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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子木:十八世纪理学官僚的论学与事功

更新时间:2020-07-06 15:55:32
作者: 马子木  

   摘    要:

   所谓“理学官僚”是指一以贯之地讲求理学, 并以理学之践履指导仕宦、治家与修身等诸多方面的官员。18世纪的理学官僚在政治与学术上相当活跃, 且论学过从甚密。其经济之道根植于系统性的理学道德践履, 旨在树立一种基于朱子学的教化与治理模式, 由道德修为而进之于实学, 由实学而发之于实政。另方面, 理学官僚采取一种较为缓和的实用主义态度审视门户异同之争, 在推重阳明事功的同时, 得以重新评价阳明学术的遗产。此种态度亦影响到理学官僚整理本朝学统的工作, 涵括气节与事功的实行成为去取的标准, 以期构筑复线、多元的学术谱系。随着道统解释权向皇帝的转移, 士大夫“格君心”的空间日渐缩小, 尹嘉铨奏父从祀案实为皇帝与理学传统的冲突, 清高宗藉此重申其作为事实与价值判断最终权威的形象。理学官僚虽称“致君”, 然而在皇权压力下, 其所行之道仍不免归于“化民成俗”。

   关键词:理学官僚; 清高宗; 朱子学; 尹嘉铨;

  

   在清末民初渐次形成的清学史叙述中, 理学官僚并非正面的形象。刘师培便讥魏裔介、李光地等“尤工邪佞, 鬻道于虏, 炫宠弋荣”, 更批评尊朱之臣“曲学阿世, 咸借考亭以自饰”。1梁启超亦以熊赐履等“以名臣兼名儒”者为“乡愿”, 訾为“假道学”。2这些论述的影响实不容小觑, 作为群体的“理学官僚”在此后数十年的思想史书写中大多缺席。1980年代以降, 方有学者自“理学与政治”的角度重新检视清初理学官僚群体。3针对理学官僚的个案研究, 无论是治绩或思想方面, 均不乏论著涉及。4然而, 上述研究的断限皆在康熙朝, 甚至仅涉及康熙前中期。18世纪的情况如何?理学官僚在康熙朝以降是否便不复存在, 理学是否经考据学的冲击而黯淡无光?长期以来, 清初与晚清作为清代理学的“两极”而受到学者的重视, 而18世纪的理学作为两者的过渡阶段, 在学术史中却处于边缘位置。晚近的研究虽有所突破, 5但在思想之外, 18世纪理学的政治意义仍未见论及。

   从最宽泛的层面而言, 理学官僚即宗奉程朱或陆王学术的官员。理学是清代政权意识形态的底色之一, 凡经科举进身的士人, 对理学的基本义理自不会陌生, 所谓“宗奉”是指一以贯之地讲求理学, 特别是程朱理学, 并以之作为道德与政治实践的根本指导, 影响至仕宦、治家与修身等诸多方面。其中较著者如年辈稍长的朱轼 (1665—1736) 、沈近思 (1671—1727) 、蔡世远 (1682—1733) 以及活跃于乾隆朝的尹会一 (1691—1748) 、陈宏谋 (1696—1771) 、雷鋐 (1697—1760) 等人, 他们并未形成建制化的学派, 但通过师生、同年、同僚等社会关系构成一个旨趣相近的论学、为政网络。本文旨趣并非阐明理学官僚的思想或18世纪心性之学的发展, 而是基于理学官僚的视角, 考察其对道德教化、事功、朱陆异同等问题的看法, 试图回答的是, 在理学官僚看来, 理学如何能实现一种更好的地方治理, 而他们又应如何建构学统, 将自身安置于本朝“正学”的框架之中。这或可于理解盛清时期政治与学术的交错以及18世纪朱子学的新发展有所助益, 并为重审18世纪之于清代思想史的意义提供新的思考。

  

   一、实学与实政

  

   经济之学或经世之学与儒家传统中的外王追求密切相关, 宋明理学也并不排斥这一概念。6清初学者具有强烈的经世倾向, 嘉道以降的经世之学更为学者所瞩目, 而其间百余年似乏善可陈。黄克武首先将乾隆晚期的陆燿视作与清初经世诸儒一脉相承的学者, 代表了宋明以来理学精神的“外转”。7罗威廉则注意到北方儒学, 特别是关学对陈宏谋经世倾向的影响。8凡此都说明经世的传统在18世纪并未中断, 对于思考理学与经世的关系颇有启发。从18世纪理学官僚的群体来看, 具有类似倾向的官员并不止陆燿、陈宏谋而已, 其所谓的“经济”、“事业”, 亦未尝局限于行政技艺的层面, 而是基于心性之学、以化民成俗为重心的“实政”。9

   (一) 清初的实学倾向

   清学的展开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晚明东林学术, 自然也继承了后者避虚就实的倾向, 但其中意味已渐转变, 钱穆观察到“其后世变相乘, 学者随时消息, 相率以‘实学’为标榜, 而实行顾非所重”。在钱穆看来, 实行当首推东林诸君子“坚持于牢狱刀绳”, 而康雍乾嘉之学“主张于庙堂, 鼓吹于鸿博, 而播扬于翰林诸学士”, 与之自不相同。10清初学者提倡躬行者甚多, 有学者将其内涵归结为“弘扬儒学”与“济世救民”, 11而这事实上反映了偏重心性与经济的两种不同路向。

   清初学者在反思王学流弊的同时, 也开始重审东林学术, 批评东林诸子并非纯粹正学。如张履祥虽肯定他们“辟邪崇正”之功, 但也指责其“不脱禅家脉络”;12陆陇其的批评更为严厉, “名为救阳明之失, 而实不能脱阳明之范围, 其于朱子家法亦尽破坏”。13在此情形下, 学者自然更多措意于以实行的工夫辨明正学。自诩“生平循守章句”的熊赐履便注意到当世学者“未免为浮情矜气所累”, “此处能打叠净尽, 日用工夫不患不近里著己”, 至于天文、礼制、河渠、乐律之类实用性知识, “固当考究精详、务裨实用”, 但“其吃紧切要处尚不在于此”。14而在陆陇其看来, 实行是对义理与道德准则的践履, 需要“实体之身心”、“实验之人情事变”, 15实行又来自实学的积累, “以实学去做实行, 方得为宇宙间全人”。16因此, 清初诸儒讲论“实学”时, 一定程度上是出自工夫论的立场, 针对晚明学术之驳杂而言, 旨在下学上达, 亦即是“从日用伦常躬行实践”, 以“体验天命流行”, 与圣贤“默相契会”。17

   实学的经济面向与儒学的治平追求并未沉寂。在清初理学与政治的交涉中, 一个不可忽视的动向即是康熙朝的“理学真伪论”。从康熙朝的政争来看, “理学真伪”事实上是圣祖用以打击汉官的手段, 魏象枢、熊赐履等“理学名臣”均不免受到圣祖“伪道学”的批评。18仅从义理的层面而言, 圣祖所谓“真理学”是指“口虽不讲, 而行事皆与道理吻合”之人, 19他曾举两江总督于成龙为例, “其人素不讲学, 并无理学之名, 然居官廉介、始终一节, 朕意如此方是真理学, 若徒事空谈, 实行不副, 如何令人心服?”20圣祖所谓之“行”, 有伦常与道德准则践履方面的意义, 然而因训诫对象皆是廷臣, “行”也必然包括国家治理的层面, “本之日用彝伦, 措之经纶事业”。21此种论述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乾隆初期。乾隆七年 (1742) , 素负理学名望的两江总督德沛因治河不力受到高宗的训饬:“若不勤理政务, 实力拯救灾黎, 而空谈道学, 实属无益也。”22山西按察使张之浚的经历颇可说明高宗早年对理学与实行的态度。乾隆十六年闰五月, 张氏以所辑《治平纲目》二十四疏进呈御览。此书抄撮前代名臣奏议而成, 高宗阅后大为不满, 将张氏降为道员, 并谕以“为治之要, 惟在体以实心, 措以实政”, “儒先之格言, 苟不能见之躬行, 虽日取六经、性理之书而庄诵之, 时时布之诏令, 宣示臣民, 其于实政何裨, 况区区肤浅支离之瞽说乎?”对于部院各官及督抚藩臬而言, 躬行即是“民生吏治, 职有应为者”, 若“以剽窃空言相尚”, 必致“贻误官守”。23是年四月, 高宗于江宁行在考试江南士子, 题目便是“理学真伪论”, 从对张之浚的处置来看, 高宗的评判标准昭然可见。

   (二) 教化与为政

   清初有关理学与躬行的议论正是18世纪理学官僚实学与实政思想的渊源, 其思辨的逻辑亦一脉相承。必须指出的是, 并非彼时恪尊程朱的官员皆具备这种思想倾向, 如张之浚辈亦非鲜见, 但本文论及的人物个案, 其官阶或学术均显耀于当世, 用之代表一时的学术趋向当无疑义。

   在不谙理学之人看来, 理学学者大多迂阔不切实用, 这一刻板的印象颇为流行。雍乾之际的蔡世远便对此种“俗儒”的议论愤愤不平, “犹夏虫不可语于冰”, 在他看来, 学问是否切于实用端在是否有本, 无本之学无用于世, 而“有本之学, 其根沃者其叶茂, 本圣贤所以出治者, 发而见之事业, 是则莫大之经济也”。24儒者之学, 发而为经济之道, 学问之优劣实关系到居官治民的成绩, “有学术而后有治功, 学术陋则治功卑, 出宰州县则为俗吏, 入为卿士则如赘疣”。25至于如何培育学术, 则有赖于对性命之学的反躬体悟, “治术关于学术, 经济通于性命”。26

   对于宗奉朱子学的官僚而言, 个人道德、学问与事功是次第实现的, 缺一不可, 且次序不可紊乱。如仅崇事功而不顾道德修为, 则未免陷入功利主义, 甚且背离儒学正统。张伯行 (1651—1725) 对颜李学术“以事功为首”有相当严厉的指责, 称之为“大乱天下之道”。27方苞 (1668—1749) 也批评李塨之学不由用敬, 因此其“发于身心、施于天下国家者, 不能曲得其次序”。28相较之下, 更令他们担忧的是读书人不务经纶世务, 沈近思便意识到“近来士子以博一青衫为满足, 殊不知人生天地间, 致君泽民, 建功立德, 有许多大事业”。29学问与事功间的隔膜来自士人心之不正、意之不诚。康熙末年以来, 朝廷之上朱学风气甚胜, 时人自觉生逢“斯道昌隆之会”。30然而程朱之学既关系功令, 为求中第而研习者不乏其人, 尹会一记其某同年曾对孙嘉淦之讲理学大加讥评, 谓“正心诚意之谈, 徒为欺罔后学, 制艺取士, 只须精于时文, 弋取科第, 便是显亲扬名之效”, 虔敬朱学的尹氏则辩称“不正心、不诚意, 即不可以为人”。31同时, 士人耽于制艺、文词, 缺乏经纶世务的知识, 也引起理学官僚的不安。张伯行在训示紫阳书院诸生时特别标举“凡用世之道, 学者所宜深究”一条, 批评当世学者“时艺之外, 茫然无知”。32以制艺应试无可厚非, 出尹会一门下的杨锡绂辩解称, 如汤斌等理学名臣“何尝不为举业”, 但制艺需以“圣贤之道”为根底, 如此“事业、文章俱可不朽”, 33制艺文字本身则如沈近思所言, 不过为“学问之绪余”。34在理学官僚看来, 徒尚文采的词章实属害道。陈宏谋便颇不满于翰林中“为诗词歌赋而读书者”, 翰林词臣讲求的应是“经世服物之学”, 35翰林本为储才之地, “兵农礼乐皆才也”, “若风云月露之章, 冠冕堂皇之句, 粉饰徒多, 无裨世事, 组织虽巧, 何益身心?”36

   理学官僚对当世理学内部的情状亦不甚满意。沈近思批评空谈理学之辈“读书而不思见之实事, 不独诗文无用, 即终日高谈理学, 于自己有甚交涉”。37孙嘉淦 (1683—1753) 则有感于程朱学者不能读书, 徒务门户之争, 以致失却朱子学真义, 其任国子监祭酒时训诫诸生云:

   程朱之书, 详言格物, 独得孔子之传以惠后学。而今日学者之流弊, 则非程朱所及料也。漫无志于天下国家之大, 亦并忘其耳目手足之官。讥释氏之不能诚意, 并其正心而失之。讥子静之不能致知, 并其诚意而失之。讥阳明之不能格物, 并其致知而失之。名为守程朱之学, 并其格物而失之。38

   陈宏谋亦不满讲理学之人往往“拾沈空虚, 濡足迂腐”, “求一言之有用于世而不可得”。39因此, 理学官僚所提倡的经济、事业, 不仅限于治术层面, 而是依循“道德—学问—经济”的渐进顺序, 试图建立一种基于朱子学的教化与治理模式。

按照此种由内及外的逻辑, 政治清明的起点应在于个人道德的改善与义理之学的醇正, 具体言之便是以礼为标准约束自我行为、践履道德准则。周启荣注意到晚明以来儒学内部形成“净化主义” (purism) 和“礼教主义” (ritualism) 两种潮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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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 Historical Research 2019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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