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敖带芽:提升党的执政话语传播力需要聚焦的问题

更新时间:2020-07-06 17:44:10
作者: 敖带芽  

   内容提要:加强党的执政话语建设,完善执政话语体系,强化理论自信,增强执政话语统领社会的能力,提升执政话语的社会传播力,在当下需要聚焦并处理好以下四个问题:即社会思想共识的形成与执政话语对接的问题、执政话语本身的科学性和先进性与舆论传播的有效性问题、执政话语如何成功地驾驭网络话语而不被网络话语所挟持的问题、坚持执政话语自信与坚持同西方话语霸权的斗争相统一的问题。

   关 键 词:执政话语/传播力/建设/驾驭

   作者简介:敖带芽,男,法学博士,中共广州市委党校(广州行政学院)政治学与法学教研部主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问题(广东广州,510070)。

   基金项目:广州市“十三五”规划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专项研究“十八大以来党的执政话语创新研究”(2016MZXY42)。

   中国共产党要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掌握主动,必须加强执政话语建设,完善执政话语体系,提升执政话语的社会传播力。从逻辑上讲,执政话语体系大体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要求:即对执政党自己正在做的事情能够清晰地阐述,形成一套话语体系;这个话语体系契合人类社会发展潮流与现代文明发展趋势;这个话语体系在国内能够获得较高的社会认同,群众愿意听;这个话语体系在国外能够进行交流,别人听得懂。我们要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执政话语体系,坚持中国道路,形成中国概念,发出中国声音,既不是走别人的路说别人的话,也不是走自己的路说别人的话。在执政话语体系建设的道路上,需要形成共识以提升社会认同,需要对接舆论传播规律,需要成功地驾驭网络话语而不被网络话语所挟持,需要坚持执政话语自信与同坚持西方话语霸权的斗争相统一。这四个方面,是当下执政话语体系建设的焦点,也是难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已经开始重视这些问题,包括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举行高层研讨会,推动话语体系建设,加强国家智库建设,推动媒体做大做强,鼓励媒体融合发展,探讨新闻舆论规律,等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等一系列鲜活时代话语,吹响了创新执政话语、复兴文化自信的号角,造就了社会科学各领域思想火花产生与话语成长的土壤,为提升党的执政话语的传播力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一、社会思想共识的形成与执政话语对接的问题

   将一个拥有世界最多人口的国家的社会思想意识整合到一起,让执政党的执政话语尽可能涵盖这些思想意识,这是一个超级难题。然而,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从正面回应了这个挑战,驾驭住了这个局面,实属不易。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就说过:“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1](P341-342)党的组织建设需要统一领导,党的思想建设也需要统一领导。尽管有党的纪律性的约束,但是领导思想建设的复杂性要远远超过领导组织建设。这就好比党组织要求每一个党员从自己的口袋掏出一百元交特殊党费,这个相对容易,但是党组织要把一个新的思想观念放进每一个党员的脑袋里,却不是那么容易。当党组织面对非党员的普通群众时,要更新思想观念并凝聚共识就更难了。

   邓小平作为卓越的政治家,对此早有敏锐的察觉。他指出:“很多旧问题需要继续解决,新问题更是层出不穷。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1](P342)这段话已经过去了39年,中国已经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但真理的声音依旧振聋发聩。

   党的组织建设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党的思想建设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是,作为阶段性体现和反映党的思想建设成果的执政话语,却可以在短期内迅速形成共识,并作为指导思想,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发挥引领作用。中国共产党没有将自己的思想意识固定在一个不变的筐子里,随着条件和环境的改变,在坚持某些基本的原理的同时,不断地修正自己的执政表达,做到与时俱进和与世俱进。长江后浪逐前波,适时地更新执政话语,在纷乱迷离中辨识方向,始终立于社会思想的潮头,这是中国共产党能够立于不败之地的秘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丰富和完善发展理念,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入手,全面推进党的执政话语体系创新发展,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聚了社会共识,为完成全党全社会的思想统一奠定了基础。

   超越社会上多样的思想意识,尽可能形成价值交集,促进并维持社会认同,将价值交集反映在执政话语体系中,通过执政话语统揽社会,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执政话语建设的基本路径。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将社会思想共识统揽起来,经过沉淀和综合,上升为党的政治表达,最终形成执政话语体系。将社会思想共识对接执政话语,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在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西方理论这三个主要源头中,我们以开放的心态,细心挑选,仔细甄别,合理建构,可以说是相当谨慎。既没有丢老祖宗,又讲了新话;既汲取了传统资源,又处理好了与现代的维度;既学习西方理论,又没有“食洋不化”,表现出了务实的精神,又不失创新的理论勇气和担当精神。

   多样化的社会思想意识是如何被吸收并沉淀到党的执政话语中来的呢,回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过程就清楚了。2006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和谐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在建设和谐文化,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方面,中央首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表述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

   鉴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包含的四个方面的内容非常庞大,充分展开后不含标点就有167个字,这样的表述比较长,不利于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影响了其传播效果,社会普遍要求进一步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一个简洁的版本向社会推出。如何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宣传思想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是理论研究中的焦点问题。

   理论界和学术界围绕着核心价值观的表述,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光明日报》还围绕着这个话题长期开专栏进行讨论,这一学术现象在改革开放以来并不多见。学术界提出有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范畴多达90个,形成了30多个核心价值观的提法。为了更广泛地凝聚共识,形成价值交集,中央发动全社会展开精神与价值的讨论,各地开展了一轮地方精神的提炼活动,在2011年至2013年间,全国内地有26个省、***、直辖市在这个时间内提出了本地的地方精神。全国各地各行业都发动群众来凝练精神价值,共同打造社会主义的精神家园,为找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最大公约数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24字,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以试探的语气,提出核心价值观的践行方向,观察社会各界的反应。中央对此是十分谨慎的,凝聚共识之不易,可见一斑。

   直到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正式确定“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反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

   核心价值观的探索与凝练过程,回答了执政党在思想意识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下,不改变社会组织形式,以思想共识凝聚社会,以精神纽带团结社会,激发社会潜力,培育社会正能量,将松弛社会进行有效整合的可行路径。核心价值观的凝练过程很好地诠释了社会思想共识与执政话语对接的问题。将共同的社会思想意识上升到执政话语当中,弥合民间表达与官方表达的差距,塑造执政话语理论形象和创新形象,赋予执政话语生命力。

  

   二、执政话语本身的科学性和先进性与舆论传播的有效性问题

   执政话语的内容和形式能够实现完美的统一,党的执政思想通过合适的话语体系能够得到清晰的表达,只是完成了第一步,这只是一个前提,并不等于执政话语就已经自动掌握了群众,实现了理论的价值。这里还需要一个过渡,也就是舆论传播,这个过程就是如何把党的思想理论传达到群众的心里去。显然,执政话语本身的科学性和舆论传播的有效性不是一回事,不能不加区分,直接将二者等同。实际工作中会有“歪嘴和尚念错经”,会有“低级红、高级黑”,就说明了这个问题不可小看。“好经”念歪了,就会影响执政话语的形象,效果自然就打折扣,就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

   关于舆论传播的有效性,涉及新闻传播学、心理学、教育学等众多学科,特别是信息网络时代,如何按传播规律的要求,开展思想理论教育,既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新问题,值得专门研究。我们以前存在一种错误认识,那就是将执政话语的科学性和舆论传播的有效性直接划等号,认为只要将执政话语创新做好了,执政理论表述科学化了,舆论传播的有效性自然就解决了。正是因为有这种认识,所以我们将大部分精力用于探讨执政话语的科学性,较少关注舆论传播的效果问题,较少注意传播的“消费体验”。

   从传播载体而言,客观地说,传统媒体基本还在执政党的手里,但新媒体情况就复杂一些。虽然新媒体的管辖权我们并没有丢失,但遇到的挑战更多,每天都有新情况,几乎应接不暇。很多网络事件都在撞击思想理论教育的底线,瓦解业已形成的思想共识,对执政理论的传播构成冲击。我们树立一个新的理论,需要做许多工作,可能需要一百场报告,但要瓦解一个理论,仅仅一个突发事故就足以构成致命伤害。

   只有把准时代脉搏,才能让内容传播和新的载体产生共振。2014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强调,“要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2]媒体融合发展的目的就是要提高媒体在国际国内舆论场中的影响力和声誉,提升媒体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服务于国家软实力发展战略。

从传播主体而言,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无疑是党的执政话语的主要传播者,领导干部的话,在群众的耳朵里,就是代表上面的声音。其级别越高,权威性就越强。但遗憾的是,不是所有的领导干部都能够很好地传达和阐释党的执政话语。除了领悟能力以外,一些领导干部的语言表达水平也亟需提升。在群众工作中、在一些突发事件现场,领导干部不会说、不敢说,经常说错话的情况屡见不鲜。怕见媒体、怕见当事人,是一些领导干部的硬伤。在政治学习场合,空洞的表达和苍白的说教屡屡被大众所诟病——文章和话语虽然没有错误,但只是单调地重复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或者重申中央的文件,一些领导的工作报告应付差事,观点是正确的、语言是文件的、态度是应付的、过程是完美的、效果是成疑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1997.html
文章来源:《探求》2019年第4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