主义阶段。时间大概从普法战争到二战结束。[1]在这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各个帝国主义国家通过战争来重新瓜分殖民地,通过暴力推行全球化,这个时期全球化的进程空前加快,而且深度也在空前加深。在这一时期的全球化过程中,帝国主义之间的相互争夺是非常残酷的,也给人类带来深重的灾难,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后果是惨重的。但是战争本身既是文明的毁灭者,也是文明的催生婆,在这个残酷的过程中,人类的各个文明体在更大规模上相互碰撞,东西方经济融合的过程加快。被帝国主义侵凌的弱小民族国家,被迫加入了这一全球化进程,其经济形态、产业结构、经济运行机制,都受到了深刻影响。这一时期,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体系、外交体系、国际法体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第三个阶段是二战结束之后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这一时期是两种不同制度“冷战”的时期,这个斗争实际上以美苏争霸作为主要表现形式,美苏竞争是这个时期全球化的主轴线。全球化既有加深的因素,也有分裂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全球化的进程。但各阵营内部的一体化程度在加深。欧洲一体化程度加深是这一时期的突出现象,1999年欧元诞生,表明欧洲一体化达到了一个巅峰。二战之后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影响深远,确立了以美元为核心的全球的金融秩序,这个金融秩序确立了美元的霸权,当然也促进了全球金融的一体化。这一时期,美国的崛起为最重大事件,美国金融霸权对全球化影响深远。社会主义苏联和中国的崛起亦对后起工业化国家影响深远,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第四个阶段是21世纪以来全球化空前加深、区域一体化程度加深的时期。欧盟是一个区域,北美自由贸易区是一个区域,东南亚国家联盟是一个区域,这些区域内部的一体化都在加深,全球贸易、货币一体化也在加深。政治格局随着美苏争霸的结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世界由两极化、一极化向多极化发展。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后,苏联解体,美苏争霸结束,美国单极化出现,而近年来美国的单极体系有所式微,新兴国家在不断崛起,不断挑战美国的单极格局,他们希望构建新的全球秩序。这一时期,一方面全球化在加强,另一方面反全球化的趋势也开始明晰。而最近十余年左右,中国的崛起就是这个时期最主要的事件之一,影响到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的格局。

   当前全球秩序面临着重大转变。第一个值得关注的转变是美国的政治经济地位相对下降①。第二个比较大的转变是全球各国政治体制的多元化趋势开始显现。全球治理的多极化,也在呼唤着各国民主政治体制的多元化发展。第三个重要的变化是全球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逐渐变得频繁,全球化加深的同时,世界资本主义面临的困境正在加深。第四个方面的转变是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为全球化注入了新的力量。上述变化,都要求和呼唤一个新的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秩序,一个更开放、更包容、更公平、更稳定的新秩序。中国近年来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是契合世界潮流的主张,为构建世界新秩序提供了历史性的、富有中国智慧的解决方案。

   晚清以来,中国的全球化进程极为复杂曲折。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加入了世界经济政治的全球化进程。这是一个被强加的全球化进程,其实质是资本主义列强和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瓜分、剥夺和侵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由封闭的经济体系开始转向开放和半开放的经济体系,被迫参与国际贸易,在不平等的国际贸易条件和金融秩序下被动参与了全球化。这一阶段可以叫作“被动的全球化”,可以被视为中国参与全球化的史前时期。在这个阶段,中国作为一个“弱国”,作为一个被列强欺凌和瓜分的国家,我们是“被全球化”了,通过被迫开放港埠、商埠,通过西方在中国划分他们各自的势力范围,中国的经济由封闭经济开始慢慢变成半开放的体系,我们被迫接受了所谓国际规则,接受了一系列不平等的国际条约,在一种不平等的国际贸易和金融秩序下被动参与了全球化。当然这个过程对于中国来说非常痛苦,因为国家利益被剥夺了。中国跟国外的贸易是不平等的贸易,本土的手工业和农业遭到严重的冲击,成为一个依附于外国资本的手工业体系和农业体系,外国列强在这种不平等的国际贸易中攫取了大量利益。

   这一时期,中国闭关锁国的状态被迫结束。1840年之后,我们被动参与了全球化,实际上也开启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是一个被动的现代化过程,被动接受了外国的规则,引发了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的深刻变化。尤其是到了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中国在知识界兴起了一股西学东渐浪潮。这个西化浪潮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冲击非常大,引进了西方大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理念、思想,然而中国在这段时间的文化主体性受到挑战,文化自信遭到重创,固有的文化遭到侵蚀和冲击,严重影响了中国人对于本土文化的文化认同。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传统的“天下主义”思想,逐渐被西方的丛林规则和新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②的世界观所取代,在西方的强势文明面前,中国社会最精英的知识分子被迫抛弃了儒家的天下主义传统,而接受了西方的丛林规则,这对中国人的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冲击。

  

   二、新中国全球化进程初期:独立自主与避免全球化陷阱(1949-1979)

   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在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事件,使得中国摆脱了一百年沦为西方半殖民地的地位,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所面临的国际格局中,最值得关注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共产主义国家的“冷战”,在东西方“两个阵营”的经济较量与政治斗争中,新中国一直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新中国的政治合法性的来源之一是实现国家的独立解放并由此消除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政治控制与经济侵略,这一得到全国各个爱国政治派别拥护的政治主张,显而易见地把新中国和试图遏制她的帝国主义力量对立起来。对于新兴的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帝国主义可能对新政权采取的遏制和敌视的政策,开国者们是有着足够清醒的认识的。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清醒地指出,“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而不久之后美国国务院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的发布和艾奇逊国务卿给杜鲁门总统的信件,则很快印证了这一判断,促使新兴的共和国“丢掉幻想,准备斗争”,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和国际经济政策。[2]这一政策的制订,完全是在当时的新兴民族国家兴起和东西方阵营对立这两大国际环境约束的大格局下所必须也必然作出的历史选择。

   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的历史过程中,帝国主义表现出看似矛盾的国际交往逻辑。当中国人处于封闭的落后的状态的时候,西方列强从占有市场和掠夺资源的目的出发希望中国结束闭关锁国而开放门户,而且不惜以炮舰与暴力作为敲开中国门户的手段。然而,当新兴的独立的以民族复兴为号召的人民共和国希望以世界民族之平等成员的身份,与各国建立公平的国际经济政治交往关系的时候,帝国主义国家却反其道而行之,关锁门户,对中国实施历史上最为严格的封锁禁运,试图把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人为地割裂开来。

   这个前后矛盾的帝国主义国际交往逻辑具有内在的高度一致性,就是希望中国永久性地成为他们控制的政治上的殖民地、工业原料的来源地和工业品的倾销市场,如果不能实现这一目标,则不惜以各种手段遏制中国的崛起。而作为冷战思维的重要产物,巴黎统筹委员会③就充当了这一角色,这个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各参与国都讳莫如深的组织,对社会主义中国进行封锁的时间之长、封锁禁运条件之苛刻严酷、参与的西方国家之多,都是空前的。

实际上,毛泽东在建国初期是准备与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外交和经济关系的。1949年10月1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布的政府公告指出: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3]毛泽东强调:“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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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党政研究》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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