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方朝晖:从文化心理结构反思"五四"

更新时间:2020-07-06 14:25:31
作者: 方朝晖 (进入专栏)  

  

   "五四"运动给我们提出的一个最深刻的问题是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一直到今天为止,中国的现代性还是没有找到自己的恰当定位,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对于中国文化的深层心理结构了解不够深刻。换言之,我们对自己文化的理解还是不够深。导致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之一,与对西方自由主义的理想化接受有关。20世纪以来中国人从自由主义那里学到了什么?他们学到了的东西有的好、有的坏,但我认为其中最坏的东西之一就是制度决定论(甚至是政体决定论)。

  

   迄今为止,历史的教训依然不能使很多人清醒过来,依然深深地迷恋着某种理想的、来自于西方的社会制度。事实上,在人类任何一个文化当中植入一种制度的前提是要认识到,这个文化的心理基础是否真的适合于它。尽管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土壤都可能变化,不可能一成不变;但是我们如果不是从哲学建构的立场,而是基于纯经验的判断和分析,即可发现,文化心理基础有时是非常强固、最难动摇的。这不是说文化心理的所有层面都难以改变,而是指有些方面,比如在此岸取向、关系本位和团体主义这三个方面,迄今为止中国文化与三千多年前没有大的变化。

  

  

   我曾多次指出,过去三千年多年来,中国文化建筑在一个基本预设——此岸取向的基础上,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关系本位团体主义的文化心理结构。这是我们今天理解中国现代性的重要前提,也是本文反思"五四"的主要视角。

  

   (1)此岸取向,认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是真实而唯一的,对于死后生命是否继续存在持不确定立场。数千年来,中国人以"天地"为最大,一切生命,无论是活着的还是死了的,都逃脱不了天地的范围。至于天地之外是否有天地,六合之外是否有六合,中国人非但存而不论,实际上并不相信。正因为"法象莫大乎天地",故"与天地准"、"弥纶天地之道"就成了最高学问。(《易·系辞》)此后,孟子欲"与天地同流"(《孟子·尽心上》),董仲舒欲"以天之端,正王之政"(《春秋繁露·玉英》),张载则欲"为天地立心"。因此,一切的学问探索,一切的人生追求,都以天地为最后归宿。

  

   人们也许会说,中国人不是也十分重视道、天道、天理等所谓"形而上"的超越存在吗?诚然,中国人当然有超越日常经验、实现精神不朽的终极价值。但这种价值从根本上讲是属于此岸、服务于此世的。中国人并不会在"这个世界"之外去寻找"道",他们所谓"道"本指此岸世界的正确道路,或者说,是为了引导人们行走于此岸。《庄子·知北游》中如下一段话极能说明"道"不离此岸:

  

   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

   庄子曰:"无所不在。"

   东郭子曰:"期而后可?"

   庄子曰:"在蝼蚁。"

   曰:"何其下邪?"

   曰:"在稊稗。"

   曰:"何其愈下邪?"

   曰:"在瓦甓。"

   曰:"何其愈甚邪?"

   曰:"在屎溺。"

  

   此外,《中庸》也极论"道不远人",所谓"道不远人",实指"道"之所以为"道",是因为它代表了人伦日用常行所当遵行的道路。故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

  

   此岸取向导致了中国人早在先秦就形成了绵延几千年的天道观,导致中国人以"天人合一"为最高理想。因为中国人的世界只有"这一个",所以最担心的就是这个独一无二的世界不安宁、不太平,因为这是他们安全感的终极保证。也正因如此,他们不仅在信仰上追求天人合一,也在世务中崇尚天下一家,在政治上向往九州大同。由于世界只有"这一个",人们对这个世界纷扰混乱的担忧极为强烈,所以诸子百家皆以治国平天下为宗旨,即所谓"皆务于为治"(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像公孙龙子、惠施等人那样关注一些抽象、无关乎实用的思辨问题,在中国文化中就发达不起来。

  

   作为中国文化之前提预设的"此岸取向",在《易经》的"阴阳之道"以及五帝的"绝地天通"中已经成型,在十三经及先秦诸子处则得到了清晰淋漓的展现。它实际上规定了中国文化后来两千年多的基本路径。它的独特之处,只有通过与希腊文化、犹太-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印度文化进行对比才能得到很好的理解。而它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可通过其所造就的关系本位而非个人本位、团体主义而非个人主义等得到理解。

  

   (2)关系本位。由于中国人的世界只有"这一个",由于死后生命形态不够确定,导致中国人以此生此世为人生最高目标;于是,应对人在此世所遭遇的关系和处境,成为每个人或集体的主要任务(关系本位也可理解为处境本位)。在人遭遇的所有关系中,人伦关系最为基本,而人伦关系以人情和面子为基本机制。面子是正常交往的底线,人情是积极交往的动力。数千年来,在人情和面子的基础上安顿人伦,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和政治事业中最重要的任务,此即《中庸》所谓"五达道"。

  

   关于中国文化的关系本位(或称关系主义),目前已经有大量人类学、文化学、心理学学者及成果,给我们提供了大量丰富的材料和启示。

  

   关系本位决定了中国人的关系世界呈现出亲疏、远近、内外有别的"差序格局"(费孝通语)。由此可以解释为何梁启超说儒家一切道德皆以私德为基础、为何五伦三纲成为社会安定的基础、为何礼大于法成为中国制度的需求、为何儒家会在中国长盛不衰、为何儒道释互补成为中国人信仰世界的主流,等等。

  

   关系本位重视人与人以"血气心知之性"(〈乐记〉)为基础的心灵感通与心心相映,与个人主义主张人与人相互独立、灵魂属于彼岸、生命不属于也不能交给任何世人或集体等完全不同。个人主义是西方现代政治及社会制度的基础,是西方民主、法治得以良好运行的文化心理土壤,但这一土壤在中国文化并不深厚。

  

   (3)团体主义。由于"天道远、人道迩"(《左传·昭公十八年》),天道、天理无法对终极救赎给予明确的承诺和绝对的保证,中国人觉得在世俗生活中能够实实在在给自己带来安全感的东西,要么是私人关系,要么就是由私人关系构成的亲近团体。亲近团体(primary groups)乃是关系的另一种形式,通常由共同血缘、身份、家乡、工作等因素构成。中国人需要在这种关系性亲近团体中找到安全感。这在文化心理学上称为文化团体主义(collectivism)。

  

   自从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由于欧洲学者Geert Hofstede的开创,以及后来以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心理学家H. C. Triandis及其一大批弟子或同道(如 Kwok Leung, M. H. Bond, etc.)跟进,人们对文化团体主义经过多年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一大批成果。其中Hofstede甚至将世界各国的团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指数量化,构成了一个系统的数据库。 大抵来说,我认为文化团体主义将以所在集体为个人安全感的主要来源,个人自我归属感也落脚于集体或团体;而个人主义正好相反,以个人自身为人生安全感的主要寄托,个人自我归属感也落脚于个人而非集体或团体。

  

   中国文化中的团体主义导致中国人的世界里盛行圈子意识、地方主义、小团体主义和帮派主义,也塑造了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这种关系性团体在中国古代被称为"同党"而加以批评,因为它容易演变成无理性的情绪化争斗,从而断送公道和正义。这种团体主义,是与费孝通所谓的西方文化的"团体格局"完全不同的。后者以个人本位为基础、以自愿性契约为前提,因而个人不需要将自己的生命整个地交给任何团体或组织。相反,个人退出团体以及不受所在团体(包括国家、组织、单位等)约束的自由被视为至关重要。

  

   可以说,家族主义所以在中国文化中兴盛,正因为中国人在差序格局基础上更能接受"爱有差等"的社会组织方式,以及与此相应的团体生活。中国式团体主义对于我们理解为何西式民主在中国文化中遇到了巨大障碍、容易变质变味,提供了极有意义的视角。

  


   鸦片战争180年来,中国的家族制度、社会结构、经济体制已天翻地覆;现在我要问:这些重大变化动摇了中国文化的上述三重深层结构了吗?我的回答是没有。

  

   "五四运动"100年来,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文化视野、世界处境已今非昔比;但是我要问:这些重要改变意味着中国人能在民主、自由 、法治中安身了吗?我的回答是不然。

  

   只有从上述三重文化心理结构出发,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千年有效的制度和价值。只要文化的深层结构没有改变,其主流价值和最有效的制度形式也难以改变。这不是说我们今天不需要学习西方制度和价值,而是要认清什么是中国文化中最有效的制度和价值。虽然今天的中国文化、中国社会已与古代迥然不同,我们不可能、也无需完全回归古代政治及制度,不可能、也无需完全照搬古人价值及生活,但我们必须正视前述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及其在塑造一个民族或一种文化的制度和价值方面无与伦比的作用。

  

民主、自由当然是好东西,当然有普世价值。不过,我们要清楚,普世价值不等于核心价值。民主、自由在西方是核心价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1977.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