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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新汉:论价值世界构建活动中的人文精神

更新时间:2020-07-06 17:55:06
作者: 陈新汉  

   原发信息:《天津社会科学》2019年第20194期

   内容提要:在构建价值世界的过程中,作为“类活动”的实践使人以自为的生存方式成为主体。自由是自愿与自觉的统一,实践在本质上体现着对于自由的追求。人文精神是以“地道的中文词”体现出来的“世界精神”,是人类实践在意识中的历史积淀。人文精神通过民族性和时代性的体现,使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人文精神通过意志的中介体现为作为载体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使主体在构建价值世界的活动中发挥能动性。因此既不能抬高价值理性而贬低工具理性;也不能把人文精神与价值理性等同或与科学精神并列。人类通过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对于世界的认识和实践把握,体现了人文精神对构建价值世界活动的“实践阐释”。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都有可能陷入异化,但价值理性的异化更为根本。用人文精神的“原则”对实践中由自发性而引发的盲目性的批判,转化为对价值理性异化和工具理性异化的批判,是人民创造历史能动性的体现。

   关键词:价值世界/人文精神/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实践阐释/批判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价论视域中的社会自我批判研究”(项目号:14BZX007)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在结束“文化大革命”后,于上世纪80年代末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在90年代的起初几年有过一次关于社会转型时期我国人文精神状况的大讨论。此后关于人文精神的研究绵延不绝,这是因为“二十多年的时光已把大量内容从潜伏或萌芽状态展开了”,“这个过程就是我们的当代史”①。人文精神贯穿于人类社会始终,是理解现实和历史中很多问题的根本出发点。然而,人们通常把人文精神与人文主义混用,把人文精神与价值理性相提并论,把人文精神置于与工具理性或科学精神相对应的位置上。这就说明了对人文精神的理解很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由此才能对体现为现代文明的整个价值世界的构建活动重新检讨。本文试图从构建价值世界“类活动”的实践在意识中所形成的历史积淀角度,对人文精神及其在价值世界构建中的意义作出新的理解。

  

   一、价值世界构建中作为“类活动”的实践

   “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②。这里说的“关系”是特指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中建立起来的关系。人通过实践,在改变他自身之外自然界的同时也改变他自身之内的自然,由此作为主体从自然界中提升出来。价值的本质就是主体所构建的“为我而存在”的关系。主体在构建为我关系中,分别在个体、群体和社会三个层面创造了无限多样的价值,这是对物质世界无限性的一个逻辑补充。这三个层面的价值相互作用,在整体上“展示出一个具有特殊关系和联系的特有对象区域”③,构成了具有经济、政治、文化等结构复杂的价值世界,正是这个价值世界构成了人类社会。

   黑格尔在研究历史领域时指出,在自然界里真是“太阳下面没有新的东西”,尽管五光十色,“不过徒然使人感觉无聊”,“只有在‘精神’领域里的那些变化之中,才有新的东西发生”。这是因为自然界中的变化是一连串的因果链条,原因是结果的根据,作为结果根据的原因又是另一个作为根据的原因展开的结果。这里的“‘精神’领域”就是指与自然界相对应的价值世界,它具有一种“达到更完善”的“真正的变化的能力”④。马克思把这种变化能力与构建价值世界的活动相联系,“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又“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从而“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正是由于人类的这种活动与“动物的生命活动”相区别,才“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⑤。这种“类存在物”的活动即“类活动”就是实践。兹对作为“类活动”的实践作如下分析。

   其一,实践使人以能动的自为生存方式成为主体。

   在茫茫宇宙中,“生命”是自然物进化的必然产物,生命体的显著特点就是通过“摄食和排泄来进行的新陈代谢”⑥,这就使自我凝聚与生命相联系,从而与周围环境区分开来;但生命仍然要受到自然界的支配,宇宙创造生命是连同生命所需要的环境共同创造出来的。人在实践中使“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⑦,这就使生命活动由人自己来支配,在自己的生命活动中生产生命在生存和发展中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人就能通过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来达到支配自己的生存环境。于是,生命由原来依赖环境的生存方式转变为依赖自身活动的生存方式;生命由属于环境的组成部分,转变为把环境纳入生命的组成要素。

   正是实践使人的生命活动以自为的生存方式存在于自然界之中,从而就使生命拥有者成为主体。当今时代,人工智能正在飞速发展,“高科技时代的机器是否正在学以‘成人’乃至‘超人’”?我们的基本态度是,“物化的‘人’”不是人,“物化的‘超人’”更不是人,“现实的观点大概还是不得不持一种温和的人类中心主义”⑧。我们议题中的主体仅着眼于“从事实际活动的人”⑨。主体作为“能动的自然存在物”,构建对象或设定客体就是构建或设定为我关系。价值世界的中心离开作为主体的人是不可理解的,人不是宇宙的中心,但是价值世界的中心。诚如恩格斯所言,尽管“天文学中以地球为中心的观点是褊狭的”,然而“除了以地球为中心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气象学等等,不可能有别的”⑩。

   其二,“自由见之于活动”恰恰就是实践。

   马克思把自由与劳动联系起来,“自我实现,主体的对象化,而这种自由见之于活动恰恰就是劳动”(11);又说,人通过劳动“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12)。劳动是实践的最基本类型,由此可以从与劳动的“目的”和“方法”相联系的自愿和自觉来理解实践在本质上所体现的自由特性。

   自愿就是主体的行动具有自我提出的目的,这也表明了行动的主动性。目的与主体需要相联系。需要表明了主体的一种摄取状态,与主体的生理、心理结构及所处环境联系在一起,体现了主体的内在必然性。目的也与满足需要所指向的客体相联系。需要的满足总意味着改变客体的存在形式和结构,而导致其改变的活动需要遵循客体所属物质世界的运动规律,从而与外在必然性相联系。主体把实践“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就在于要把握内在必然性和外在必然性的统一,以形成目的。于是目的就以主体固有爱好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不感觉到它是强制。

   自觉就是主体能运用方法有意识地对自身行为进行合乎目的的调节。方法是围绕目的而组织起来的关于“客观现实之道”,因而既与目的相对应的内在必然性相联系,又与目的指向客体所属外部世界相对应的外在必然性相联系。主体把实践“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就在于要把握内在必然性和外在必然性的统一,由以形成方法。于是方法就能以主体自我设定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不感觉到它是限制。

   实践由目的推动、方法调节,自愿与自觉的统一体现着目的和方法形成中内在必然性和外在必然性的统一,从而呈现为自由。由此,我们就能理解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所概括的“自由的真义在于没有绝对的外物与我对立”(13)的深刻性。于是主体在实践过程中,就能感受到庄子在《齐物论》中所憧憬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自由意境。

  

   二、“人文”精神的缘起与实践在意识中的历史积淀

   《辞海》、《哲学大辞典》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都没有“人文精神”条目,这不是偶然的。在当代中国,人们通常把“人文精神”理解为“Humanism”的中译文(14)。其实,从辞源来分析,“Humanism”主要用来概括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humanista)的思想倾向,而“humanista”则来源于更古老的意谓人文学习与课程的“studia humanitatis”,而“humanitatis”又源自古拉丁文中专指人性修养的“humanitas”(15)。因此,“人文精神这个词是地道的中文词,很难有对应的西文词,它与当代中国特定的语境有关”(16)。

   “公元前500年左右”的那个时段被雅斯贝尔斯称为“世界历史的轴心时期”。雅斯贝尔斯认为,中国、印度、希腊等在那一时期“形成三个精神辐射中心”,“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时期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生存”(17)。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正处于这一“轴心时期”。“人文”一词可追溯到春秋时期作为“中华元典”的《易》。《易·贲卦·彖传》谓:“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在《说文解字》中,“文”有两个含义:其一是“物相杂,故曰‘文’”,即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其二是“文”即“纹”,就是图案,形成“纹理”(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刚柔交错”形成“纹理”,“质必有文,自然之理”(程颐:《伊川易传》),质作为自然之物必有天然的纹理,故谓“天文”。“文明,人之文也”(王弼:《周易正义》),“有文明而各得其分,故为贲;止谓各得其分”(朱熹:《周易本义》),因此“文明以止”,即通过“文明”形成“各得其分”的由人的活动所导致的“纹理”,故谓“人文”。作为动词的“人文”,就是人通过“人文”活动使在“物相杂”过程中形成具有“各得其分”的“纹理”,即建构为我关系,从而达到“化成天下”的目的。“人文”活动就是体现“类活动”的实践。

   人文精神是关于“人文”活动即实践在意识中经过历史积淀而形成的社会基本价值观念。实践与人类社会共始终;与其他社会基本价值观念相比较,作为实践意识积淀的人文精神所依存的社会基础最为宽广,所形成的时间最为漫长,因而就成为最基本的和最具有影响力的社会其本价值观念。在实践中所力求体现的内在必然性与外在必然性的统一,是与主体“以思想的本身为内容,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18)联系在一起的。实践尽管“具有绝对现实的资格”,然而又“具有普遍的资格”,属于理性范畴(19)。这就决定了作为实践意识积淀的人文精神在本质上属于理性范畴。前文对实践所作的分析,成为我们理解人文精神内涵的根据,这里再作些探讨。

   其一,人文精神凸显人的主体意识。

在构建为我关系中,实践意识必然通过积淀,凸显为“我”即人的主体意识。我们可以从两个递进的命题来理解实践所积淀的主体意识内容:(1)“人是目的”。实践构建的为我关系决定了作为主体的“我”是目的。康德从人与物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两个方面,对“人是目的”作了分析。在人与物的关系方面,康德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存在者”(Wesen):一种是依据自然意志而存在和无理性的存在者即事物(sachen),它只有相对价值,只能作为手段(Mittel)。另一种是“其存在自身就是目的”的理性的存在者,对它而言,“别的东西都应当仅仅作为手段来为它服务”。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康德意识到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互为手段的不可避免性,由此强调“在任何时候”把自己和别人“都同时当作目的”,而“绝不仅仅当作手段”,而互为手段仍然是为了在根本上实现“人是目的”(20)。在人文精神中,“人是目的”就是其主体意识的一个重要内容。(2)“法的命令是:‘成为一个人,并尊敬他人为人’”。黑格尔把自然意义的人(Mensch)与法学意义的人(Person)予以区分。“人是目的”,不仅是对以自然状态存在的人而言的,更是对以社会状态存在的人而言的,“人间(Mensch)最高贵的事就是成为人(Person)”(21)。以社会状态存在的人为了生存,必然与他人发生相互关系,以“公共权力”为“本质特性”的国家必须把“成为一个人,并尊敬他人为人”作为其所构建的“抽象的从而是形式的法”(22)的最高理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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