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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朴民:《孙子兵法》的篇序以及内在逻辑

更新时间:2020-07-06 16:14:45
作者: 黄朴民 (进入专栏)  
指出“五间”的不同特点和功用,主张“五间并用”,而以“反间”为主。并提出了“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的用间三原则。同时孙子还指出了用间的必要条件:“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把它们看作是正确发挥“用间”威力的重要保证。最后,孙子列举历史上用间的成功经验,进一步肯定了用间的意义和作用。

   中国文化的一个很大特色,是绕同心圆,是起点与终点的重合,这叫做“功德圆满”。《孙子兵法》同样体现了这么一种文化精神。从算计、预测敌情(《计篇》),经战争准备(《作战篇))、运用谋略(《谋攻篇))、发展实力(《形篇》)、创造有利态势(《势篇》)、灵活用兵、争夺先机、因敌变化而取胜(《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到解决“处军相敌”(《行军篇》)、利用地形(《地形篇》)、掌握兵要地理(《九地篇》)、实施火攻(《火攻篇))等更具体的战术问题,恰好一个完整的战争程序,现在又回复到《用间篇》的预知敌情,重新开始,等同于环绕了一个大圆圈,这就是周而复始,否定之否定的大循环。从这个意义上说,《用间篇》既是全书的终结,也是《孙子兵法》兵学理论生生不息、与时俱进的象征,其具有独特的价值与意义自不待言。

   日本学者山鹿素行也认为《用间篇》是对首篇《计篇》的前后呼应、是全书的浑然一体之标志,他在《孙子谚义》中阐述了他对孙子兵法理论体系的认识:“愚谓,始计之一篇者,兵法之大纲大要也。作战、谋攻者次之,兵争在战与攻也,战攻相通,以形制虚实,是所以军形、兵势、虚实并次,此三篇全在知己。知己而后可军争,军争有变有行,故军争、九变、行军次之,是料敌知彼也。知己知彼而可知天知地,故地形、九地、火攻次之。地形、九地者地也,火攻因时日者天也。自始计迄修功未尝不先知,是所以序用间于篇末,三军所恃而动也。然乃始计、用间二篇,知己知彼知天知地之纲领。军旅之事,件件不可外之。作战、谋攻可通读,形势、虚实一串也,地形、九地一意也,火攻一意。始计、用间在首尾,通篇自有率然之势。”

  

   三

   与传世本《孙子兵法》的篇序有别的,是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的篇章次序。

   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古墓中出土了一大批珍贵简牍,其中有关古代兵书的竹简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些兵书竹简对于破解历史上两孙子之谜、判断《孙子兵法》成书的大致时代、釐定《孙子兵法》“十三篇”的篇章次序、对勘《孙子兵法》传世本的文字内容、释读《孙子兵法》的某些疑难章句、阐明《孙子兵法》的相关军事原则、深化有关孙子所处时代之社会变革性质的认识、梳理《孙子兵法》与“古司马兵法”之间的渊源关系、佐证传世古籍的流传规律、恢复或接近《孙子兵法》的原典状态,均具有重大的文献学术价值。

   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简牍材料中,有著录有“十三篇”篇题的木牍,其内容表明,在西汉初期,《孙子》一书的篇目次序与后世传本的篇目次序有较大的差异。据王正向《孙子十三篇竹简本校理》一书统计,两者之间,“十三篇”中只有《计篇》、《形篇》、《军争篇》、《地形篇》、《九地篇》五篇的篇次相一致,其余八篇则次序不同。(王正向:《孙子十三篇竹简本校理》“前言”,军事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这中间,尤以结束篇的差异最为引人关注。在竹简本中,“十三篇”的终结篇为《火攻篇》,而非众所周知的《用间篇》。我们认为,汉简本《孙子》对深化《孙子兵法》的研究,重要的一点,是给我们就《孙子兵法》“十三篇”的篇目次序,提供了另外一个合理的编排序列。

   我们认为:“十三篇”在全书结构中的安排,是孙子颇有深意处置的结果,不可予以轻忽。如前所述,我们认为,传世本的十三篇篇序逻辑关系清晰,井然有序,《用间篇》列为整部《孙子兵法》的终结篇,是有其内在逻辑合理性的,是完全可以成立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孙子兵法》的篇序就不能有另外的排列顺序,在我们看来,竹简本《孙子》的篇序同样有其内在的逻辑性与结构上的合理性。

   这里,我们就有必要认真考察《孙子兵法》的核心价值观究竟为何者?通观全书,我们必须承认,“知兵而不好战”乃是孙子著述兵书的基本立场和根本出发点。众所周知,春秋时代战争频繁,诸侯列国争霸与兼并一日无已。《墨子·非攻下》云:“入其国家边境,芟刈其禾稼,斩其树木,堕其城郭,以堙其沟池,攘夺其牲牷,燔溃其祖庙,刭杀其万民,覆其老弱,迁其重器”,《孟子·离娄》也称:“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云云,就是当时战争日趋激烈与残酷的形象写照。《孙子兵法》当然要反映这一时代特色,这就决定了孙武在战争问题上鲜明地提出慎战与备战并重的主张,换言之,“安国全军”是孙武战争观的基本主线。

   孙武对战争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孙子兵法》开宗明义就提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既然战争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头等大事,所以孙武多次告诫并提醒统治者,必须慎重对待战争,主张“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强调指出:“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对于那种缺乏政治目标和战略价值而轻启战端的愚蠢做法,孙武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火攻篇》)并要求战场指挥员做到“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地形篇》)。所以,如果按孙子“慎战与重战至上”的战争观念这一内在逻辑主线,那么,“十三篇”始于“兵者,国之大事”,而终于“安国全军之道”,以“重战”和“慎战”为全书之核心宗旨以贯穿于全书,也完全可以成立,它遂使《孙子兵法》全书“譬若率然”之势得以毫无滞涩,通贯融会。

   很显然,无论是传世本始于《计篇》,终于《用间篇》;抑或竹简本始于《计篇》,迄于《火攻篇》,均是各有理据,可以成立的。其区别在于传世本的篇次结构序列设计,更注重于按用兵制胜的要领与方法加以逻辑展开,即以战争规律性为立足点;而竹简本的篇次结构序列排比,尤其注重于“兵凶战危”的宗旨与原则,在此基础上再加以逻辑展开,即以战争价值观为出发点。前者,关心的是战争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后者,考虑的是战争理念上的永恒合理性与崇高合法性。概括地讲,是前者侧重和倡导“或然”,后者推崇和张扬“必然”。但由于核心价值规范着事物的本质属性,具有根本的指标性意义,因此,竹简本有关“十三篇”的篇次排序,似乎更接近孙子撰写兵书的本意,更有其合法性。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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